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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国防通信部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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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一个人公开谈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第四项主要业务：国防通信。但它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业务，受贝尔系统解体的影响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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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同意，通信是现代国防的神经系统。如果通信失灵，国防就会崩溃。每个人也都同意，通信毫无疑问是美国至今仍遥遥领先的一个主要领域。每个人同样同意，仅仅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防通信，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付出无数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现有的通信系统，在空间爆炸所形成的磁场中是极为脆弱的。提到“美国国防通信”，我们就会想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而使美国在国防通信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正是贝尔系统在这次反托拉斯安置中被废弃掉的一些特点：地方电话服务和长途电话服务之间，完全一体化的通用接口；在统一的中央控制下，整个系统的完全兼容性；最后，从纯科学到产品设计，再到实际应用等各个层次研究工作的整体化。正是由于反托拉斯诉讼危及贝尔系统的这些特点，才招致了五角大楼的强烈反对。但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没人听得进五角大楼的话。现在贝尔系统解体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了支持军事动员，组织军事生产，运送军事物资，甚至是在战时进行军事指挥，在全国的电话系统、电话接收器、交换机、中央控制站、长途电话线路和长途电话服务中，在从一条受损的线路自动转到另一条线路的能力上，应当具备多大的一致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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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次反托拉斯的处理，国防通信将会变得四分五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在对政府的长途电话业务进行投标，但很多“折扣商”，特别是MCI，也力图得到这笔生意。为华盛顿特区服务的地区业务公司大西洋贝尔公司同样在争取这笔业务。因此，将来会有许多供货商为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各个政府机构提供不同类型的通信设备。然而，除了为国防部和战略空军指挥部安装少量高度专业化的通信设备以外，法律禁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供终端至终端的服务——也就是地方电话之间的连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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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信系统的分散化必然存在一个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国家利益就会遭到损害。我们现在知道，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条海军电话线路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又无法及时同其他完好的线路相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整体的长途电话系统，只有许多互相竞争的长途电话系统；如果长途电话系统和地方电话系统在管理上、技术上和设备上都是相互独立的，我们是否会重演珍珠港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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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贝尔系统的反托拉斯裁决势必影响到国家安全，我们可能很快就必须对这一决定重新加以考虑。一种可能性是，军事部门建立自己的通信系统——五角大楼正在对此加以认真考虑。没人知道这么做将会用掉多少钱，但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有人预计会高达1000亿美元。这种做法还将削弱民间电话系统，因为它把电话系统中数量最大，也最愿意使用新技术、愿意为新技术买单的用户（即军事部门）给独立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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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84年4月，有人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建议：撤销所有与政府通信有关的反托拉斯裁决，并将它们——地方电话业务、长途电话业务和电信设备——交还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际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经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撤销这次反托拉斯裁决，允许它对政府的相关业务进行投标。我猜想，五角大楼会强烈支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我甚至猜想，正是五角大楼鼓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采取这一大胆的行动。当然，该公司的这一请求是否会得到批准，还不能肯定，但在反托拉斯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如此大胆而激进的行动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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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否定了反托拉斯裁决的中心诉求：长途电话服务和地方电话服务必须绝对分开。而且这个要求，牵涉美国最大的电话用户，每年电话费高达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要求政府承认，至少是含蓄地承认，贝尔系统的解体是一个潜伏着灾难的重大错误。因此，不仅别的电话服务商——贝尔系统从前的业务公司、所有的长途电话折扣商、除西方电气公司之外的所有电话设备制造商等——会反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请求，在政府和国会里也会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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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或许仍旧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要求撤销反托拉斯裁决的要求未获批准，我们迟早也必须解决国防通信问题——而且可能很快就要动手处理。我认识的一些军队中的有识之士（他们绝不是杞人忧天那种人）认为，在1988年下届总统任期结束以前，这个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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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受管制的垄断：成就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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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反托拉斯诉讼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反托拉斯行动，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全美最大的非政府经营企业，还因为这起反托拉斯诉讼的结果，较之以前任何一次反托拉斯诉讼的目标或实际后果，都更为引人注目。那么，它对管制和反托拉斯这两种极为重要的美国制度提出了什么教训呢？顺便说一句，这两种制度基本上和贝尔电话系统是同时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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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的垄断，是美国在政府管理艺术上最富创新意义，也最成功的贡献之一。它利用一种简单的概念，解决了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要么听任企业“自然垄断”，允许它强取豪夺；要么将企业国有化，从而导致官僚主义自大的作风、高昂的成本和低下的效率。美国受管制的垄断企业，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有化同类企业，无一例外地提供了更出色的服务，也无一例外地有着更良好的经营状况。贝尔电话系统自然是其中最首要的例子，它为美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出色的电话服务，而且电话费比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低50%以上。