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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可以利用趋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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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请看一组随机排序的正方形和圆形(图2–2)。你认为下一个会是什么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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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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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强烈暗示着相同的答案:又一个正方形。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三种常见的错误,即从过去的结果中得出不当推断的倾向。杜克大学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斯科特·胡特尔和他的同事确认了这个发现,当时,他们把受试者安排在一台大脑阅读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机中,然后向他们展示了圆形和正方形的几种随机模式。在只有一个图形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图形。但是,当这个图形在同一行连续出现两次后,他们便会自动地认为第三个图形也一样,即使他们知道图形的序列是随机的。或许,两个还不能构成一种趋势,但我们的大脑肯定会这么认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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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误很难纠正,因为,我们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用来辨认模式的愿望,而且,我们的预测过程也非常迅速(研究人员把这称作“自动的和强制性的”)。这种模式识别能力是经过几千年进化而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非常有用。“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所有的模式都是可预测的,”胡特尔说,“例如,当你听到后面传来一阵破裂声时,那一定不是无中生有,它意味着一根树枝正在往下掉,你需要闪开。所以说,我们进化的过程就是寻找这些模式的过程。但是,这些因果关系在技术世界不一定成立,因为这个世界可能会产生非常规行为,我们在这里寻找模式,却发现它们根本不存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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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法同样会让其他一些错误变得更明确。我们可以重申归纳问题,即以有限数量的观察为依据对未来所进行的不当投射。如果没有适当考虑概率的作用就把早期表现外推到未来,那么,均值回归就无法被反映出来。基于过去结果的模型做出了一种肯定的预测,即未来和历史之间具有典型的相似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或是我们的思想所建构的模型——进行预测时都不会适当考虑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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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如有疑问,合理化自己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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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这种愿望让我们形成了下一个错误,即刻板印象,它的一个侧面就是认知失调。14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持有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仰、观点——且它们在心理上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15这种失调会导致心理不适,而我们的思想却在试图减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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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弄清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来解决这种不适,例如,一个人知道系安全带可以提高安全性,却不这么做。为了减少失调,他可能会将自己的决策合理化,要么表示系安全带不舒服,要么声称他的驾驶能力高于平均水平,能够使他免受伤害。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有点自欺欺人是好的,因为风险通常都比较低,不会影响我们晚上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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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遇上风险较高的情况,自我辩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纵观历史,存心不良的独裁者、宗教极端分子和徇私舞弊的高级官员们的不光彩行为历历在目,当他们伤害别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下面的一些例子表明,为了解决内部冲突,人们的思想会呈现出怎样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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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八年级学生都希望成为宇航员或消防员,而库尔特·怀斯却梦想着从哈佛获得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在某所比较大的大学任教。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之后,怀斯赴哈佛大学学习,师从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后获得该校的地质学博士学位,至此,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一部分梦想。怀斯的论文采用一种统计学方法,推断出某个特定物种生活的时期——通常是在数百万年前,从而补充了化石记录。他的贡献完全符合已确立起来的进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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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怀斯的文凭呢?与他的科学训练直接矛盾的是,怀斯是个“年轻的地球创造论者”,他相信《圣经》中的一种说法,即今天距离上帝创造地球只有几千年的时间。怀斯的思想冲突激化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他决定煞费苦心地去把《圣经》通读一遍,把不符合进化理论的每一节都删除掉。这项工程花费了怀斯好几个月的功夫,当他完成时,他所惧怕的事实一目了然:《圣经》的内容所剩无几。因此,他不得不在进化论与《圣经》之间作出决定,他选择了《圣经》。正如他所讲述的那样,“就在那天晚上,我接受了上帝的话语,同时拒绝了反对它的一切,包括进化论。”他接着说,“如果宇宙中的所有证据都反对创造论,那我会第一个承认,但我依然会是一个创造论者。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有自己的立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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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包括费斯汀格在内的三位科学家注意到了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声称要接收来自其他行星的灵性生命体的训示。科学家们渗透到这个团体,并收集了关于他们集会和活动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们开始相信,外星人已让他们感应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那就是,12月21日将会发生一场毁灭世界的洪水。好消息是,宇宙飞船将在午夜降临,拯救这个团体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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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之前,这个团体的成员们表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他们放弃工作,停止学业,散尽财产,期待新的生活,以此来维护或逐渐增加对该团体的承诺。另一方面,除了分享含糊的、关于灾难即将来临的新闻报道以外,他们很少帮助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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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傍晚,信徒们聚集在该团体的一位精神领袖——玛丽安·基奇家中,等待着外星人的到来。一直等到午夜过去的时候,成员们心里变得很不安。凌晨4点后,大家休息了片刻。在此期间,该团体的另一位领袖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向其中一名渗透进来的科学家吐露道:“我不在乎今晚会发生什么。我不能怀疑,我也不会怀疑,即使我们明天不得不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承认我们的错误。”17请注意,怀斯和阿姆斯特朗所说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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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大约4∶45的时候,基奇太太收到了一个消息:该团体一直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世界摆脱了可怕的命运。这一消息使该团体迎来了精神上的曙光,但此后不久,又传来一个反响更大的消息。该团体准备把这个“圣诞讯息”立刻发布到报纸上,并详述其所有细节。于是,在基奇太太的带领下,精疲力竭的成员们开始给报社、广播电台和通讯社打电话。从那时起,该团体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了。“屋子里挤满了该团体请来的报纸、广播和电台的记者,”科学家们写道,“来访者们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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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调是关于内部一致性的,而确认偏误则和外部一致性有关。有些信息在确认先前的信念或观点的同时,也会忽略或否定反对它们的证据,当一个人寻求这样一些信息时,确认偏误就会发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B.恰尔蒂尼指出,一致性有两个好处。首先,它允许我们停止思考某个问题,让我们得到精神上的休息。其次,一致性让我们免受动机的影响——即改变我们的行为。第一个好处让我们避免思考;第二个则让我们避免行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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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在美国开始流行,当时,一些心理学家担心媒体会在思想上受到影响。令人恐惧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同时听到了相同的消息,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大规模的、意想不到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著名社会学家埃利户·卡茨和保罗·拉萨斯菲尔德驳斥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和往常一样继续做着手头的事情,几乎不去考虑媒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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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茨和拉萨斯菲尔德研究媒体为什么会对个体产生如此温和的影响时,他们发现,人们对于自己的公开和保留行为是有选择性的。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和听他们想要的,而不去理会其他的一切。例如,一份政府备忘录说明了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去酒店时的需求:其中包括四罐无糖雪碧、一壶无咖啡因的咖啡,房间温度为68℉(20℃),而且,所有的电视都调到福克斯新闻频道,因为这个频道最能贴切反映他的观点。21确认偏误的这个方面,即选择性的公开和保留,减少了我们接触不同想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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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德鲁·维斯顿和他的同事在政治党派人士中间做了一项关于选择性公开和保留的研究。研究人员给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分发了一些调查资料,随后把他们安排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中,在他们读幻灯片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报告结果中包含了分别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及一些政治上中立的人士的意见,他们的观点都有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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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人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到反对派候选人中间存在的矛盾,因而在四点差异评级表上给他们的分数接近于四。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意见不一致时,平均差异评级更接近于二,暗示着他们看到的是最小矛盾。最后,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不会对中立派的矛盾有强烈反应(见图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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