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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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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搞好民族识别，必须首先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再教育），提高干部、群众对民族识别工作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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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是为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而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民族研究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项重要课题。不全面完成这项工作，就不能使国内每一个兄弟民族都能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也就谈不上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所以它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前些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模糊了、淡漠了、是非不清了。反映在民族识别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还搞民族识别没有意义，是没事找事干；有的同志甚至担心再识别确认一个新的民族成分，会不会削弱甚至是分裂原有的某个民族，有损于现今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等等。这些思想认识问题若不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便很难进行，民族政策的落实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结合民族政策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再教育，明确几个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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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表现在语言、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的心理感情等方面的特征。这些民族特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它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尽管有反动统治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迫同化政策，许多民族仍然得以顽强地保存下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一旦被承认为一个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他们聚居地区建立起自治地方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民族在解放了若干年以后，某些生活习惯已经改变，然而民族的自我意识还十分强烈，仍然迫切要求解决他们的民族成分的理由。显然，如果某个民族已经具有构成了单一民族的诸种因素，你无视它的存在是不科学的，这也是违反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相反，如果它不是单一的民族，谁要是主观武断地想把它分裂出来。那也是分裂不了的，广大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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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和一切历史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由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而构成的民族，经过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时期，最终达到各民族的融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2]各民族的融合是要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以后才能实现的。尤为重要的是，民族的消亡过程，绝不是通过人为地否认民族的存在和差别、否认民族语言和文化特点来实现的。列宁指出：“正如人类只有在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彻底完全解放，即完全自由分立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不可避免的融合。”[3]可见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硬要在社会主义时期把实现民族融合作为实践纲领，妄图用强制的办法消灭民族差别”，这实质上就是推行反动的民族同化政策，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其结果只能增加民族隔阂和民族壁垒，[4]造成民族关系的极不正常。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只能按照客观发展的规律，如实地承认各民族的存在，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秀素质和民族特性，最后才能达到各民族融合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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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应当是各民族充分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恩来同志早在1957年就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就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还把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与社会改革特别是与祖国的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为各民族人民达到真正的繁荣幸福指明了正确的途径。他说，只有“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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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应当遵循党中央为实现“四化”而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向着各民族共同繁荣昌盛的目标实现历史性的大飞跃。“在这个大飞跃中，我们应该根据周恩来同志‘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的指示，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更加照顾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利益，把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同帮助少数民族繁荣、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6]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使各民族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得以发扬光大，落后的民族都将逐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各民族的语言将逐步融合为一种共同的新的语言，最终才能够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达到民族的融合。所以，我们必须把民族融合、民族消亡这个人类进化的远景同当前的实践纲领——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繁荣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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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确的民族观，我们才能自觉地克服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坚持民族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观点。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做到承认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民族无论先进和落后一律平等；也才能扫清当前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的种种思想障碍，积极努力地搞好这一项工作，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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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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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了对民族识别工作意义的认识之后，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解决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即我们在民族识别中应当注意遵循一些什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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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民族指的是现代民族，它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其特征也是指现代民族必须具备的四个特征。“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8]然而我们整个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没有能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直到解放以前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国内各民族除少数几个民族已初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绝大多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能够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也就不可能具备现代民族的四个要素。因之，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就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拘泥于斯大林讲的字句，用构成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去衡量被识别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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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9]只是这些要素当时还是处在萌芽的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因素。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完全如斯大林所说。他们虽然还处于部族、部落或民族集团的不同阶段，但各自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心理状态等方面，早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即现代民族特征的“萌芽状态”，而且这种共同性往往还是相当显著的、稳定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绝不能抛开这些共同性（特征）来研究他们的族别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民族特征的某些变化。因为尽管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其稳定性和凝聚力，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会不断发展、变化，有的互相融合了，有的又发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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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识别工作中的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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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调查研究，因为这是识别民族成分的客观的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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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们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没有共同语言的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共同体，所以一般说来，识别民族应从语言调查研究入手。我们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点，实行点面结合、重点调查与普查相结合的方法，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三千个以上的单词，数百句语法的文字记录和讲话、演唱的录音等。然后用这些资料与最接近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做详细的比较研究，以确定其是独立的语言还是某一民族语言的方言。通过语言的调查，又可以大大丰富和印证其他社会历史的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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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心理素质，或叫民族性格，它是这个民族所处的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历史条件的反映。它表现了一个民族共同的风尚、志趣、意识和性格。这种民族性格在每个民族的衣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生育、待客、节日、丧葬、禁忌、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无不打上自己的烙印。我们只有对这一切都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认真地考察，对所获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找出最本质的特点，并与相近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特征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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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语言和心理素质两个特征进行调查的同时，我们也尽量注意对地域和经济生活这两个特征的调查研究。因为如果没有人们长期的和经常的来往，即没有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民族的形成和存在一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识别民族、考察上述四个特征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将民族特征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切忌孤立的、实用主义的手法。一个民族是否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不是靠个别特征，而是靠所有特征的总和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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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从主人，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重视有关各民族的意见。民族的意愿是建立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是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具体表现。不同民族的自我意识又总是相应地反映着民族特征上的某些差异。更何况，一个民族成分的最后决定权还应该是取决于本民族的人民，不能由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的强迫和勉强。同时也要重视有关各民族的看法和意愿，以及形成这种看法和意愿的各种原因。总之，尊重本民族的意愿，照顾到该民族的发展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识别民族的又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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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千百年来民族压迫、歧视、奴役造成的恶劣影响，民族之间在心灵深处的某些隔阂、猜疑和创伤，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消除干净，所以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也会遇到有的少数民族人民还不愿充分地、真正地暴露自己的民族成分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民族特征掩藏了起来，把自己的意愿压抑在心里。一旦经过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消除了顾虑和隔阂之后，他们就会把内心蕴蓄多年的真诚愿望百感交集地倾诉出来。这也是我们在识别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和应当注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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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要完成民族识别任务，正确地解决民族成分问题，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为指南，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扫除思想障碍，既要进行科学的识别调查、弄清民族特征，又要广泛征求本民族和有关各民族的看法和意愿，照顾到该民族发展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一个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的团结，实事求是地提出识别意见和有关建议，报请领导机关审议、决定。只有这样，认定的民族成分才是科学的、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也才能避免工作中犯主观主义、强加于人的错误，做到使各民族都满意，从而有利于加强民族的团结，调动各族人民实现“四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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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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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锡银（1936～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四川少数民族》（合著）、《羌族史》（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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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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