美国电力公用事业的成本，也比其他所有地方的所有可比能源（比如煤炭、石油或水力）费用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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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是受到管制的垄断企业，也可能会变得机能失调。一旦出现竞争，一旦出现能够满足同一消费需求的其他方式，管制就无法再达到预期目标。它不再“管制”，却仍在禁止和阻碍。它不能再保护该行业，不能再维持该行业的垄断地位，但它却能够也的确使得该行业难于参与竞争、难于现代化、难于面临新的威胁。然而，我们却没有一种机制可以废除已经过时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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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产生了混乱、反复无常、价格昂贵，大量的人受到伤害，甚至还包括无辜的旁观者。未来的结果难于预料，而且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往往都不是最合理的、最符合国家利益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只能瞎碰运气。目前金融服务业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20年前，人们初次发现，我们的金融法规、条例和管制内容很快就会变得过时和毫无意义。但事情的进展，却和当时所有人的预见和主张毫无相似之处。不过，铁路部门的情况虽说也是碰运气，但和金融部门却大为不同。经过30年的动荡之后，没有废除任何一条法令、规定或管制内容，现在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5家左右的全国性（甚至是跨大陆性）铁路公司所组成的系统。而这几乎完全符合早已去世的国际商会委员约瑟夫·伊斯曼（Joseph Eastman）在60年前提出的建议。当时在陆上运输方面，客车和卡车开始蚕食铁路的垄断地位。其他的行业，比如航空和货车运输业，已经取消“管制”，由此造成的重要结果是，工人的工资被迫下调。至于电话业，我们使用了反托拉斯诉讼，结局没人能预料得到。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终出现的结局，和任何人——贝尔系统的管理者、反托拉斯律师或无利害关系的局外人——的预料、安排或打算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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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有一种叫做“日落法则”的古老设想，认为管制条例每隔一定时间（比如说30年）就会过时，需要重新制定。但这不大可能行得通。每一项管制都会创造出各种相关的利益集团。管制的废除，必须依据现实的发展，但单纯从法律上来说，被管制的垄断现实结束以后很久，作为法律上的管制仍可能继续存在。不管是由于汽车和卡车的出现，破坏了铁路部门的垄断；还是由于租用飞机的出现，破坏了铁路和货运的垄断；还是由于花旗银行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国家”银行；还是由于折扣电话服务商提供廉价的长途电话服务，打破了贝尔系统的垄断，情况都大致类似。实际上，“日落法则”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在经济和技术现实破坏了自然垄断的时候，反而加强了管制。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陈腐的政府垄断，可能比受管制的垄断更混乱、成本更高、更难以预测。（看一下美国邮局的兴衰变迁，它现在正处于电子邮件和其他私营快递服务的两面夹击当中。或者看看日本国营铁路部门的情况，在政府和工会老板的严格约束下，它们什么也不能做，从而丧失了所有货运业务，现在又迅速地丧失其客运业务。与此相比，没有政府补贴的私营铁路公司，虽然运输路线和国营铁路相同，但装满货物前往同一目的地时，收费只相当于国营铁路的一半，而且还能赚个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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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反托拉斯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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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同样是美国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做出的一大贡献，但它引发的争议却更多。普通人要是听到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从来没怎么赞同过反托拉斯法，一定会大吃一惊。经济学家认为反托拉斯法是道德准则而不是经济学。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家一般对非政府垄断，也就是企业垄断并不怎么害怕。自从1905年德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里夫曼出版了他全面研究企业垄断的著作《卡特尔》（Die Kartelle）一书以来，经济学家就了解到，所有企业垄断（即非政府垄断）都是短命的。通常，企业垄断所起的作用，就是用高昂的价格作为保护伞，使竞争者快速而安全地发展起来。80年前，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举起了高价的保护伞，保护了当时新兴的德士古、海湾和壳牌石油公司。贝尔系统用高昂的长途电话费，为MCI和Sprint等电话折扣商提供了保护伞。唯一的例外是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所称的“明智的垄断”，它赶在竞争对手之前，主动地快速下调价格，主动地淘汰自己的产品，从而维持自己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熊彼特所讲的例子，正吻合贝尔电话系统的情况——自然，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通货膨胀发生之前，贝尔系统力量的根基所在。另一个例子是现在的IBM公司。明智的垄断确实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明智的垄断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使消费者受益，而不是向他们进行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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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对反托拉斯持有偏见，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反托拉斯没有什么结果。或者不如这么说，他们认为反托拉斯的实际结果，和反托拉斯所承诺的结果恰好相反。从经济权力的集中来看，美国的经济虽然有反托拉斯，但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并无太大区别——在统计学上肯定不存在显著的差别。而其他的国家要么根本没有反托拉斯法，要么就算有反托拉斯法，也并未强制实行。显然，经济集中是由技术和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不是由法律决定的。在同一行业中，各国的集中程度大多相同。但在美国，反托拉斯所带来的结果是，经济集中和联合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反托拉斯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合并。因为按照反托拉斯法，同一法人实体下的各个单位，被视为一个企业，它们之间的交易基本上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然而在别的国家，采取的是企业集团而不是企业合并的形式。在企业集团里，个别单位既保留了原先的独立性和一致性，又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一般只持有少量股票）联系起来。然而反托拉斯认为，这种由多个独立法人实体所组成的集团，显然是违反了法律。因此，反托拉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独立自主的小企业消失，并刺激了巨型企业的出现。而且，由于反托拉斯不赞成经济权力在同一市场的集中，它实际上迫使美国公司成立缺乏组织统一性和业务统一性的“多种经营联合企业”（如经营电话设备的国际电话电信公司，却给自己增加了面包厂和保险公司）。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企业合并比企业集团更好，同样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多种经营联合企业比前两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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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会给反托拉斯主义者造成丝毫的影响。尽管有着反托拉斯法，美国经济的集中程度，并不比没有反托拉斯法的发达国家低，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反托拉斯法必须更为严格地执行；二是魔鬼的强大、邪恶和狡猾，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对经济学家来说，类似反托拉斯法这类法律只不过是一种防范措施，但对反托拉斯法的信奉者来说，这是一种道德。而道德，至少在美国来说，总是比防范措施这种平凡的东西有吸引力得多。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同意，哪怕是整个废除反托拉斯法（更不要说只是废除其中有关垄断的条款），也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损害。需要禁止的一些违法行为——限定价格、歧视性定价、歧视性折扣——已经涵盖在普通法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是，在完全没有反托拉斯立法的国家，这些违法行为也能得到恰当的处置。然而，反托拉斯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未来30年里，建议废除对“集中”和“垄断”的禁令，就像建议关掉所有法律学院一样，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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