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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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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白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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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罩衣，白色的外服，白色的贴身衣，从外到内都是白的，这是日本的新娘。从娘家到神殿，一路地走来，头上的“角隐”也是白色的。如今“神前式”婚礼已放在宾馆举行了，但新娘的婚服仍然没有变化，只是到了接待大厅的入口，新娘可以把“角隐”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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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一直迷恋这样的婚服，可惜在日本，我们没能举行这样的婚礼。在回国办仪式的时候，她甚至都没办法选择颜色。日式和服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选择西式的白婚纱，但是白色，中国人是忌讳的。抗争了半天，不忍让阔别多年的父母亲人伤心，于是妥协成了粉色婚纱。翌日回娘家，“请回门”，好歹争取个白旗袍穿穿了，但是这白旗袍，也得是镶红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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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跟销售商说好，等婚礼完了，拿来换那件心仪的镶蓝边的，折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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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化中，白色有死亡的意味。传统丧服是白色的，所谓穿白戴孝。远远走来一队人马，一袭的白色，茫茫野野，给人惨兮兮的感觉，令人发怵。那是送葬的队伍。小时候看日本电影里的婚礼，居然也是一袭的白服，奇怪日本人怎么把婚礼办得跟丧礼一样了。果真有一部叫《绝唱》的，三浦友和扮演的男主人公抱着死去的新娘（山口百惠饰）举行婚礼，把婚礼跟丧礼打通了。中国也有把喜事和丧事打通的，比如“喜丧”，上寿的老人死了，门上贴红，绑的是红带，不能哭，应该欣慰，那是出于对“喜”的希望。中国人好“喜”，凡事能往“喜”上靠的，尽量靠，比如喜鹊的象征意义，比如把穿红衣看做吉祥，比如戏剧里的“大团圆”结局，比如喜欢说好话，“开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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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日本，很容易想到切腹自杀。曾经看到一张三岛由纪夫切腹前的照片，他站在市谷自卫队总部大楼的阳台，额头上扎着白布条，就像中国的戴孝，倒符合了中国人心目中死的意味。其实不只是头上扎着白布，切腹的人，穿的衣服也是白的，身子底下还要铺上一块白色的布，到时候血就洒在这白布上。这未免有些奢侈。其实中国人在面对死亡的问题时，也是很奢侈的，也比如白布，成捆地买来，“嘶”的一下，再“嘶”的一下，撕成丧服，人各一件，就为了丧礼那几个小时穿。这是为了仪式。我甚至想，其实人跟动物、野蛮人跟文明人的区别，就在于仪式。动物是不会发明仪式的，只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没有对仪式的诉求。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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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生活有很强烈的仪式感，比如书道、茶道。当然这些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人也很重视仪式。所不同的是，日本人的仪式，往往达到了极致。达到了极致，就达到了纯粹。新娘的全白婚服，有个饶有意味的名称——“白无垢”，从字面上看，就知道是纯洁无瑕的意思。在传统上，新娘还要盖上白色的纱巾，遮住容貌，如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里的真砂，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玷污，还随身带着匕首。有人会说，这在中国也有，中国也有盖头，也讲究新娘的贞洁。确实，中国男人一直有着处女情结，有意思的是，验证处女，用的也是一块白布。只为了映现那一点血，也很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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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有个目的性的问题。验证处女，首先是冲着证明对方是处女而为的。假如早就知道对方裤腰带宽松，男人是不会跟她谈婚论嫁的。也因此，新娘被验证是处女了，也就有了当人媳妇的首要资本了，在夫家有了正当的地位，甚至可以做大。许多女人间争斗，往往都是声明自己是明媒正娶，而对方是野货的。我曾见两个女人对骂，一个女人大声骂对方：“破鞋，破鞋，你是破鞋啊！”一旦被确定为“破鞋”，就什么权利也不要讲了。古代休妻，“不贞”也是首要理由。过去女人被人弄得失去贞操，往往会说：“你毁了我一辈子！”因此可以看出，中国新娘保持贞洁，对未来是否过得上好日子是绝对重要的，这“红”，一旦有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也就有希望了，就像新娘穿的婚服，从头到脚，全是红的。中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满堂红”、“开门红”、“红火”，甚至“红得发紫”，虽然也貌似红到了极致，但只是在世俗的基调上的，欢快而热闹的红色，是符合世俗审美情感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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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无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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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白却不一样。白色是孤独的，乃至冷峻，让人想到宗教。西式的婚礼，本身就是宗教的产物；日式的婚礼，也是有着宗教感的。这宗教感，更体现在“献祭”上。一个事物，一旦到了极致的境地，就会现出惨烈来，到了世俗价值的反面。“白无垢”婚服实际上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是一张白纸，我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将接受你家的一切习俗，“染上和夫君家家风一样的颜色”。这跟我们中国新娘嫁出去，还往往“人在曹营心在汉”，把娘家当后盾（虽然未必真能当得了后盾），甚至瞅着机会把东西往娘家扒，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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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红色往往有着不好的意思，“赤点”（不及格的分数）、“赤下手”（笨拙透顶）、“赤嘘”（无耻谎言）、“赤本”（低级庸俗的廉价书）、“赤耳心”（丢丑），当然还有“赤字”。中国也有“赤字”一词，至于用“赤”来骂人，上海话也骂“赤佬”。