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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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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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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一类写本，是绘画贵州各民族图像，以形貌识其土俗之作。由于作者所处情景不一，故图文各异，写本不一，名目多样。据悉，全国各地及各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该类图书，除《黔苗图说》外，还有《黔苗诗说》《苗蛮图册》《蛮僚图说》《贵州全省诸苗图说》《苗蛮图》《苗图百幅》《百苗图》等贵州民族图集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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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之类，渊源甚古。就全国而言，《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有《禹贡图》，《隋书》、《唐书·经籍志》均著录郭璞《山海经图讚》2卷，《南史·麦子野传》记载有《方国使图》，《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梁元帝《职贡图》。还有唐贞元间，董伯仁上《农家田舍图》；元和间，元微之上《均田图》，皆贤太守殚心，民事载之。史籍流播千秋，非仅以艺事名之。[3]在贵州地方，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东谢蛮酋谢元深，于贞观三年（629年）入朝，颜师古上言，“蛮夷入朝，可写《王会图》”，太宗亦予诏可。明代，有《贵州诸夷图》1卷（明贵藩参议李氏重刻本）。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谕沿边各督抚，“子所属苗、瑶、黎、憧，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不久，《皇清职贡图》绘编成册，今台湾故宫博物院并藏有谢遂绘本4卷，共300图，附说具满、汉对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时派出鸟居龙藏（理科大学）、市村瓒次郎（文科大学）、伊东忠太（工科大学），以及大阪朝口新闻社的内滕湖南等人，对奉天（今沈阳）宫殿等处进行专业分工合作调查。其中，鸟居龙藏在宫殿宝库内发现并拍摄了这种满、汉文对照的4卷本《皇清职贡图》，后撰有《满文地图和职贡图》一文，刊在《学灯》10卷1号。[4]文中著录了“贵阳安顺等处补笼苗”男妇跳铜鼓舞和“贵阳安顺等处仲家苗”男妇掷五色球两幅精美的彩绘图。他说，这部《皇清职贡图》还有乾隆皇帝的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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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后，这类贵州仕宦著述写本颇为盛行。后因数经兵焚，散失较多。如李宗昉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撰《黔记》卷3所说：“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板刻存藩署，今无存矣。”芮逸夫先生在1973年回忆说：“四十余年前，余在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司编目时，曾获见如干种；在琉璃厂书肆中亦可获见如干种。惜以索价颇昂，无力购藏。抗日战争期间，余在贵州调查苗、夷诸族时，尝访晤各县地方人士；与谈苗、夷事，辄提及所谓《苗图》或《百苗图》，然经多方访求，一无所获。盖自乾、嘉以还，数经兵贾，求之民间，已不可得。然其流传于国外者，尚可在若干大图书馆中求之。”[5]至今，在贵州仍有收藏完好者，如《苗图百幅》《百苗图》《百苗图咏》等10余种，其中，《百苗图》共有7卷100图，为兴义府知府邹元吉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撰文；其友俞培钊绘画，徐毓岱注释，分别由袁照萦、杜本崇、崔锡圭、王洪钧、彭述、步青云、王龙文等人书写；除作者自序外，还有翰林陈荣昌等二人作序，叶在琦等53人“题辞”，另有“书后”2篇。邹元吉在《百苗图詠序》中说：“本官斯土者，虽日见苗之熙来攘往，而不知苗之各翼其类也。予仕黔廿年，颇悉苗俗，欲绘图备览。适寮友俞瑜山（培钊）精于绘事，且游黔最久。凡苗人之状貌、服饰、习俗、好尚，遇于目斯得于心，得于心斯应于手，参考志乘节略，共绘成一百种。予以公暇书，以诗歌非徒，以广见闻，将欲览斯图，而思所以治苗之道。”进士出身的候补知县任睦为该书作序说：“《百苗图咏》，见示苗居、苗族、苗状，搜剔殆遍，惟妙惟肖。其格苗之治，于自序略言之，且于册道题额诸作尽言之。而睦以为是图也，非独摹绘形势，考证俗类，足补志乘、风土艺文所不及。方今圣天子，整壹函夏孜孜求治，犹将登是图而屏记之。直与《均田图》《农家田舍图》并垂千古，则岂徒藏之名山云尔哉。”就当时而言，该书既具有维护皇权的政治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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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为适应研究需要，台湾民族学家芮逸夫主编“苗蛮图集”2部，即《苗蛮图册》和《番苗画册》，由中华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影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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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图册》绘有82图，所记族类之数与李宗昉著《黔记》相符，而且名称亦多相同。他经查实，该图册偶有讹误之处，据李氏《黔记》已作校正。他说：“谨案绘画八十二种人之《苗蛮图册》或简称《苗图》又有称《百苗图》《苗蛮图》《黔苗图说》，《黔苗诗说》（有附说并有题诗）者，为绘画黔省苗、蛮类最全之本。”《番苗画册》绘有16图，所绘族类，大都已见上述图册。他审其最后一图，发现右上铃有“乾隆御览之宝”，左下角题曰“臣郎世宁恭绘”。更观左页铃有“古希天子”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印章之附说并题诗，在左上方记“康熙四十七年冬月”，下署“臣蒋廷锡敬题”。