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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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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识别工作。因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从1953年起，为了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民族识别被提到了日程上，由中央及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调查研究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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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的初步调查研究，要求能基本上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它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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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需要进行识别的有下列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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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些汉人迁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汉族的特点，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以当地其他人称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了上来，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例如，云南的蔗园、广东的疍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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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解放后，有人要求被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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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经不愿表明和汉人有区别，其中又有一部分民族上层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被他们统治过的少数民族看来，他们是和汉人一样的，解放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例如，湖南西部的土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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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分散，各自迁移。在迁移过程中，有些又和汉人接触，受到较深的影响，改变了语言，本民族的特点已不显著，经济上和汉人已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和汉人相混，自认是少数民族。例如，福建、浙江等省的畲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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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各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所以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例如，广西的布壮，云南的布沙、布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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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些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各部分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但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如四川、云南旧称的“西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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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些民族集团分散在很广的地域内，形成许多不相连接的聚居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既有相似处又有较大的差别，长期以来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又自认是同一民族，如苗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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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些民族内部对于该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如东北的达斡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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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复杂情况表明了我国民族情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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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远的且不说，自从秦代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来，各族在相互接触、交流中经历着兴衰、消长、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满族的巨大变化是我们这几代人亲自看到的现实。故宫和颐和园匾额上的满文，现今满族的游客中已很少人能认识了。尽管满族的民族特征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依然很坚决地自认是满人。解放初期全国自报满族的人有二百四十万，比起满族进关时人口增加了几十倍。翻开历史，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比如匈奴人、契丹人，很久以来连遗裔的着落都不清楚了。历史长，变化多，源流复杂，没有清理，许多疑难情况也就不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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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特点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由于交流掺杂、你去我来，加上各区地形的特点，我国各民族分别形成了万花筒式的大大小小的聚居区，相互穿插地分布在千山万水间。内蒙古、新疆那一片大草原，西通中亚细亚，历来是骑马民族奔驰的广场。草原东端兴起过多少震动过世界的民族，其后裔至今还远布东欧。长江、黄河流域这片广阔平原上，原来众多的民族集团在几千年里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称过华族、后来又称为汉族的民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已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它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青藏高原上历史悠久的藏族，高居世界屋脊，习惯于高原气候，遍布在这超过祖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它也包罗了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成分，有些已经同化于藏族，也有些迄今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一些原有的特点，而在这个地区边缘居住的藏族也曾不断被融入其他民族之中。民族情况最复杂的是我国西南角的云贵高原，这里被高山深谷纵横地分隔成为一块块、一层层不同民族的聚居区。过去，有些偏僻之区颇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那里的居民可以世世代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过着多少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上面提到的解放初期四百多个登记的名称中，云南一省就占了二百六十多个。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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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解放初期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社会发展史。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在封建统治下，近百年中又在三座大山的高压下，社会发展受到阻碍。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一般是很不发达的，绝大多数民族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初期还滞留在初级封建的农奴制社会的有四百万人，还是奴隶社会的有一百万人，大约还有六十万人阶级分化尚不明显，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始公社所有制。我们的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文化不论高低，一律平等。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在东欧多民族国家里也存在着民族集团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而在接受西欧的“民族”概念时不得不用另外一些名词来指称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集团，如称原始社会的民族集团为“氏族”“部落”，称奴隶制及封建制社会的民族集团为“部族”，等等。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含义也有区别。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要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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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民族情况的这些特点，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从1953年起到1957年年初，中央派调查组分赴各地，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过本民族代表人物及群众的同意，明确了十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后又陆续明确了九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中有一个民族是1979年才予以确认的，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加上蒙、回、藏等历来被公认的民族，经中央公布的，包括汉族在内，一共有五十六个民族。但是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1）台湾及西藏东南部珞渝和察隅等一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尚有待将来实地调查后才能识别；（2）一些解放初期已经提出的民族名称，如云南的苦聪人等，至今还没有做出识别的结论；（3）对过去决定的族别还有需要重新审定的，如四川的“平武藏人”等。而且，还应当看到，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民族识别工作也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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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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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怎样进行民族识别，我在下面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识别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例子是识别是单一的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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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个例子，贵州穿青人是不是汉族的识别经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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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央派遣访问团到贵州，接触到的自报的民族单位有三十多个，其中大约有十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和汉人基本相同，但受到当地汉人歧视，不愿和汉族合为一族，要求以少数民族待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二十多万，其他大多在二三万人，也有只有几千人的。为了解决他们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中央派调查组于1955年进行了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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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要求被认为少数民族的理由是：他们过去有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称“老辈子话”，他们基本上都住在乡间，形成一大片村子，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妇女穿大袖滚花上衣、梳三把头，不裹脚，出嫁不坐轿，这些都和当地汉人不同。当地汉人称他们“穿青”，他们称当地汉人“穿蓝”，解放前青蓝对立，青受歧视。解放后，穿蓝都登记是汉族，穿青就不愿意也登记汉族，怕吃亏。承认是少数民族可以受政府照顾，不会再受穿蓝的气。但是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上形容词，翻译出来是“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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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听来，穿青人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几方面似乎都有特点，可能有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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