但是在日本，红色还表示危险：“赤信号”（危险的信号）、“赤旗”（红旗）、“赤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当年刚踏上日本国土，猛一眼就瞧见车站贴着捉拿“日本赤军”的通缉令，黑白照片，十分模糊，一看就知道是久远年代以前的。“日本赤军”成立于1969年。当时学生闹学潮，后来把枪都拿起来了。他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明白地说，他们“反美”。另一个赤色组织“东亚反日武装阵线”还爆破了由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松井石根所建的“兴亚观音像”，还炸毁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慰灵碑——“殉国七士碑”，甚至还暗杀被指责负有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未成功）。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推动了日本民主化进程。也因此吧，如今提起“赤军”，一些老年人还会两眼放光，精神一振，红色还真是激动人心的。在日本，一个黑社会组织“稻垣组”的成员在回答为什么要参加黑社会时，说：“向往那种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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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起了《红与黑》。于连就向往着拿破仑的红色军服。红色，象征着“革命”。再没有比法国人更喜欢轰轰烈烈的革命了，法国是“革命”的发生地，也是许多革命词汇的发源地。但翻译家巴彦先生在翻译我的《抓痒》时，遇到了问题。比如“左派”，中国的“左派”跟法国的“左派”似乎相反。他不明白了。还有“愤青”，我告诉他，“愤青”就是“愤怒的青年”，他更困惑了。我知道是我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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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愤怒的青年”来源于英国作家莱斯利·保罗的自传书名。二战以后，执政的工党没能实现民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只施行经济改革，搞“福利国家”；保守党当政，政治改革仍然成了泡影，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愤怒的青年”就是这种反体制情绪下的作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法国也有人搞“文化大革命”，把街头的高级小车烧了，但是彼“造反”非此“造反”，彼“革命”非此“革命”，彼“愤青”非此“愤青”，彼“左”非此“左”。那么彼“赤”也非此“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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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加缪的那句著名的“我反抗，所以我存在”，也是错译的，加缪并不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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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发生学的原理，事物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总有个线索可寻。革命发生地的法国是浪漫的，“浪漫”与“革命”，骨子里是有联系的。日本人虽然也需要“红”的兴奋剂，但是他们更爱“白”，“赤军”们在日本失败，只能转向国际恐怖活动就是个例子。但我长期没有弄明白，在中国，革命的“红”怎么跟世俗生活的“红”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白”往往象征着不革命（“白专”），甚至反革命（“白狗子”、“白匪军”），不革命和反革命往往是享受着世俗的快乐。按理，喜欢世俗幸福的中国人，应该喜欢“白”的。忽然有一天，参加一个葬礼，遗体推进去了，参加葬礼的人纷纷换上红带子。因为要等骨灰，众人在空地上站着等，大中午，烈日当空，照见了一排排扎着红带的人群，还有一张张被晒焦的脸。我的脑子里猛然跳出一个词：躁。一个在死亡阴影下的族类，比任何族类都急于要新生。在这种热望之下，革命的目的和世俗的目的是一样的，比如去分地主的粮是革命，分了粮就有了吃，是世俗欲望，这两者统一了；再比如曾经令人向往的奔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好在哪里？好在要什么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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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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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东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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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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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问我，日本的春节是什么时候的？我说，如果要讲他们春节的话，那就是元旦了。每每惊讶：新旧合一啊，怪不得叫“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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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影响，日本原来也过旧历新年的。同中国一样，新年有驱逐魔鬼、迎接神灵的意义，于是也有诸如除夕夜去庙宇敲钟、喝屠苏酒、拜年、给小孩压岁钱等习俗。明治维新把旧历改成西历了，何止是过年，那时代连文字也要西化的，取消汉字和假名。甚至连地理位置也要否定，所谓的“脱亚入欧”。至今那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福泽谕吉的头像还印在日元最大面额的一万元纸币上。这并不只是一个形式，就好像汉字之被改造成假名一样，并不只是字形的不同。日本人从公元5世纪开始使用的假名，是一种标音符号，是拼音化努力。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是塑造主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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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来讲日本的新年。这新年一改在西元1月1日，情形就不同了。清少纳言《枕草子》里的新年场景自然难以看见。但是仍有“しわす”，汉字写作“师走”，意即为迎接新年而特别忙碌。百货大楼披红挂绿，“岁暮大酬宾”的轴子拉起来了，五花八门的SALE和サービス，把习惯一元钱掰成两元用的主妇们诱惑得无所适从。镜饼、羽子板、新年扎饰连同小布偶、年玉大入袋，如潮泛滥到路边的街角。老板们放开膀子摩拳擦掌掀起年末商战，上班族们每晚呼朋唤侣，成群结队串门一般地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喝酒，老人们逢人便感叹岁月如梭人生短暂，各电视台争相对一年进行巡礼，各报纸杂志推出一篇篇大块头盘点评论……一切都变得紧迫，日子按一天一天计算，仿佛余下的每一天都被岁神追促着，匆匆追向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