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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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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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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进行了几个阶段的工作，除首先确定彝族、白族、傣族、苗族、回族、佤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藏族和瑶族外，还识别了六十八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我仅举数例说明这项工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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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别工作中，我们遇到四种不同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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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确定为少数民族，但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是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支系）。如讲彝语的各单位人口多，当时有三百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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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云南的“土家”和“蒙化”两个单位该如何识别？据统计，“土家”有十七万人，“蒙化”有四万余人，它们分布在十几个县市。“蒙化”原是蒙化县“土家”向南迁徙的移民，因之汉族称他们为“蒙化”。我们选蒙化县的“土家”和景东县的“蒙化”为调查重点，根据一千多个词的比较，注意到“土家”语与“蒙化”语有百分之七十六相同相近；“土家”“蒙化”与罗罗（当地彝族）三个单位，在词汇上有些不同，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也基本相同。“土家”与“蒙化”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他们之间来往密切，且可通婚，都保留有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婚、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的特点，“土家”与“蒙化”都自称“迷撒拔”或“腊罗拔”，因此确定二者为一个单位，不能各自成为单一民族，而只是彝族的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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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随后第二阶段工作中又把“土家”（在第一阶段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已将“蒙化”纳入其内）再次作为对象调查。调查选点则改为漾濞等四县。这四个县的“土家”自称罗罗、“腊鲁”等，根据一千多个词的比较，其语言彼此相同相近的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且有明显的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也一致。这说明它们都是同一语言的一些方言，这些方言与第一阶段调查的“蒙化”“土家”语最接近，都是彝语方言。再以漾濞“土家”语同川、滇交界凉山彝语比较，在约九百个词中相同的占百分之五十六。永平“土家”语与凉山彝语比较，在九百多个词中相同相近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彼此有较明显的语言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也基本一致。因此更可以断定上述各地的“土家”语是彝语的一个方言。就语言以外的各特征来看，凉山彝族虽然保留彝族特征较多，但也不能视为唯一的标准，彝族的标准应是表现在彝族及其支系综合的共同特征上。彝族各支系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阶段上虽然不平衡，但社会组织与文化方面保留同姓不婚、共同祭祀远祖、亲属关系中重长支、房屋行幼子继承、姑舅表优先婚、夫兄弟婚、设小木人灵台、同庆火把节、行火葬、多神崇拜以及相似的巫师制度等都是彝族各支系共有的特征。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还调查了其他二十多个单位，结果是相近的，就一律确定为彝族支系，而非单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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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西南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在一千万以上。在识别工作中我们遇到云南文山专区的“侬”人（布侬），人口有二十万。侬语属壮傣语支中壮语南部方言。侬语与广西龙州壮语比较，语法结构大体相同，同声母与同韵母词占79%，大多有语音对应规律，因此侬语与龙州壮语只是方言上的差别。“侬”人自称与桂西壮族自称相同。讲壮语南部方言的另外三支——“天保”“黑衣”“隆安”，从族源上看，都是近代从广西各县逐渐迁移到云南富宁一带定居的，与上述侬语同一系属。“天保”自称“布侬”，“黑衣”自称“布雄”，“隆安”自称“侬安”，也与广西部分壮族自称相同，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传统与桂西壮族类似。上述三支系因老家在广西，与壮族来往密切，有强烈的共同民族心理感情。文山、麻栗坡、开远等县的“土佬”人语言与“侬”语结构大体相似，同源词占百分之八十。“土佬”人因历史发展条件不同及民族杂居影响，语言有了局部变化，如“侬”语保留有-P、-t、-K，“土佬”语已丢掉-P、-t、-K；“侬”语保留有-m、-n、-ŋ；“土佬”则完全失掉-m和丢掉-n、-ŋ的一部分而使其元音鼻化。但“土佬”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仍与“侬”人接近，如祭龙、不落夫家、崇拜与巫术都与壮族相同，而且“土佬”本身并无成为单一民族的要求。经调查分析、征求本族意见，我们确认以上涉及的五个支系以及云南的“沙”人等均作为支系而划归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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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如我们遇到称为“蔗园”的族体上报族称。“蔗园”人口不足一千，以种甘蔗为生。根据考察，“蔗园”实为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另有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些族体自报族称单位，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定它们是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中间的汉族移民团体，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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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如一九七九年国务院批准的基诺族是我们近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之一。基诺族人口一万余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攸乐山。清代文献有“攸乐”字样，即是今天的基诺族。基诺人无文字、无成文历史。他们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基诺、汉、傣、布朗同出一个大葫芦的神话。根据传说与巫师送魂路线分析，基诺人是从云南北部南迁到攸乐山的。基诺话属藏缅语族，语音结构接近彝语支，但语音、语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基诺人曼雅寨方言同景宏爱尼（哈尼）话百分之九十词不同，语法上同凉山彝语、丽江纳西语、怒江傈僳语、澜沧拉祜语均有差别。解放前男子头蓄发三撮，妇女穿短裙、戴大尖顶帽。干栏长屋曾住过一百余人的大家族。祖先崇拜与多神崇拜并存，行独木棺葬，巫术与草药并用。从历史传说、语言、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上看，基诺族是由云南北部向南迁的藏缅语族的一支，尽管他们受傣、汉文化影响，但直至解放前仍处于原始公社制后期发展阶段，他们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自身特点。基诺族老人们说：“从分天分地分界线时基诺人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兼顾本民族的意愿，基诺族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已成熟。现在，基诺族地区社会发展正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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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还有待进行识别工作。例如西藏南部的僜人和云南西双版纳南部的克木人，人口都不多，识别工作已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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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过去已被识别确定族属的民族单位，又重新提出民族识别要求。例如四川省平武县等地和甘肃文县等地的“平武藏人”（亦即“达布”人）提出要求自成单一民族，也需要进行识别工作，相信不久将来可获得圆满解决，于民族团结与进步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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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为此，解放后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未间断，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虽说是稳定的，但它毕竟是属于历史范畴，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族成分与族称确定，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个别已识别了的民族，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一步加以解决。总之，我国的民族学、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绝不是书斋式的、脱离实际的，而是与多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息息相关的，我国的学者正在为此目的辛勤工作着，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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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庄孔韶同志协助搜集整理原始调查资料，本所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施联朱副教授提供他最近进行的民族识别的经验并提出宝贵意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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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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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耀华（1910～2000），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其主要作品有《金翼》《凉山夷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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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我们工作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民族学工作者必须与语言学工作者密切配合，当年西南地区的识别调查研究就是由我领导的民族调查组与傅懋教授领导的语言调查组密切联合进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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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改为“德昂族”，1985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德昂族群众的要求，重新定名为“德昂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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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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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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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学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此，就需要对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再认识。进行这种再认识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统摄学科发展全貌，就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的长短得失做全景式的评说；另一种是从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出发，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本文拟采用后一种方法。我们选择民族识别作为考察对象。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科研活动的理论前提是对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概括，属于民族学理论的“硬核”，对于它在民族识别中接受检验的情况进行思考，必将引出对这一硬核的新的认识。第二，1953～1956年集中进行的民族识别，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科学研究活动。在识别之初，全国自报时民族名称有四百多个，需要一一甄别辨析。经过四年的集中工作，我们积累了各种民族存在样式的丰富材料，建立在这些材料之上的理论认识，具有最大限度排除认识片面性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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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识别的全面情况，费孝通、林耀华二教授已做了很好的总结[2]，这里不再重复。本文拟从对民族识别中的理论困难和如何从这种困难中走出的分析出发，讨论我国民族学今后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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