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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国际迁移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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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正处于新一轮人口流动全球化浪潮之中，当移民增多在很多国家成为事实时，一个国家能不能更大程度地形成和谐、保持活力，关键在于国家内部克服族群和阶层隔阂的能力。这两大隔阂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衡量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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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迁移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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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止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是目前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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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移民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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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在移民总人口的比例中开始增加，特别是在因家庭团聚的移民比例开始下降以后。1990—2002年间，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中37％的都是技术移民，前往加拿大的移民中49％的都是技术移民或商业移民，而去美国的移民中13％的是为了就业。因为移入国的劳工缺乏具有周期性，许多劳工移民是暂时移民。近年来，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劳工移民增加得很快（United Nation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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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止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是目前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移民逐渐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移民人数明显增加，其中越境难民和非法入境者占主流，知识型移民逐年提高。随着发达国家对人才吸引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知识型移民已成为一种潮流。自2000年以来，亚太人口年增长率已降至1.1％，为全世界发展中地区的最低水平。在许多亚太国家，人口向外国迁移也是造成本国人口增长放缓的因素。一般来说，移民多在亚太区域内部流动，由低收入国家迁至较为富裕的经济体，但也有许多前往中东、欧洲和北美洲。2000—2005年间，亚太地区每年净流失130万人，前往世界其他地区（马寿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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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从保守走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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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带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从而产生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青年劳动力更是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占全球GNP总量的比重已由1900年的42.4％降至1965年的30.3％和2000年的25.5％（张善余、彭际作，2005）。为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作了调整，逐渐开始放宽移民输入的条件，对技术移民和知识移民大开方便之门。1998—2003年，英国输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劳动力平均每年增加35％，比一般外来移民的增长速度快了近10倍。2008年初，法国政府推出新的移民政策，希望在之后的两三年内将外来移民中专业人才的比例由目前的7％提高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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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和欧洲等国及日本对移民的观念与做法转变，与这些国家近些年来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需要不断吸收移民有关，同时也与它们在政治文明上的某些变化有关。这种不问肤色和出身，只问此刻效忠于谁的观念，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开放精神，它恰恰又体现了现代政治民族主义以国民认同为上、血缘与族性为次的主张诉求。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是营造一个国家的内部和谐，为国家长远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因此也是促进社会开放的保障（程亚文，2010）。当代移民不再是过往历史中“苦力”的代言词，在现代政治文明和国际交流中，移民的身份是意味着真正成为享有均等的国民待遇的群体，要求打破族群区隔，使移民能够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政治生活。有这样一种开放性，才能保证移民建立起对新的移入国家忠诚，真正成为社会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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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政策的改变，日本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历来对外来移民相当排斥，1990年之前属于严格限制国际移民进入的国家，即便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极度缺乏时期，宁愿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雇佣年老者和学生从事兼职工作，也不愿接受外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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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日趋严重，日本从1990年起时放松了对技术移民的限制。到2005年，日本接纳了大约120万名外来移民。在2006年之前的10年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数量保持在33万人，占24岁以上移民数量的约三分之一（姜海珊，2009）。大量因战争生活在海外，特别是韩国的日本侨民可通过侨民遣返政策回到日本，而外国非技术劳工，也可以通过劳动合同、短期培训等渠道进入日本，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也开始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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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日本每100名国民中就有25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而同期每100名美国国民里，只有14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日本面临着劳动力减少及社会保障负担增加的问题，为此，政府和社会就接收移民是否能够解救日本展开讨论。日本内阁府2014年2月24日发布的一项预测报告称，如果日本每年接收20万名移民，并且出生率好转，那么100年后人口总数能够保持在1亿人以上。反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10年人口将减少至4286万人。日本内阁府以2015年起每年接收20万名移民，并以总和生育率回升到能够维持人口更替的2.07为设想，进行了推算。预测结果是，移民定居及新生儿出生将带来2268万人的“人口推动效果”。加上如果出生率得到好转，到2110年日本人口将达到1亿1404万人。此外，如果接收移民，届时老龄化率将为22.9％，远低于此前推测的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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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早在1982年，日本《移民控制法》增设了“培训人员”（Trainees）身份，允许其在日本以实习身份工作一段时间。1990年起实施《移民控制和难民识别法》，该法案重申了严格控制非法移民，但同时放松了专业技术人才来日本工作的限制。2000年，日本法务省颁布了《移民控制第二基本法案》，该法案增加了引进工业移民的国际合作计划（Atsushi Kondo，2002）。但是新移民法仍然是以严格控制移民为主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劳动力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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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韩国人一直利用职业培训引进劳力移民。受培训的学员完成项目后，甚至在培训期间就允许打工。日本人小心谨慎地维持其“纯种幻想”（Weiner，1997），向海外日本人社群招募能融入日本社会的劳工。到1993年，大约有1715万名这类“日本人”被带到日本，主要来自秘鲁和巴西。作为外籍劳工中的例外，这些日本人可以带家属，允许有三年居留权。