他认为：“以康熙四十七（1708年）之题诗与附说，附诸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始来华供奉内廷之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氏（Giuscppc Castiglionc，1688～1766）作品，其为赝本，应无可疑。”后来，芮逸夫先生“经就教于专家新加坡大学饶宗颐教授，认为其画决非郎氏手笔，其文亦非蒋氏手笔；故宫博物院李霖璨副院长亦同其说，并谓所铃诸印章亦皆伪造云”。当他察看到附说左下角所粘编号纸条时，发现其上记有：“热河行宫陈设，臣郎世宁绘《番苗画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入册，天字二佰六十一号。”他从字迹和纸色观之，似非出于伪造。因而，他怀疑这本画册“或系无识书商所为”，认为：“盖当满清既亡之后，热河行宫藏品颇多散失。该书商捡得该编号纸条，遂附粘是册，以为热河行宫原藏之证，冀获重利也。殊不知反足为伪造之证。”他说：“谨案热河行宫陈设品原系乾隆时剖内府所藏分储者。民国肇造，由北京政府内务部收归故宫之文华、武英二殿，因而成立古物陈列所。”随继，他“查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既未见郎氏《番苗图册》复查《石渠宝笈》初编、二编、三编，亦不见著录”。最后，芮逸夫先生断言：“岂郎氏真迹早已忘失耶？抑编号亦属伪造耶？”那么，《番苗画册》仍为到黔之仕宦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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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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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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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多出自乾隆盛世之年前后。那时的中国，无论在交通、公众事业方面，还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方面，都要比当时的英国强得多。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中国已处于道德沦丧、经济衰微的状态。[6]就在此时，外国列强乘虚而入，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一方面利用地理学派军队进攻侵占，另一方面援助民族学、历史学的考究经营殖民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黔苗图说》一类写本被殖民主义者作为对贵州民族识别研究的重要资料而流传到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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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芮逸夫先生研究，1837年（道光十七年），德国人类学家C.F.纽曼（Neumann），曾将79种苗人稿本译成德文，并有附图。英国Rev.E.G.布里奇曼（Bridgman）博士，是早期来到我国的传教士。1859年，他又将《黔苗图说》译为英文Sketches of the Miao-tszc，载诸英人所办的华北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3号，在上海发行。他在译文中说，该图说为多年前旅行贵州时所得，是中国学人所作，以图并说，皆据实观察著录而成。在此之前，他曾有过较为简略的初译稿，只记述了41种，刊载于1845年版的《华事汇报》（Chinese Descriptions）。据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研究，继布里奇曼之后，引用和重译《黔苗图说》者日渐增多。1874年，法国人类学者普拉特（H.Plath）在《古代中国外来野蛮人部落》（Dic fremden Barbarischen Stamme in Alten China）一书中，就著录了布里奇曼的英译本。1876年，英国驻华领事，植物学家普莱费尔（G.M.H.Playfair）曾获一本佚名的《黔苗图说》写本，在所著《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The Miaotzu of Kwcichow and Yunam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s，1876-1877）一书中，译述了该写本的内容。1883年，英国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G.W.Clarke），曾到我国西南地区活动，获得一本18世纪的82图《黔苗图说》佚本，同样译成英文出版，题为Translation of Manuscript Account of the Kwcichow Miao-tzu。继而，他在《贵州省及云南省》（Kwcichow and Yunnan Provinces，1894）和《中国西部苗人和其他部族》（The Miaotcz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1894）两本书中又记述了《黔苗图说》的内容。同年，英国旅行家科尔洪（A.R.Colquhoun），在任印度工务局工程师期间，曾旅行过我国西南地区，著有《横渡金沙江》（Across Chryse）一书。在该书卷2中，他附录有传教士克拉克的英译全文。在附记中，他说该《黔苗图说》原稿大约写成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至于在著述中《黔苗图说》英译本的引用和评述，在欧美学者中已风行一时。