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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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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怎样进行民族识别，我在下面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识别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例子是识别是单一的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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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个例子，贵州穿青人是不是汉族的识别经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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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央派遣访问团到贵州，接触到的自报的民族单位有三十多个，其中大约有十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和汉人基本相同，但受到当地汉人歧视，不愿和汉族合为一族，要求以少数民族待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二十多万，其他大多在二三万人，也有只有几千人的。为了解决他们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中央派调查组于1955年进行了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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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要求被认为少数民族的理由是：他们过去有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称“老辈子话”，他们基本上都住在乡间，形成一大片村子，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妇女穿大袖滚花上衣、梳三把头，不裹脚，出嫁不坐轿，这些都和当地汉人不同。当地汉人称他们“穿青”，他们称当地汉人“穿蓝”，解放前青蓝对立，青受歧视。解放后，穿蓝都登记是汉族，穿青就不愿意也登记汉族，怕吃亏。承认是少数民族可以受政府照顾，不会再受穿蓝的气。但是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上形容词，翻译出来是“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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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听来，穿青人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几方面似乎都有特点，可能有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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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识别工作首先从语言入手。当前穿青人都说贵州通行的汉语，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分析“老辈子话”的结果，它完全是汉语，并没有其他民族语言的痕迹，但它和贵州通行的汉语确有区别，是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又不是从贵州通行的汉语演变来的，而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看来，穿青人并不是在贵州学会这种方言，而可能是进入贵州时就说这种方言的，到了五六十年前才普遍学会现在贵州通行的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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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析并不能得出穿青人是汉族一部分的结论，因为使用汉语并不一定是汉族。尽管如此，语言分析毕竟提供了穿青人来历的线索，他们是早期从贵州以东诸邻省进入的移民，这是和地方志书、穿青人的家谱、墓地的碑记、文物上的记录、民间的传说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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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穿青人是否已经形成单一民族，还必须研究他们在这地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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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1381年）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经过贵州，随后即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江西而来被迫随军服役的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聚居在今贵州的清镇一带，正是当时彝族聚居的水西地区的边缘，也是汉人势力的前线。随军服役的人在明代称“民家”，有别于有军籍的“军家”。军家配给土地，而民家须向彝族讨地，当佃户，受剥削，社会身份低。但是因为在汉人军队的左近，并没有淹没在彝族的势力之下；又因他们在经济文化上比当地彝族为先进，也没有被彝族同化，保持了原有的民族特点。明末，彝族土司势力被削弱后，民家向西深入水西腹地现织金、纳雍地方。清初改土归流，政治上汉族取得了该地方的统治权，移入的人更多，形成了汉族移民的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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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批移民同时和以后，不断有许多外来的汉人，其中有做官的或经商的，在这地区落籍，大多住在城市和街场。因此，在这地区有来路不同的两部分汉人，各有其不同的地方性特点。早期移民集团的后人被称为穿青，后来的其他汉人被称为穿蓝。后者住在城街，政治经济地位较优，看不起曾是彝族佃客、僻居乡间、从事农作的穿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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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蓝、穿青在早期和彝族土司及改土归流后的残余土司势力做斗争时是联合的，青蓝矛盾不突出。在随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中，蓝占优势。咸同年代农民运动中有穿青人的农民领袖，而地主阵营中却以穿蓝为主。清末民初，国内民族市场形成，破坏了这地区割据性经济，现代商业势力开始进入，而这新兴经济的领导势力几乎完全被穿蓝所独占，和外界缺乏联系的穿青人受到排斥。在地方经济中，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穿青地主不甘心在新兴的经济形势中被压倒和淘汰，青蓝上层之间发生了显著的矛盾。穿青上层利用移民集团内部传统的乡土感情，和穿青农民对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情绪，以反对受歧视为口号，鼓动起青蓝斗争。从那时起到解放止这一段时间中，穿青聚居区的各街场上曾不断发生大小规模的局部械斗。青蓝伤了感情，产生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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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和国内民族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穿青人在生活各方面也密切和其他汉人发生联系。他们传统的地方性特点逐渐消失。近五六十年来，在语言、服饰、风俗上已和其他汉人趋于一致。青蓝界线在交通发达地区，即聚居区的边缘，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但在聚居区的腹地，尤其是偏僻山区，青蓝在政治、经济上差距显著，穿青人还是受到歧视。这时期的变化表明了包括青蓝双方在内的汉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进一步的统一化，反过来也表明了穿青人原是汉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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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查所了解的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中的一部分，自从进入贵州之后并没有和汉族隔离，并没有独立发展为一个民族。