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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170227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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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十一章 中国的教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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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那是他们对孩子的殷殷希望，因而也是每个孩子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它的意思是“接受教育，然后做官”。这表明，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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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中国人求学的动机作了很好的注解。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实际上往往掌握在那些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的人手中。那些人一般都是白手起家，通过接受教育之后，在权力与荣耀的官阶上步步高升，一直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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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出身贫寒的孩子成长为大人物的事例。比如林肯，格兰特，加费尔德(Garfield)以及其他的许多著名人物。而在中国，类似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因为他们国家的历史比我们的历史要长久得多。中国有无数的莘莘学子在这些榜样的激励和鼓舞下正埋头苦读。对他们来讲，要做出如同他们先人所做的辉煌业绩的大门是敞开的。正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朝廷对于表现优异的大臣也是宠渥有加，使之尊贵显荣。众所周知，刚刚在几年之前，当清朝一名执政大臣病死时，皇帝特别感伤，给他追封谥号，下诏褒扬。这位大臣本是一位贫寒低微的农家儿子，以后虽然身居显要，却仍是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关于他的去世，皇帝在所下的诏书中宣称：他的确是朕强有力的左臂右膀、股肱腹心。”同样人们也了解，皇帝不仅亲自派遣了一位皇子，连同他的十名贴身侍卫为这位去世的大臣在北京停柩期间一直守灵，而且还指示这位去世大臣所在家乡省份的督抚，要亲自主持其在家乡的葬礼。朝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那位死者的敬重和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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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很模糊地认为，中国纯粹是一个拥有大量人口而不开化的国家，他的人民完全沉溺在那些野蛮残酷、原始低级的鬼神迷信观念之中。但是，如果这些人有机会认真阅读一番中国的文化典籍，那么他们的眼光和思路一定会变得开阔得多，他们的看法也会有某些改变。这些人会很吃惊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包含着大量精美的金玉良言、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价值规范评判体系。可以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拿来培养和教育西方的孩子们。而在中国，他们确实早已将那些内容选入了学堂的教科书，用以训导学生。大约在775年之前，一名专门诠释评论孔子著作的杰出学者，将孔子的著述加以改编，使之适应于学童的启蒙教育。自从该书问世以来，就没有经过任何修订或者更换，至今它仍是那片土地上各所学堂通用的教科书。举个例子说，该书的突出内容之一，便是如何调教和培养孩子。当孩子刚刚咿呀学语时，作者指出应当教会“男孩子大胆而敏捷地回答问题，女孩子则要缓慢柔和地回答问题。”接下来的内容便是仅仅针对男孩子而言的：七岁时，就应当教会他们识数，但是不应当让他们与大人或者长辈同坐在一个座位上，也不应当让他们与大人或者长辈同桌共餐：在八岁时，他们应当学会侍奉自己的长辈，应当知道谦让，做到先人后己：在十岁时，他们应当出外就读于私塾先生，应当日夜都呆在学堂里，学习写作和算术。衣着要庄重朴素，还要表现出十分谦逊的样子，以做到动止有度，符合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在十三岁时，他们应当学习诗歌和音乐：在十五岁时，要学习射箭和骑马：在二十岁时，他应当被接纳为成人，要举行某些仪式，还要使他们学会其他的一些礼节，要忠实地履行孝道和纲常伦理：他们这时虽然有了比较广泛的知识，但绝对不能让他们养成好为人师、卖弄学问的习惯：在三十岁时，他们可以结婚成家，开始做一些日常的事务：在四十岁时，他们可以开始为国家服务：在五十岁时，他们可以担任各部的尚书：而到了七十岁，他们就必须告老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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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本书还给出了以下的谆谆教诲：教育儿童使他们永远讲真话，让他们呆在该呆的地方，坐正站直：听大人讲话或者先生讲课时，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作为一名好学生，要毕恭毕敬，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将先生所讲的每一个字都牢记于心：他要从善如流，见贤思齐，见不贤如探汤：他要衣着整洁，不得粗心马虎：他要温故而知新，每天学东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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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很难使人相信，在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三个半世纪之前，中国的学堂里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本包含如此精深智慧内容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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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本具有同等重要内容和价值教科书，其名称是《家训全书》。