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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民族识别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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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密切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逐一进行识别，以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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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要提到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论断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些特征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形成了。所以在识别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时，不能不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遵循的原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解放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而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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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共同语言，这是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而究竟是使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还是借用他族语言则是次要的。在现实识别工作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的情况；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2]例如，景颇族各支系主要使用两种语言，通过语言分析说明景颇各支系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此外，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语言就不称其为民族，这是前提，但识别工作的实践证明，不能单独地依据语言学分析来确定他们的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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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也是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文化传统也常常在这种共同的生存背景中形成。例如，大至壮族、傣族，小至西双版纳攸乐山的基诺族，都分别占据一定的地域。我们也重视了我国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等多种原因，产生了交错杂居的特点。例如，我国崩龙族[3]有很多支系，有的还分布于中南半岛，他们在男女服饰上有直观的明显区别标志，语言略有差异，虽与坝区傣族以及景颇族等山地民族交错杂居，仍保持了自身的共同民族特点。不同民族交叉分布的大边际或小边际也大多是清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域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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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了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从而每个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特点十分显著。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错杂居在一起，经济虽不发达，但联系却很密切，因此很难具备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而是出现多民族共同的集市与经济中心。我们看到，杂居民族区的共同经济生活把不同民族联系到一起，却并没有消除它们各自的民族特点，因此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要素并非在任何一个民族地区都很显著。但在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密切注意杂居民族区的共同经济生活对各民族的社会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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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心理素质是各族人民社会经济生活和历史特点的反映，因为各民族所处的条件不同，就形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是通过民族的共同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一特点在民族识别中很重要，因为共同心理素质是客观存在的，在形成和维护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整体中起了巨大的聚合作用。在识别工作中，生产方式、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应注意考察。这些具有全民族性的、表现在文化上的特点，也就是区别其他民族精神或心理的因素。例如，苗、仡佬、布朗等族均是与其他民族杂居。在民族识别中，一方面要注意语言分析，又要考虑民族文化、习俗等方面，剖析哪些成分是本民族固有的，哪些是外族的影响，从而确定上述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各自的传统。我们看到外族影响是强烈的，但上述民族仍未与他民族融合，共同心理素质至今还起着维系本民族统一性的作用，各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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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上述四大民族特点并运用于民族识别工作中，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体现。然而这是不够的，还要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此外还要考虑体现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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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从主人”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代替各民族决定应不应该承认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是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以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或归属。“名从主人”就是说，族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在保持族称的科学性与本民族意愿发生矛盾时，应本着耐心说服的精神，使之真正懂得本民族特点与历史真面目，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判断与决定。这样既尊重了民族意愿又符合科学的客观依据，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慎重、稳妥，切不可草率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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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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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进行了几个阶段的工作，除首先确定彝族、白族、傣族、苗族、回族、佤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藏族和瑶族外，还识别了六十八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我仅举数例说明这项工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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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别工作中，我们遇到四种不同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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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确定为少数民族，但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是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支系）。如讲彝语的各单位人口多，当时有三百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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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云南的“土家”和“蒙化”两个单位该如何识别？