他们所提出的特点是汉族内部早期地方性的特点。青蓝矛盾是在汉族内部地方性差别的基础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在汉族向现代民族发展过程中已在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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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认为穿青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为了加强地方上青蓝两部分汉人的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逐步缩小青蓝的差距，从根本上消除青蓝在心理上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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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东北达斡尔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识别经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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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1953年一共约五万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嫩江及其支流的两岸，少数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还有一千多人在新疆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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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人的族别问题很早就引起注意，而且有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达斡尔人是不是蒙古人？早年一般多采用族源来决定族别，所以族别的争论也集中在族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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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有关达斡尔人族源的各家说法都进行了分析，但认为都没有可以做出定论的充分根据。从这场争论所提出的资料中，只能看到达斡尔人在历史上同黑龙江地区先后出现过的属于蒙古语族的和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许多古代民族都有过关系。但在有可靠的记载以来的四百五十年中，他们主要接触的民族是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索伦人（今称鄂温克人）和满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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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现在达斡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却是蒙古语族的一支。它和现今的蒙语是有区别的，语言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从语言来推测，达斡尔人的祖先可能是古蒙古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另一种人在某一时期接受了古蒙古语。这个族源问题不妨留着继续研究。和我们当前民族识别有关的是这些曾经说蒙古语的达斡尔人是怎样走上发展独立语言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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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六世纪初，有一部分达斡尔人聚居在黑龙江东边的支流精奇里江畔。十七世纪初年最集中的聚居区还是在精奇里江中游以下、黑龙江自漠河县对岸以东的区域。明末清初，石勒克河向西南以至尼布楚一带还有达斡尔人，俄国对这地区的历史名称“达呼里亚”反映了这一史实。这时，达斡尔聚居区的东方是说通古斯-满语的各族，西方和布里亚特蒙古人为邻。帝俄势力从西伯利亚向东扩张，1643～1646年探查黑龙江的侦察队在精奇里江流域遇到了达斡尔人。达斡尔人跟帝俄的侵略者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斗争，直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才告一段落。在反抗帝俄侵略的斗争中，达斡尔人、索伦人一起被迫放弃了在黑龙江以北的原聚居区——一方面也由于清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南迁到嫩江西岸。三百年前发生的这次迁移对达斡尔民族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嫩江聚居区的西南在明末清初是科尔沁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同达斡尔人的关系并不友好。达斡尔人南迁嫩江流域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增加本区的兵力和军粮供应，把达斡尔人（和索伦人）编入八旗，强迫他们“披甲驻防”。他们和蒙古族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关系更形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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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说明，不论达斡尔人和蒙古人在族源上是否相同，至少在有史料可考的四百五十年中达斡尔人是生活在和蒙古族分开的聚居区里，关系是疏远的。和他们密切相处的是说通古斯-满语的索伦人，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主要是说通古斯-满语的满人。这种历史条件使他们一方面分离于蒙古族，在语言上已产生了独立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尽管处在讲通古斯-满语的各民族的包围之中，却并没有同化于周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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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斡尔人的历史分析，可以认为他们经过这段历史已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但是为什么在东北的达斡尔人中出现达斡尔是蒙古族一部分的论调呢？这也应当从历史过程中去理解。清代，达斡尔人被编入八旗后，部分上层紧密依附于满族统治集团，又由于他们在八旗中文化较高，不少人取得了显赫的地位。辛亥革命后，这些达斡尔人失去了政治支持，在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自己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民国初年开始有达蒙结合运动，不少关于达斡尔人是蒙古族的论调就是这时出现的。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入侵蒙古做准备，拉拢这些达斡尔上层，并在群众中散布这种论调，其影响一直到解放后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次民族识别工作对达斡尔人的历史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在统一达斡尔人对自己民族的正确认识上起了积极作用。达斡尔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结论得到了广大达斡尔人民的同意，族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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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出上面两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在我国复杂的民族情况里怎样进行民族识别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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