其内容涉及了一名成功的学生所应当遵循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途经。它所提供的主要宗旨就是，“少而精胜于多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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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它建议初学者在学习上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恒心，要刻苦进取，切忌浅尝辄止，既要有高远的目标，又要脚踏实地，把所学的内容做到全部融会贯通，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作者建议所有的人手头桌面上要常常摆着两三本好书，以便随时翻阅：同时还建议学生准备一些抄写本，以便在读书时把一些值得记忆的语句句抄写下来。这本书还利用一条古老而著名的谚语，这条谚语的历史比书本身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早已广为流传。其内容是：“三天不学习，便使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因此，当人们发现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建立在如此高度智慧的基础之上时，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怀疑，为什么中国传统的一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经久不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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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大运河畔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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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无法发现比中国所拥有的更加尽善尽美、训导人们如何安身立命的哲言睿语。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教育内容不管从整体或者部分上看都完美无缺，正像我们在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一样。S.威尔斯.威廉博士在他的著述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那个以天下中心自居的王国中”，他说， “使那些古老的中国人接受教育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将他们的大脑装满知识，而且要使他们循规蹈矩，服从统治和约束，同时也是为了净化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为了‘洗脑’”。如果在古代中国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教育的目的也不外乎如此而已。因为从古代到现在的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经历什么变化。当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清朝所规定的教育内容，当我们又知道这些内容就是掌握和统治国家的高层官员们所必备的前提条件时，我们原先对那些充满智慧的道德说教和哲言睿语的钦佩与赞美，就立刻变成了深深的震惊和完全的不迷信教条：还有许多不知到底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政治格言，星星点点的中国历史和传统习俗、支离破碎的地理知识，这便是其全部的内容。其中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或精确或模糊的内容，以及少许的地理知识，都是偶尔涉及一点，它们并不是作为精确严密、必不可少的课程去学习的。这些内容都是从一些儒家经典中断章取义摘抄而来，而那些儒家经典作品都是写于早在基督诞生的几百年前。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判定那些知识的准确性及其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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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除我们完全认可那些伦理道德说教的存在价值之外，然后再以最乐观的态度来评价这一体系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不过完成了以下使命而已：教授阅读和写作，培养锻炼并强化记忆力。可以说，通过这一体制培养造就的中国学生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绝非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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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的课程我们在此作一简单的论述。当儿童在五至六岁进入学堂时，摆在他面前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其内容为三字一句，且很押韵：实际上是一种打油诗之类的东西。它由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广为流传的故事组成。本书的目的在于训导学生努力为父母争光，使祖宗显荣，光宗耀祖：要敬畏皇帝，做忠臣顺民：要锤炼良好的性格品德，不要与坏人为伍：要专心致志，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本书还包括其他方面做人应具的优秀品质，等等。作为学生，要把这本内容不是太多的小书倒背如流，所有的字都要会读会写，还要理解其正确的含义。完成以上任务之后，摆在学生面前的是第二本书是《百家姓》。这本书的内容同样是以押韵的形式写成，但绝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价值，它只不过是中国通行的所有姓氏的一个目录而已。对于这本书的内容，学生仍然要将其全部牢记在心，而且要能读会写里面的每一个字。然后，是另一本的《家训全书》，对它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同上面的两本书一样，学生还是要将其内容熟记背诵，能写会读。掌握以上三本书还只是一个序幕，真正艰巨复杂的学习任务还在其后，也就是当那厚厚的九卷本的儒家经典摆上学生案头的时候。像对以上三本书的要求一样，学生必须将他们做到烂熟于心，学会读写其中的每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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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学生还要练习写诗和作文。