据统计，“土家”有十七万人，“蒙化”有四万余人，它们分布在十几个县市。“蒙化”原是蒙化县“土家”向南迁徙的移民，因之汉族称他们为“蒙化”。我们选蒙化县的“土家”和景东县的“蒙化”为调查重点，根据一千多个词的比较，注意到“土家”语与“蒙化”语有百分之七十六相同相近；“土家”“蒙化”与罗罗（当地彝族）三个单位，在词汇上有些不同，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也基本相同。“土家”与“蒙化”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他们之间来往密切，且可通婚，都保留有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婚、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的特点，“土家”与“蒙化”都自称“迷撒拔”或“腊罗拔”，因此确定二者为一个单位，不能各自成为单一民族，而只是彝族的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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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随后第二阶段工作中又把“土家”（在第一阶段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已将“蒙化”纳入其内）再次作为对象调查。调查选点则改为漾濞等四县。这四个县的“土家”自称罗罗、“腊鲁”等，根据一千多个词的比较，其语言彼此相同相近的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且有明显的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也一致。这说明它们都是同一语言的一些方言，这些方言与第一阶段调查的“蒙化”“土家”语最接近，都是彝语方言。再以漾濞“土家”语同川、滇交界凉山彝语比较，在约九百个词中相同的占百分之五十六。永平“土家”语与凉山彝语比较，在九百多个词中相同相近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彼此有较明显的语言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也基本一致。因此更可以断定上述各地的“土家”语是彝语的一个方言。就语言以外的各特征来看，凉山彝族虽然保留彝族特征较多，但也不能视为唯一的标准，彝族的标准应是表现在彝族及其支系综合的共同特征上。彝族各支系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阶段上虽然不平衡，但社会组织与文化方面保留同姓不婚、共同祭祀远祖、亲属关系中重长支、房屋行幼子继承、姑舅表优先婚、夫兄弟婚、设小木人灵台、同庆火把节、行火葬、多神崇拜以及相似的巫师制度等都是彝族各支系共有的特征。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还调查了其他二十多个单位，结果是相近的，就一律确定为彝族支系，而非单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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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西南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在一千万以上。在识别工作中我们遇到云南文山专区的“侬”人（布侬），人口有二十万。侬语属壮傣语支中壮语南部方言。侬语与广西龙州壮语比较，语法结构大体相同，同声母与同韵母词占79%，大多有语音对应规律，因此侬语与龙州壮语只是方言上的差别。“侬”人自称与桂西壮族自称相同。讲壮语南部方言的另外三支——“天保”“黑衣”“隆安”，从族源上看，都是近代从广西各县逐渐迁移到云南富宁一带定居的，与上述侬语同一系属。“天保”自称“布侬”，“黑衣”自称“布雄”，“隆安”自称“侬安”，也与广西部分壮族自称相同，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传统与桂西壮族类似。上述三支系因老家在广西，与壮族来往密切，有强烈的共同民族心理感情。文山、麻栗坡、开远等县的“土佬”人语言与“侬”语结构大体相似，同源词占百分之八十。“土佬”人因历史发展条件不同及民族杂居影响，语言有了局部变化，如“侬”语保留有-P、-t、-K，“土佬”语已丢掉-P、-t、-K；“侬”语保留有-m、-n、-ŋ；“土佬”则完全失掉-m和丢掉-n、-ŋ的一部分而使其元音鼻化。但“土佬”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仍与“侬”人接近，如祭龙、不落夫家、崇拜与巫术都与壮族相同，而且“土佬”本身并无成为单一民族的要求。经调查分析、征求本族意见，我们确认以上涉及的五个支系以及云南的“沙”人等均作为支系而划归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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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如我们遇到称为“蔗园”的族体上报族称。“蔗园”人口不足一千，以种甘蔗为生。根据考察，“蔗园”实为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另有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些族体自报族称单位，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定它们是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中间的汉族移民团体，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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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如一九七九年国务院批准的基诺族是我们近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之一。基诺族人口一万余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攸乐山。清代文献有“攸乐”字样，即是今天的基诺族。基诺人无文字、无成文历史。他们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基诺、汉、傣、布朗同出一个大葫芦的神话。根据传说与巫师送魂路线分析，基诺人是从云南北部南迁到攸乐山的。基诺话属藏缅语族，语音结构接近彝语支，但语音、语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基诺人曼雅寨方言同景宏爱尼（哈尼）话百分之九十词不同，语法上同凉山彝语、丽江纳西语、怒江傈僳语、澜沧拉祜语均有差别。解放前男子头蓄发三撮，妇女穿短裙、戴大尖顶帽。干栏长屋曾住过一百余人的大家族。祖先崇拜与多神崇拜并存，行独木棺葬，巫术与草药并用。从历史传说、语言、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上看，基诺族是由云南北部向南迁的藏缅语族的一支，尽管他们受傣、汉文化影响，但直至解放前仍处于原始公社制后期发展阶段，他们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自身特点。基诺族老人们说：“从分天分地分界线时基诺人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兼顾本民族的意愿，基诺族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已成熟。现在，基诺族地区社会发展正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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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还有待进行识别工作。例如西藏南部的僜人和云南西双版纳南部的克木人，人口都不多，识别工作已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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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过去已被识别确定族属的民族单位，又重新提出民族识别要求。例如四川省平武县等地和甘肃文县等地的“平武藏人”（亦即“达布”人）提出要求自成单一民族，也需要进行识别工作，相信不久将来可获得圆满解决，于民族团结与进步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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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为此，解放后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未间断，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虽说是稳定的，但它毕竟是属于历史范畴，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族成分与族称确定，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个别已识别了的民族，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一步加以解决。总之，我国的民族学、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绝不是书斋式的、脱离实际的，而是与多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息息相关的，我国的学者正在为此目的辛勤工作着，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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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庄孔韶同志协助搜集整理原始调查资料，本所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施联朱副教授提供他最近进行的民族识别的经验并提出宝贵意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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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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