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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170232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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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传闻的堆砌不等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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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的父亲被诊断患上了晚期癌症。化疗失败后，他基本上别无选择。有一天，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他曾读过一则杂志广告，上面介绍了一种癌症另类疗法，声称效果非常神奇，还给出了一个网站，上面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奖状。他把这些资料发给我，想问问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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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做了一项调查。没有严谨的研究表明这种疗法有效，而且，支持这种方法的证据相当于传闻的堆砌。当我父亲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能从他的声音里面听出他已下定决心。尽管治疗费用非常昂贵，出行也很累人，但他还是想去追求这渺茫的另类疗法。当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时，我告诉他：“我试了一下科学家的思维。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这行不通。”挂了电话之后，我感觉心都要碎了。我希望自己相信这个故事，并采用内部观点。我希望我的父亲重新好起来。但是，我潜意识里的那位科学家却劝我要坚持外部观点。即使考虑到安慰剂效应的力量，“希望”也并不是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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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我的父亲便去世了，但这次经验迫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决定我们的医学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父权模式支配着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诊断某种病症，然后选择一种看似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法。现在，病人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一般都想要参与决策。医生和病人经常讨论各种疗法的优点和缺点，然后共同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案。事实上，研究表明，参与做出这些决策的病人对他们的医疗更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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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调查同样显示，病人经常会做出一些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选择，这往往是由于未能考虑到外部观点所致。16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了一种虚拟的疾病以及各种治疗方法。每个受试者都可以在两种治疗方法之间做出选择。第一种是控制疗法，有50%的效果。第二种是在12个选项当中选择一种，这些选项结合了某位虚拟病人的某件积极、中性或消极的传闻，可能有四个层次的效果，从30%～9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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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轶事比解毒剂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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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闻的作用非同小可，使基础比率数据在决策过程面前形同虚设。表1-2便讲述了其中的故事。当一种疗法与一个失败病例相对应时，即便其治疗效果可达90%，病人选择这种疗法的概率也不到40%。相反，近80%的病人选择了一种与成功病例相关、但效果却只有30%的疗法。这项研究的结果完全符合我父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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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获得信息和参与决策是件好事，然而，他们却要冒一定的风险，即受某些主要依赖于传闻的信息来源的影响，包括朋友、家人、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医生可能会认为传闻是一种将自己的观点传达给病人的有效方法。但是，医生和病人应该注意不要忽略科学证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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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在预算之内准时完成，也许下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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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项目，不论其涉及装修房子、介绍一种新产品还是在工作期限内完成任务，如果你曾参与其中，你就会熟悉这个例子。人们认为估计一份工作所需的时间和所花费的成本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错误通常在于低估时间和费用。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规划谬误”。在这里，内部观点又一次占了上风，因为大多数人会想象他们将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大约1/4的人会结合源于自身或他人经验的基础概率数据进行思考，并制定出规划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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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比勒是劳里埃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的一项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比勒和他的同事向大学生提了个问题：分别以50%、75%和99%三种概率完成一个课题需要多长时间。例如，一个受试者可能会说，下周一完成这个课题的概率为50%，周三完成的概率为75%，周五的概率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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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显示了估算的准确度：当最后期限到来时，估计自己有50%概率完成课题的学生实际上只有13%交上了他们的作业。当学生认为有75%的概率可以完成这个课题时，却只有19%的人完成。所有的学生几乎都很肯定课题会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但只有45%的人实现了这个目标。比勒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即使要求他们做一个高度保守的预测，即他们认为几乎肯定可以实现的预测，学生们对自己估计时间的信心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成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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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人们认为自己何时会完成一项任务与他们实际上何时完成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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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有个有趣的变化，在猜测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完成计划方面，人们表现得很差，这一点可是出了名的，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善于猜测别人。事实上，“规划谬误”体现了一个更广泛的原则。当人们被迫考虑类似的情况，并看到成功的频率时，他们倾向于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如果你想知道某些东西会为你带来怎样的结果，那就在同样的条件下看看它会为其他人带来什么结果。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反思，即人们为什么不更多地依靠外部观点，“考虑到这个简单技巧所具有的感染力，我们应该期待人们竭力使用它。但是他们不这样做”。原因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人不同，而且比他们更优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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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知道内外观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方式，你便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在商界，它会表现为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来：开发一种新产品所需的时间，某个合并协议的成功概率，以及某项股票的投资组合优于股市大盘的可能性。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你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家长认为自己7岁大的子女注定会获得大学的体育奖学金。在以下问题的争论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如视频游戏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改造一个厨房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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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那些应该知道更多的人也会忘记考虑外部观点。几年前，丹尼尔·卡尼曼组建了一支团队，旨在写一个关于教高中生如何判断与决策的教程。卡尼曼的团队由不同的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经验丰富和初出茅庐的教师，以及教育学院院长。大约一年以后，他们为这本教科书写了几个章节，并开发了一些样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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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五下午的一次会议上，教育工作者就如何获取团队信息和如何思考未来进行了讨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个人独立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这些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致的意见。卡尼曼决定让每个成员估计一下该团队将教科书草案呈交给教育部的时间，而且要求预估时间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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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发现，他们的估计值大多集中在两年左右，包括院长在内的每个人的估计值都在18～30个月之间。随后，卡尼曼突然意识到，院长曾参与过类似的项目。当院长被问及有关问题时，他说自己知道很多类似的团队，包括那些曾经致力于撰写生物学和数学教程的团队。于是，卡尼曼问了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是花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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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脸红了，然后回答说，40%的团队已经开始了类似的计划，但从未完成过，而且，没有一个团队是在七年以内完成的。卡尼曼认为，院长既然认为这个团队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完成，那么他一定认为自己的团队更优秀，于是，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团队与其他团队相比好在哪里”。停顿了片刻之后，院长回答说：“低于平均水平，但也差不了多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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