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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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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五 对云南“族别调查”的认识暨论“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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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的族别调查规模最大、涉及族群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多。经过调查，“识别”了得到国家确认的6个少数民族，列作单一民族。关于这些族别调查及结果，多有研究，积极评价。我们只想说：族别调查属于当时云南省的日常民族事务，是过去工作的继续，不必拔高。[54]早在民国时，就有学者开展该省的族别认识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关地方政府继续从事该项工作，广泛调查，搜集资料，弄清情况，编纂《少数民族同族异称分类表》及众多资料汇集，认定了藏、彝、白（民家）、傣、景颇、傈僳等十余个民族。1954年、1958年及1960年开展的族别调查，是过去调查的延续，只是其规模要大些、范围要广些、学者来源更广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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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族别调查，除前引《云南省民族工作四十年》那段记载外，该书对之并无专门总结。甚至其他相关的官方书籍也少有反映。再查阅当时省委、省边工委等相关资料，难找踪迹。就连省民工委负责人孙雨亭及王连芳的文集中找不到相关的材料。[55]主持该项工作是李群杰（时任省民委副主任），其简历中也没有提及。[56]仅马曜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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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多，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分别居住于不同地区形成若干支系和语言，……1951～1953年，各地、县报到省民委的民族名称有数百种之多。经过初步归并，仍有132种（原注，多为民族支系名称。下同），除了彝（大部分）、白、傣、回、傈僳、佤、纳西、景颇（当时称“山头”）等几个较显著的民族外，对其中支系较多的民族如何辨别民族方言与民族语言而加以识别区分，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954年，国家民委派遣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率领一个民族社会调查组来昆明，协助云南省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由于得到傅懋领导的民族语文组的大力协作，通过语言和方言的分析，区分了民族和民族支系，基本摸清了全省民族成分和语言系属等重要问题，并对68个大小族体（多是民族支系）做了识别，确定了民族归属。[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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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的回忆除印证前面所称民族语文工作促成了族别调查外，还说明所谓“识别”属于社会调查范畴，这些只是当时民族事务中的日常工作，不宜过于强调、拔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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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族别调查，弄清情况，确认某民族，在于承认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平等权利。在我国的社会生态中，最直接后果体现在建立该民族的自治区，选拔、培养及任用“自治”民族干部，实现机关“民族化”及某些优惠的政策，等等。通过1954年族别调查，云南省除确定北纬24°为民族分界线、归并了相关的民族外，有6个民族得到了国家确认；之后，大理、迪庆、红河、文山及楚雄等自治州，耿马、贡山等自治县随之建立，两者呈现因果联系。这之中以红河州尤具典型性。1954年元月，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成立，[58]哈尼族是该自治区（州）的“自治”民族。经过调查，明确该州还生活众多的彝族群众。按照区域自治的要求，该民族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和保障。于是，该州在1957年1月更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族列为该州的“自治”民族。其实，云南省因开展族别调查后而建立民族自治区并非个案，其他开展族别调查的省区事后均产生出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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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族别调查只是明确族体，辨析族属，提出建议，唯有国家才能确认，并非调查了、识别了，就能成为某民族。1956年8月，费孝通、林耀华在总结族别调查时指出：“我们进行的族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当成为单独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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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一个少数民族就有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就有“单列”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等利益，国家就要提供或维护、保障他们的这些权益，因而族别调查是学者的事，确认则是国家行使权力，国务院公布，予以法律保障。与识别比较，确认才是关键。我们且以基诺族调查与被确认为典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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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云南开展族别调查时，调查组未触及基诺族（时称“攸乐人”[60]）。1958年11月，为编纂《彝族简史》，云南省民委曾派人到景洪县攸乐山调查攸乐人的社会及历史。次月，杜玉亭等人再到攸乐山调查，搜集资料，撰写《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山的攸乐人》及《攸乐人与彝族200个词汇对照》等文章。根据这些资料，1960年省民委派人进入攸乐山追踪调查，认识族体，分辨族属。不过，当时调查者把攸乐人划入彝族系统中，认为：“就民族特征的某些方面和民族发展前途看，我们初步考虑攸乐人可归入彝族支系，但本民族群众解放后和内地彝族在地域上隔阂，在某些民族心理素质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对彝族很陌生。本民族干部对族别的志愿也不一致。个别区委领导表示坚持成为单一民族，地县委、州委认为值得从长考虑，充分酝酿，再做出攸乐人族别的最后决定。”[61]后来，形势的变化，使得族别的确认工作被搁置起来，成为“遗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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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杜玉亭参加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工作。当编辑组来到云南搜集资料时，杜玉亭介绍识别基诺（攸乐）人对深入认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重要价值，得到了编写组同仁的认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联络20余名学者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进入基诺山调查，初步认为基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是年12月初他们书写《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1978年年初报请有关部门审查确认，1979年6月国务院公布，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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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1954年及1960年由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两次建议列为单一民族的“插满”人，1960年识别组提议考虑作为单一民族的“普标”人，因某些原因，至今未列为单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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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1954年族别调查中，专家学者已确认富宁县“蔗园”人是广西迁入云南的汉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63]但在1958年，这些“蔗园”人又要求并入僮（壮）族中。当地党政部门考虑其要求，“已正式把他们归入僮（壮）族支系”，[64]成为僮（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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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诸如此类，各地还不少，难以枚举。从中反映出，调查族别、分辨族体是学者的事，确定则为国家的权力。因此，我们赞同杜玉亭的这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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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行为，其成果是一种咨询性建议，而它是否被采纳则属于国家的决策行为，且民族识别的起止亦属国家的决策行为，故民族识别与国家确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以往的著述只有民族识别，没有国家确认概念，难以反映客观实际，宜在民族理论中增加国家确认概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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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各民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在《共同纲领》中就已明确，列出专章条文予以保障；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地方政府开展的工作只是“确认”，明确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保障其平等地位，维护其利益，无须调查，开展识别。至于1954年或以后，部分省区对部分族体的族别调查或“民族识别”，只是进一步确认他们是某个少数民族而已。这些调查只在部分地方、部分族体中开展，涉及的族体数量少、人口少，不能也无法将该项工作拔高到“中国的民族识别”的高度，更不能据此解释中国“56个民族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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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2月，刘春代表中共向老挝社会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介绍中国的民族调查工作，特别谈到了民族识别，对此明确解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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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大家庭。在解放初期，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政策，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民族识别。……为了帮助各少数民族真正享受各种平等权利，首先必须弄清楚我国的民族情况，否则我们就无法具体实现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不知道哪些是单独的民族，怎样对他们实行平等和区域自治呢？应不应该为这部分人培养自己的干部？怎样照顾他们的民族特点和特殊利益呢？如果是聚居的，怎样划定他们的自治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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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是不是少数民族是比较容易的，但区别某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是同一民族或是不同的民族则复杂，必须结合他们的历史、现状、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不容易的工作。到现在，民族识别已基本完成，有个别问题还在继续进行研究，有一些情况比较复杂，暂时还不能确定其民族成分的人们，在研究识别的过程中，他们应当享受一切平等权利，也得到了法律的保障。[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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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族识别在少数民族中“确认”某少数民族，前提明确，旨在维护该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当家做主，不是“制造”某些少数民族，更非要刻意设计出56个民族来！脱离史事去“解读”或“论证”民族识别，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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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民族学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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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和平（1952～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著有《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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