中国人素有吟诗作赋的传统，一些优美动人的诗歌早已广为流传。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是一些作文写诗的高手，因为中国的语言简洁明快，且富有变化，能够表达十分精微细腻的思想和感情，这就为学者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前提条件。我曾将一位著名中国学者的书信集翻译成英文，完成之后的英译本有将近一百多页。这份通信集的原文写得异常精确简练，去掉或者改换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会影响原作者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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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我们已经作了较多的表述。实际上，他们包含着大量无关紧要、毫无价值的糟粕：同时，我们还应当承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无论对于当代的中国人还是对于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和诠释。当最初那些东西被写出来时，它们可能是最高的智慧或者最深刻的哲理：但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经过数百数千年之后，文字的意义可能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用法也可能早就不同以往，再加上许多不可探知的其他因素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今天要追根溯源地探寻那些古典作品中许多内容的真谛，谈何容易，不啻痴人说梦。那是一些解不开的谜团、摸不清头脑的怪题。在这里我们引用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它是我们随便从《易经》中摘取而来的：“大人见虎，往见神明。”从这句胡言乱语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出些什么呢？然而，《易经》中的这些东西比那九种被奉为神明的儒家经典的某些内容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或者至少不相形逊色。因为学生不仅要把那九种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牢牢记住，而且还要时时能够对它们作出某种解释。以上便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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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几乎遍布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做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难。学校通常不是由政府拨款建造和维持，而大多都是由众人的捐资和学生的学费来兴建和维持。教书先生通常都是通过了某一级科举考试的人担任。他们的报酬很少。如果是在穷乡僻壤的小村子，教书先生每年的报酬可能只有75元，而在较大的镇和城市，每年的报酬可能在150元左右。另外还有一些私塾先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们往往对年轻人采取很有特色的“填鸭式”教学手段，却也由于常常取得成功而享有盛名。因此，他们的酬金一般也较为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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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室内的设备相当原始和简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八仙桌上供奉着孔子的牌位，桌子旁边放着一把供教书先生坐的椅子，这便是一间教室里最重要的物品。除此之后，还有学生使用的很小的课桌和凳子，那些凳子恰好像木匠用的木马。以上便是教室里所有的家当。每名学生除了自己使用的书籍之外，还有一些纸，一块砚台、一块黑墨，以及一支像用骆驼毛制成的毛笔。教书先生一般都备有一把戒尺或者一根竹棍，此外还有一幅大圆眼镜。前者是惩戒学生的苦口良药，好像世界各地的学生对此都不太陌生：而后者则是维护师道尊严的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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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一般在五岁或者六岁时入学堂授业，有的要入学时甚至还不到这个年龄。他们往往没有周末或者什么假日，每天在学校学习达九个小时，直到完成我们以上所述的学业课程。在这时，学生们一般都已经达到了十八岁的年龄。每当进入教室和离开时学生都要向孔子的牌位及教书先生鞠躬致敬。他们每天都要习字作文，还要背诵一部分课文。在背诵时，学生通常都是扯起嗓子高声大喊，一字一句，反反复复，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有谁沉默不语，那么先生的棍棒或者戒尺便有了用武之地。看来，如果一个刻意用功的中国孩子的肺活量全部发挥出来，可以几乎把教室的房顶掀翻。人们在大老远的地方一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读书声，便知道孩子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上课。一家机器轰鸣的工厂或者热气沸腾的锅炉房同中国的教室相比，便立刻成了死气沉沉的教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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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先生对学生完全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每个学生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学习，循序渐进。因此对于学生们来讲，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有谁完成了先生布置的任务，就随时可以走到先生面前，把书递给先生，然后转身背对着他，双手交叉在后，把学过的内容背诵一遍。实际上，中国的“背书”，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的话，便是“背着书本”(to back the book)。“背书”便来源于这一独特的做法。它和英语中的“recitation”一词的意义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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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人从整体上作为一个民族来看，他们具有很高的智商。通过他们的创作能力便可看出这一点。