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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结语：创造“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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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造白文，到目前为止，相关政府机构和学者共制定过三个《白族文字方案，即1958年文字方案、1982年文字方案以及1993年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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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8年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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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方言志》，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三工作队制定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下关白语（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70]，这一方案没能实践。在1958年后的社会背景中，汉语是白族人民的通用语的说法被强调。如1962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有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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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由于历史上大量汉族人民不断融合于白族之中，而白族人民又长期学习先进汉族文化，因而，白语中含有大量汉语词汇，大部分白族人民通晓汉语，而居住在白族地区的汉族人民也使用白语，千百年来，汉文一直是白族人民所习用的通行文字。[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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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作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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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与汉族居住一起，许久以来，汉文已逐渐成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白族和州内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积极要求汉语、汉文，用汉文扫盲，汉语、汉文已成为各民族人民通用的交际工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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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2年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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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背景下，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建了白文研究小组，修订了1958年的方案，改为以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剑川金华镇为标准音。方案修订后，随即在剑川县金华镇开办了白文师资培训班进。1985年，云南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举办了白文中级培训班。剑川县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召开“推行白文工作会议”，并在甸南乡西中小学进行了教学实验。[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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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多方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民众参与的热情很低，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区，在周城村实践时，参加学习班的人数逐渐减少，最后以“没有时间学习剑川白文”为由解散了学习班。[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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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3年白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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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云南省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又一次修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93年的白文方案采用一个方案拼写两个方言的办法，南部方言以大理喜洲的语音为代表，中部方言以剑川金华镇的语音为代表，试图兼顾南部和中部两个方言。[75]随后，在大理市政府的支持下，杨应新等人成立了“大理市向阳溪白文学校”，1996年，大理师专开办了白文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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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之后，创造和推广白文的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沉寂了下来。2007年夏天，我到大理进行有关双语教育的调查，本想到向阳溪白文学校了解一下情况，到大理后却被告知学校早已停办。只好到剑川县，在剑川，我们找到了进行白文教学实验的西中小学，才知西中小学的白文教学实验也已停止，大理唯有石龙村还在进行白文的推广活动。而石龙村的推广活动实际乃是云南省民语委办公室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东亚部的合作项目，主要的资金来自SIL，某种程度上，是SIL在推动剑川的白文推广运动，而SIL本身是一个宗教性组织，有传教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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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文的创造与推广活动，一直受到一些白族知识分子反对，甚至在《大理学院学报》发表文章，反对创造白文，[77]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不高[78]。云南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连芳总结了反对白文的两种想法：“有的同志认为学习民族语文会增加学生负担，不如来个‘直接过渡’，干脆直接学汉文算了。有的同志认为，白族从来没有白文，不论过去和现在，也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何必多此一举”。[79]而甲斐胜二则认为，白族文字识字运动难以推进的最大障碍则来自那些只会讲汉语的白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他们视白族识字运动为一件让他们自己落在后面的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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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英国人戴维斯（H.R.Davis）对中国西南各民族间的文化过程，曾做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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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汉族移民无疑地要与当地居民通婚，因而一种带有汉族语言及习俗的混杂民族产生了。经过几代人之后，这一混杂的民族便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汉族血统，矢口否认曾是某个部落民族后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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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随着汉族文明影响的不断扩大，邻近部落便开始有人说汉话。吸收一些汉人的习俗大大地方便了自己。终于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瞧不起自己部族的语言、习俗和衣着而乐于采纳汉人的生活方式。当这样的思想一旦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那么他们自己称做汉人的时代就不远了，一支本与汉人血统无缘的汉人从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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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换过程在中国的西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你甚至能够碰见到一些部落正处在转换的不同阶段。[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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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所描述的是20世纪之前中国西南汉人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过程。而本文所试图描述的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史，以及这一近代史所体现的观念与实践，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82]来概括：它追求某种独特性，并要求对这种独特性的承认，这种要求，一般指向的是民族国家。然而，中国西南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诸多实践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对独特性（或差异）的追求，往往又是民族国家人群分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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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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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雪峰（1978～ ），回族，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著有《从教门到民族：西南边地一个少数社群的民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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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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