如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威廉斯（S.Williams）在1900年著的《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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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idgman has translated such an account，written by a Chinese native traveller in which he sketches the manners of eighty-two Clans，especially those customs relating to worship and marriage，showing how little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ir rulers or improved from the savag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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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E.ct.O.Reclus），曾游历我国西南地区，在1902年著的《中华帝国》（L’Empire du milicu）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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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ourrage chinois traduit par Bridgman cite Quatre-vingt-dcux tribus de Miaotzc；a quclaucs-uncs d’entre clles on donnc le nom de（six cents famillies），pcut-etre pour noter L’c’tat de dispersion ou se troure reduite aujourd’hui cette nation qui se divese，au point de vue politique chinois en deux grandes fractions；les（Soumis）ct les（Insou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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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看到的资料，《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已经流传到了海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根据刘咸先生调查研究，著述贵州民族的这类写本，在英国各类图书馆中共收藏有9种。其中，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东方图书室藏有3种：《黔省各种苗图》（Miao tse Tribes）2册共78图，《苗图》（Miao Tribes）1册48图，《罗甸遗风农桑雅化》（Description of Wild Tribes in China）2册共72图，各图均有或详或略的附说。在牛津大学博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2种：《蛮僚图说》（Pictorial Description of the Habit ect. of the Miao-tse：A Wild Tribe on the S.W.Frontier of China）2册共82图并各有附说，《苗疆图说》（Illustr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Miao Counntry）1册（仅存附说而无图，作者王钧）。牛津大学比里博物馆（Pit-Rivers Museum）也藏有2种：《黔省苗图》（Pictures of the Miaotze in Kweichow Province，China）1册82图，《贵州苗图》（Pictures of the Miaotze of Kucichow）3册45图［皆有附说，均系1917年英国人类学家剃罗尔（E.B.Tylor）所捐赠］。伦敦中国内地会收藏有1种：《黔苗图说》（Sketches of the Miao-tsze）1册82图［布里奇曼认为这是珍奇稀有而最全的写本，是1861年所撰著《关于中国的苗人或土著居民》（On the Miaotse or Aborigines of China）的作者治克哈特（W.Lockhart）在我国搜集而藏入该教会本部的珍本］。还有，德国各图书馆及私人收藏有3种。其中，在德国Gotha 图书馆藏有《名人精写苗蛮图》2册（图数不详），Munschen 民族志博物馆（K.B.Ethnographischen Museum）藏有《黔省八十二中苗图》2册仅存41图，汉堡福罗让则教授私藏有《苗图》1册（图数不详）。再有，据鸟居龙藏报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室藏有2种：清雍正《黔苗图说》1册82图，《黔苗诗说》1册（作诗附记，共有82目）。而且在美国、德国、越南也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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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芮逸夫先生说，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黔苗图说》一类著述贵州民族的写本共有7种单册本：《苗蛮图册》82图，《黔苗图说》80图，《黔苗图说补》7图，《苗蛮图》27图，《苗蛮图说》25图，《番苗图册》16图，均有彩图并说手抄本；另有《苗蛮图》82图，仅有彩图而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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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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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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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审《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大多数是绘图并说，而且多出于入黔仕宦之手。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画多写生，也难免歪曲勾勒，形象失真；文有记实，也难免蔑视着墨，以一代十或以桃代李。