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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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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多少民族？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是含混不清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而实际上我国的民族又何止汉、满、蒙古、回、藏五族。这是由于在当时尚不具备彻底弄清我国民族构成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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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期，沿海沦陷，大批民族学者相继迁徙到内陆，尤其是在西北、西南等地，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并取得一定成绩，但离彻底弄清我国民族的构成情况仍有相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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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但这事先必须弄清我国的民族构成方能入手。在195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族别称谓有400多个，因此民族识别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民族识别的初步调查研究，要求能基本上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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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族别称谓达400多个，情况相当复杂，此后经过分析研究，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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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的称谓系泛称，比如历史上称中原以外四周各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泛称仍然存在。如贵州将少数民族均称为“苗”，其中又有“仲家苗”（布依）、“侗家苗”（侗族）、“水家苗”（水族）等，并不限于现今的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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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自称。如彝族中除多数自称为“聂苏”或“诺苏”以外，还有“阿西”“撒尼”“子君”“罗武”“密岔”“山苏”和“车苏”等支系的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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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居住地不同或方言区不同的自称。如傣族因住地不同有“傣”“傣纳”“傣崩”和“傣雅”等自称。纳西族因方言不同有“纳西”“纳恒”和“纳日”等自称。藏族中因住地与方言不同有“博巴”“康巴”“安多哇”和“嘉绒”等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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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称谓系因服饰或生活习惯不同的他称。如苗族中有“青苗”“白苗”“花苗”和“牛角苗”等。仡佬族中有“花仡佬”与“披袍仡佬”等。傣族中有“旱傣”“水傣”和“花腰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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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的称谓系因信仰同一宗教而来的他称。如伊斯兰教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称回教。因此，有人便称讲汉语的回族为“回回”，称缠头的维吾尔族为“缠回”，称东乡族为“东乡回”，称保安族、撒拉族为“保安回”“撒拉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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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的称谓系不同民族自报的相似名称。如湘、鄂、川、黔有土家族，青海有土族，而彝族中也有自报为土族或土家族的，皆含有“土著”的意义，实则并非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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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历史上沿用的不同称谓而来。如白族中有的自称“白子”，有的自称“人”，而有的则自称“七姓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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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的称谓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汉民集团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形成的自称。如贵州的“南京人”“湖广人”和“穿青人”，湖南的“佤乡人”和广西的“六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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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上述，可见各民族族称的情况相当复杂，从而使民族识成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上述实际，我国民族学家们用马列主义民族学理论为指导，对国内各民族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从1953年起至1957年，明确了11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后又相继明确了9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中基诺族是1979年才得以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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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已有黄光学、施联朱等同志所编《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进行了总结。[4]该书将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大体概括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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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发端阶段（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这一阶段对畲族、达斡尔族进行了调查和确认，将新疆的“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将新疆的“塔兰其族”归并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经过识别和归并，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从自报的400多个民族名称中确认了39个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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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高潮阶段（1954～1964年）。这一阶段对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地自报不同称谓的民族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并将74种不同称谓的少数民族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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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级——受干扰阶段（1965～1978年）。这一阶段除确认西藏的珞巴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以及在贵州进行了一些民族识别的调研工作外，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民族识别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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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恢复阶段（1978～1990年）。这一阶段除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是恢复、更改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自1982年以来，提出要求恢复或更改民族成分的有500万人，这段时期已恢复或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辽宁和河北的满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几省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侗族、苗族和四川东部的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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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止，我国已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至此，全国的民族构成基本弄清，民族识别的基本任务业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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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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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识别的工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的，其中有不少新的发明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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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族二字在我国早已使用，但所指的为某一具体的族体，而无抽象的概念。直到近代才有将“民族”二字合并使用的情况，但“民族”与“种族”两词经常并称混用，而无科学界定。时至今日，西方的学术界仍有将民族（Ethnic）与种族（Races）混用并称的情况。实际上种族是一个血缘的概念，而民族虽然含有血缘的因素，但主要是一地缘的概念，二者的内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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