最近有大量的考试和测验表明，中国的学生同西方学校里的青年男女直接进行角逐和争衡时，一点也不逊色于他们。有一位中国的男孩子，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接受了一些预备教育之后，教会的慈善机构又把他送到了美国，以便让他继续完成学业。刚刚在几年之前，这名学生在耶鲁大学的英文写作比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数年前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人们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名被父母遗弃的女婴，赶紧把她打捞上来，结果孩子大难不死。之后，她有幸被先送往英国接受教育，最终以最优异的成绩和最显耀的荣誉，毕业于我国一所最著名的女子学院。按照西方当代人的眼光来判断，仅从清朝政府选派到美国来接受教育的学童的表现上，便能令人吃惊地证明那个东方的大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民族。那批被选派到美国的学童共有一百二十名，年龄大多都是十一岁左右。他们的母语都掌握得很不错，能读会写，但没有人接触过洋字码。甚至他们当中能在我们以上所述的中国正规学校里念过几天书的人，也寥寥无几。许多的美国女士在想像中认为，那些孩子不是出身帝王贵胄，便是来自豪门世家，但在事实上，绝非如此。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那些学童全部来自中产家庭，其家庭的年收入不过大致在200-500。元左右。那些学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既没有发现一丁点关于他们的行为不当的事例，也没有发现他们存在丝毫的智力缺陷。他们以异常惊人的速度，掌握了世界上第三大难学的语言一一英语；然后，他们又向那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发起挑战，并表现了杰出的顿悟和适应能力。在他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无论从最基本的中小学内容，还是到大学的内容，也无论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那些学童在他们所处的班级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和举止都非常得体，根本无懈可击。我曾与那些学生中的五十一名同乘一艘客船跨越太平洋，与他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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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些学生们包乘的客舱十分拥挤，条件很差。我相信，如果让同等数量的美国青年学生也处在与他们的中国同学相同的恶劣环境之下，他们绝对不可能坚持那样长时间的煎熬。然而中国学生不仅能够做得到，同时还表现出相当的绅士风度。他们既没有指导的教师，也没有负责的官员，天涯孤旅中他们就像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孩子，然而他们却都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表现出顽强的自理自立能力。最近，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的校长告知我说，有五名中国学生——三名中国男孩和两名女孩，已成功地通过了这所大学主持的入学考试，被批准进入他亲自负责的学院学习。他们五人中并没有任何人在美国接受过入学前的训练和学习，只是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学过一些为大学学习打基础的课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与数百人同时竞争进入那所大学的资格考试中，三名中国男孩取得了拉丁文的最高分，两名中国女孩则取得了数学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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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文盲状况，人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述和种种估计判断。所有的那些判断和估计都只不过是臆测而已。因而毫无价值可言。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将判断估计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料。我们的估计只能是，大体上说来，能够说文解字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差别极大。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教育在较大的乡镇和城市的普及率和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农村和偏远地区。有一个事实对于中国的教育和文盲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这就是．在中国，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在整个大清帝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是向女子开放的。当然，那几所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还是要排除在外的。因此，当我们对中国的文盲状况进行任何判断和估计时，全部人口中的所有女性，或者说整个人口的50%，都必须归入全文盲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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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对学校开设的课程不加限制，几乎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我们不能作出一个结论说，现在学校的课程都是由官方固定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也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那样的遥远，似乎关于那一事实的官方记载早已被岁月消磨得无影无踪了。唯一确而有据的是，在距今大约九百多年之前，唐朝的一位皇帝开创了一直沿用至今、牢笼天下豪杰的科举取士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当始于隋朝——译者注）。自那时起这一制度实际没有经历过什么本质的变化。正像在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似乎刚已出现，它们就已经十全十美，至纯至真，根本不需要再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便能够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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