去其糟粕，然其所绘，皆有所本，考其所说，亦复可证，对于识别和研究贵州民族及其文化仍为重要的历史民族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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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日本民族学先觉者鸟居龙藏在我国西南调查并撰写《苗族调查报告》时，就是以《黔苗图说》和《黔苗诗说》为蓝本，再参考我国西南地区的地方志和其他史籍以及欧美学者的调查资料，对贵州众多“苗”的名称进行了比较研究和识别。他在1902年调查贵州省的青岩地方、安顺附近和云南省的弥勒附近、武定附近的“花苗”，还有青岩附近的“青苗”“白苗”，以及贵州省施秉附近的“黑苗”、定番（今惠水县）的“打铁苗”之后，发现他们的自称Mun、Mon、Mu、Hun都比较接近。这与英国学者H.帕克（Parker）于1892年在《上溯扬子江》（Up the Yang-tse）记录云南苗族自称的Hmung，与法国学者L.德·拉戎基埃（Lajonquiere）于1904年在《军事领地的民族志》（Ethnographic des Territoires Millitaires）记录今越南北部苗族自称的Mung、H’mung，与法国学者P.维亚尔（Vial）于1898年在《倮》（Les Lolos）中记录贵州苗族自称的Hmong均近似。鸟居认为，苗族以上支系的自称均与中国史籍记载的“三苗”“有苗”“苗”的称呼有密切关系。他非常赞同法国东方学家T.德·拉古佩里（Lacouperic）于1887年在《汉人以前的中国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中使用Miao来统称以上苗族各支系的名称。由于苗族本身的支系较多，才在史籍中出现了“苗蛮”的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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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鸟居对比《黔苗图说》和《黔苗诗说》中记述82种“苗”的名称、分布、文化特征，参照《皇清职贡图》《大清一统志》《贵州通志》《安顺府志》《黔书》《黔南职方纪略》等史籍的有关记载，决定用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来解释。他认为，广义上的“苗”即“苗蛮”，是泛称，包括“苗”“瑶”“僮”“仲家（仲家苗）”“侗苗”“水家苗”“倮”“宋家”“蔡家”“龙家”“杨保”“土人”等族体；狭义上的“苗”，即上述“纯粹的‘苗’”。他的《苗族调查报告》主要讲的是这种“纯粹的‘苗’”，另外还有广义的“苗”中的“仲家苗”。根据欧美学者和自己的调查，他认为“纯粹的‘苗’”主要居住在贵州省，其他分布在广西、云南、湖南等地及东南亚地区。而且，他们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明显区别，就是衣服的颜色及其刺绣这种“土俗学”上的特点。也就是“红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等分别穿以红色、青色、白色、黑色和蜡染绣花的服装。鸟居特别指出，这绝对不是像莱唐（R.G.Latham）于1890年在《人种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Varieties）中所说的是“皮肤颜色”的区别。至于以上苗族各支系在服色服饰上的“地理学”分布，鸟居认为“自然地存在着一定区域，而且相互错居的现象也较少见”。他说：“红苗在地理学的分布是邻近湖南省的贵州省东部，其中心点是在铜仁附近，也就是汉人曾经苦心编纂《苗防备览》中所指出的分布状况”；“白苗及青苗主要分布在贵州中部”；“黑苗，又名‘生苗’分布的中心点在黎平、都匀二府即贵州省的东南部”；“花苗的分布是以贵阳府附近为起点向西分布，经安顺府至云南省的东部；向北还分布到武定及金沙江畔；向南分布至广东河（今珠江）上游及临安府附近；南下达法领东京（今越南北部），也就是他们说的从Colquhoun向广西南部分布。果不其然，可以说花苗的分布区域很广”。鸟居还根据苗族的神话传说考证，以上苗主要各支系均源于“同一祖先”，更进一步证明他们是同属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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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特别指出：仲家（今布依族）“是以使用铜鼓著名，本调查报告很难将其归入‘纯粹的苗族’。他们在地理学的分布，同是住在贵州省贵阳市附近以西，还有云南省的东部及广东河上游，也就是L.德·拉戎基埃前述的由广西北部向这里分布”。为什么很难将仲家归入“纯粹的苗族”？鸟居确实费了很多心思。他在对仲家与苗族的语言和风俗的比较研究时，认为“仲家语与苗族语有不少差异，如果将其归入苗族中，在语言上可以单独划分一个小支派来处理。然则，在风俗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对此，维亚尔在《倮》中的第34～35页中也有记载”。鸟居除了用许多语词比较外，还引证了咸丰年间修著的《安顺府志》的记载：“惟是黔中苗民，八十二种，微特仲语与苗语不同，即仲语亦有与仲语不同者。”对此，鸟居是犹豫的。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因他写《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一文引发的。该文是他在中国西南调查回国后的明治37年（1904年）发表的，比他的《苗族调查报告》早两年。在《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一文中，他已经引证过《黔苗图说》：“补笼仲家，贵阳、南笼、安顺三府，定番、广州（顺）二州，皆有之。以十二月朔为大节，岁时击铜鼓为欢。掘地即得铜鼓，武侯南征时所遗者，重价争购云云。”还引《黔苗诗说》：“补笼风俗未相悬，仲子分支包总奸。独怪残冬寒雪里，齐挝铜鼓乐新年。”鸟居还作过结论：“对于铜鼓的使用，就我的调查而言，仅限于全苗族（《苗族调查报告》所提‘广义’的苗族）中的仲家，其他苗族支系均没有使用，这特别引人注目。”当然，贵州的水族和一部分苗族、瑶族也都使用铜鼓，只不过鸟居没有调查到那些地方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鸟居关于“黔苗”的广义和狭义的分析法，这时还没有成熟。按他的思路，仍然依照我国史籍的传统归类法，将仲家归入“全苗族”。尽管鸟居对仲家和苗族的系属不像现今这样明确，但不至于达到与“纯粹的‘苗’”相混同的地步。鸟居为了将仲家铜鼓的研究深化一步，仍将仲家归入“广义”的苗族进行著述；在《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第五章写了“仲家苗”一节，第九章专门著述了“铜鼓”。应该说，这是《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在众多的贵州史籍中所发挥的历史民族学价值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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