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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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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逐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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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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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尊王攘夷”是近代日本精神史诞生时的形态，那么从本章开始，我们的日本精神史叙事，就登上了它自我展现的第一个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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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江户幕府末期，“中国”就因广泛的政治腐败而遭到了日本政治家的侧目。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近代西欧政治、法律与技术文明的大量输入，作为文明符号的“中国”从日本的世界认识中脱落了下去。不仅如此，现实中的“中国”被视为拒绝接受“文明开化”的反面教材，成为日本舆论批评和国民蔑视的对象。与这个过程相辅相成，近代日本的精神帝国迅速成长，开始寻找和创造自我实现的物质条件。这一欲望的自我实现过程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巨变高度重合，最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近代日本的精神成长，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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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进程上看，明治政府刚一成立，征讨朝鲜半岛的对外策略就走上了历史舞台。1873年，与木户孝允（1833—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并称“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1828—1877），正式提出了“征韩论”的扩张策略。最终内政优先派取得了主导权，征讨朝鲜半岛的计划暂时偃旗息鼓。但1874年5月2日，日本以“琉球民被害”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同年10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又称《日清两国间互换条约》），其中有“日本国属民等”字样，完成了指向琉球王国归属问题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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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9月，日本炮击朝鲜，随后又迫使琉球王国解除与清朝的册封朝贡关系。1876年2月，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废琉置县”。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归属问题（“琉案”）进行了多次外交交涉。随后十余年间，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展开激烈的外交与军事攻防。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翌年4月17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朝鲜获得了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日本随即开始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传统的东亚世界秩序至此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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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明治政府甫一成立，就展开了凌厉的对外行动，不过十数年间，就通过一系列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攻势，在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晋的帝国角力者。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亚洲”（或称“亚细亚”）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帝国精英自我与世界认识的新概念。“亚洲主义”，又称“亚细亚主义”，也由此成为日本帝国最新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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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帝国的“亚洲主义”或“亚细亚主义”包含了复杂的政治与文明意识，“亚洲”不是地理上无意义的虚构或单纯的空间单位，而是反映了日本逐渐定型的帝国欲望与国家理性。日本由此登上了世界大舞台。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帝国欲望以及它所宣示的文明意识？日本如何处理它精神深处的“中华”问题？这些追问将把我们带入近代日本精神分析的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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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想象亚洲：日本帝国意识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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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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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政治家就提出了“亚洲同盟”的观点，以对抗当时欧洲势力的压迫。这种观念不足为奇，它构成了整个幕府末期“海外经略”“大陆雄飞”等同时代观念的具体表达。显然，这种“亚洲同盟”首先是指中日两国的同盟，在当时有“日清同盟”“日清合纵”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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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明治日本国家建设的进行，这种“亚洲”论述逐渐成为日本帝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意识的一般表达。这个过程大致开始于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随后，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了多个冠以“亚洲”的组织与团体。