日本遵循血统主义的公民权原则，又要求需五年获得永久居留资格，因此在需要输入劳力与要求输入的劳力全面参与日本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当有孩子降生在移民家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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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考验国际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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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是指非本国公民通过非法的方式跨越边境的“移民”。这个名词通常暗示着许多社会问题，如经济、社会福利、教育、犯罪、公共福利、健康保险、人权等。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统计办公室五年一度的非法移民报告，截至2005年1月，全美约有1050万名非法移民，其中约有23万名非法移民来自中国，比2000年增加了4万名。该报告指出，约301万名非法移民是2000年及2000年后来美的。在1050万名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居首，约有597万名；其次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及印度，中国排名第五。据统计，2000—2004年间，每年有48.5万名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追求自己的美国梦。受大量移民进入的影响，到2050年，西语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将由2000年的13％上升至24％，而非西语裔白人将只占总人口的50％。此外，非洲北部和西部国家人口急剧膨胀，很多人甘冒生命危险偷渡欧洲。美、欧迎来非法移民潮，政府担忧人口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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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往往预示着非法移民数量回升。在历史上，非法移民与美国经济紧密相连。自2009年以来，美国平均失业率已从9.3％下降至2012年的8.1％，呈现强劲反弹迹象。2009—2012年，美国非法移民人数出现小幅增长，从2009年的1130万名增加到了2012年的1170万名，这些人主要来自以墨西哥为主的多个国家。除了墨西哥，其他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中美洲，大约占15％；其次是南美、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约占12％；最后是亚洲，大约占10％。动荡和贫困的中美洲国家导致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国非法移民人口主要集中在六个州，其中德克萨斯州在2007—2011年期间一直呈现增长；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在2007—2011年期间曾出现下降势头，但随后又开始回升。加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则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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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难民不是国际移民，他们是特殊的迁移人口。难民多数会回到本国去的，他们是因为政治、战争和灾荒等原因形成的。这些原因可以忽然产生，也可能会忽然消失，难民的人数也因此会忽然增加和忽然减少。然而难民有着许多移民的特性，他们都跨过了国界，在新国家居住了一定的时间。近年来的国际难民还不一定就住在邻国，许多的亚洲难民到美洲、欧洲和澳洲定居去了，他们最终都变成了移民。广义的难民还包括政治庇护申请者，他们人数很少，但最终也可能成为移民。在2004年底，发达国家大约有300万名难民，而在1994—2000年间估计有570万人申请政治庇护，其中四分之三是在欧洲国家，四分之一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有40％来自亚洲国家，主要是从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另外四分之一源于欧洲，特别是从那些前南斯拉夫解散以后建立的国家。还有五分之一来自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UNHC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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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难民形势愈加严峻。难民问题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共同难题。2015年6月20日，全球迎来第十五个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此前发布最新《全球趋势》报告显示，目前全球难民总数已创“二战”以来新高。2011—2014年，由于地区动荡和冲突加剧，全球难民人数增加了41％，已接近6000万人。2014年，全球输出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叙利亚，而欧洲成为全球难民人数增加最快的地区。仅2014年，就有390万名叙利亚难民被迫流落到全球107个国家。到2015年底，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人数已高达116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难民来源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共有960万名叙利亚民众面临人道主义危机。中东地区是全球难民问题的“重灾区”。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2年中东难民总数约为1030万人，占全球难民总人数的29％左右。加上490万巴勒斯坦难民，所占比例高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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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局势动荡，2015年涌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大幅增加。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12月21日，2015年共有100多万名难民和移民抵达希腊、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以及塞浦路斯。国际移民组织称，移民“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不能仅仅统计人数，必须采取行动，让移民合法、安全，让移民和他们前往的国家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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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问题正在成为欧洲最头疼的问题，在政治上刺激了极端势力渗透，在经济上使本已捉襟见肘的欧洲财政更加不堪重负，在社会上造成了更加难以弥合的族群对立，极易引发暴力冲突。2015年5月1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揽子行动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提议就是给各成员国摊派难民安置指标。难民安置事关国家利益，最终决定权在于各成员国政府。难民治理问题凸显了欧盟的制度缺陷，欧盟在涉及泛欧盟的议题上只是一个协调员，而不是指挥员。如果这种权力格局不能改变，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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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难民问题一直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稳定、传统的民族和种族纠纷、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后患等，使许多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利比里亚、苏丹、莫桑比克、安哥拉、卢旺达、赞比亚和刚果（金）等有不同性质和规模的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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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世界上难民最多的地区。除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因为以色列建国所产生的250万名巴勒斯坦的难民以外，近年来的难民多与战乱和地区冲突有关。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产生的难民，他们被迫离家去到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的难民，在战争解决以后多数也回到了家乡。在欧洲国家的难民因为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达一个高峰，估计约有380万人。随着各国政局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难民的人数也剧降到210万人（UNHC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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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对于世界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的增长、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发展等影响不很大，这些影响也是地区性的和局部性的。但是对难民迁出和移入的地区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不仅只是对移入地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对迁出地国家所引起的破坏和骚乱却是影响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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