明治时代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诸如以间谍著称的曾根俊虎（1846—1910），以右翼团体的精神领袖著称的头山满（1855—1944）和内田良平（1874—1937），先后出任日本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犬养毅（1855—1932）、桂太郎（1848—1913），以及集政治家、实业家与明治元勋于一身的井上馨（1835—1915）等人，都曾参与其中，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在思想观念上，一种新的亚洲论述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传统的同盟论，强调振兴亚洲、亚洲联合或联盟的“亚洲主义”以及“大亚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日本与欧美各国为伍，以欧美方式对待亚洲的“脱亚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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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兴亚还是脱亚，只是具体策略上的不同，背后流淌的都是一种热烈地指向世界大舞台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亚洲主义就是日本最初的世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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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世界战略不是思想家凭空的构想，而是内生于当时日本具体的历史进程。在日本出版的《亚洲历史事典》（1959—1962年刊行）中，历史学者野原四郎对“大亚洲主义”进行了解释。这里抄录一部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种战略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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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洲主义是指为了抵抗欧美列强的亚洲侵略，号召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的一种主张。亚洲联合论与日本独立的问题有关，最初产生于明治早年，尤其是在自由民权论者当中得到发展并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植木枝盛将民权论的基础，即自由平等的原理扩大到国际关系上。他一方面对亚洲各民族的抵抗进行了正当化，另一方面主张说，为了进行抵抗，亚洲各民族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而且他还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政府论。不过，樽井藤吉、大井盐太郎的主张更为有力。他们认为，为了对抗欧美列强，亚洲各国必须在推进民主化的同时，联合起来。由于日本在民主化方面领先一步，他们主张日本要支援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化，强调了一种民族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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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治二十年代，民权论者放弃了亚洲联合论，收缩为自由民权论。随着天皇制国家机关的确立以及对清军备的扩张，日本出现了大亚洲主义。“为了与有色人种的欧洲对抗，有必要进行军国武装。尤其是我国作为东洋的新国家而日益勃兴，将来有望成为亚洲的盟主。怀揣着这种希望，现在正是我们提倡军国之时。”玄洋社抛弃民权论而转向国权主义，正是在1887年（明治二十年）。大亚洲主义主张日本也是被压迫民族，宣扬同文同种等说辞，认为东洋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主旨在于呼吁亚洲进行联合。实际上，大亚洲主义扮演了掩饰明治政府大陆侵略的角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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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原的这些说法非常客观，代表了人们的一般认知。在下文中，我将借助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1908—1977）的分析，对这一亚洲主义的描述进行讨论。因为野原对“亚洲主义”的描述，并未触及我所关注的问题：为何“亚洲”成为日本表达自我意识的一个关键观念？明治日本的精英为何在“亚洲”观念上呈现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亚洲”为何没有成为当时中国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对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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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19世纪中期东亚世界秩序开始松动、衰弱与解体，从而导致“亚洲”迅速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新概念。但由于中日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不同，“亚洲”在两国引发关注度的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说，中国的“亚洲”意识以及相关论述的出现，大幅度滞后于日本。[4]即便如此，亚洲意识或论述对于两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意义。就日本而言，由于在它的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中华”要素发挥了独特作用，所以它对新出现的“亚洲”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事实上，“亚洲”是继“中华”之后，日本用于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的全新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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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在日本的自我意识中，有一种渊源久远、诞生于历史深处的性格；而“亚洲”最初就诞生于“西洋”的世界认知体系，是来自近代西欧世界的命名。“亚洲”的这种起源，造成了它在文明史上特定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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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确定这种涵义。一方面，当时主导西欧列强的世界认识，是著名的三分法，世界各国家与民族在文明进程上被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种状态。而亚洲属于“半开化”，是有待进一步文明化的地区。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屈辱。日本此前自认为文明的代表，如今它作为国家之“中华”的地位遭到了蔑视。但在西洋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亚洲以及它自身的“半开化”状态，并非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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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观察到“亚洲”在日本认知中的另外一种属性。如同“西力东渐”这一说法表明的，“西洋”最初就是以压迫性的面貌出现在日本面前，这与此前中华世界体系的和平主义性格迥然不同。结果，日本的自我意识出现了新的紧张，为了对抗现实中的“西洋”势力，需要赋予“亚洲”以及“东洋”更高的意义。因此在现实的世界政治当中，日本想要成为亚洲的盟主。20世纪40年代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理与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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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状况，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而言，如何认知亚洲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两种文明意识的冲突，因此“亚洲”必然成为这种冲突所爆发的能量的释放空间。日本的新旧两种文明意识都要求在“亚洲”自我实现；具体来说，日本既要成为亚洲旧秩序的克服者，还要成为亚洲新秩序的代言人，而这个新亚洲还要以亚洲的传统文明为基础。这种兼具建设与毁灭性格的能量，构成了东亚世界史中“日本问题”的独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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