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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财政补贴持续性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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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国养老金体系统筹层次低，导致调剂余缺的能力相对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2011年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2.84亿人，但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根据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团队完成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预计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领钱者增多，缴费者减少，少子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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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口少子化意味着四个减少，即社会财富创造者减少、三产服务提供者减少、养老保险缴纳者减少和老年照料支持者减少。生育少子化导致劳动力不足！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人降低到2014年的约600万人，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0—14岁少儿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3.6％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16.6％，今后仍将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减少345万人，以后逐年下降。这是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从“老劳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通常称“老年赡养比”）变化看，2020年接近20％，2025年接近23％，趋势不断升高，到2050年预期超过50％。人口发展的代际失衡问题日趋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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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养老金问题是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一，社会能够生产的财富量（人口经济学视角）；其二，社会能够分配的财富量（人口社会学视角）。没有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和积累剩余，再好的养老金制度也是摆设。养老制度包括了两大子制度的配合，即生育制度和保险制度两者需要相得益彰。前者解决年轻人口的养老供给，后者解决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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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老龄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养老风险。“一胎化”政策导致了少子老龄化以及老少、老劳代际人口的倾斜失衡，也就是说养老金的缴纳者减少，而养老金的领取者增加，一旦过了养老金缺口难以弥合的拐点，隐伏的养老金财务危机就会公开爆发，导致很多社会养老保险者陷入老无所养的巨大风险。现在的青壮年人口、青少年人口都是潜在的养老高风险人群，一是家庭养老或者儿女养老不可靠（独生子女不啃老就不错了），二是社会养老不保险（养老金缺口已经危机四伏），三是自我养老不可待（积蓄有限而且随通胀缩水、老年时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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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扩展的老年长寿化趋势继续下去，预料年轻人口的供给不足和老年人口的养老压力将夹击并压垮中国本已脆弱不堪的养老金体系，导致大面积的老无所养和人道主义危机。有远见的适度生育制度保证代际人口均衡，确保养老金的缴纳者与养老金的领取者能保持良性的平衡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提振生育率以弥补年轻人口储备不足，通过老少人口代际均衡实现适度老龄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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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备而老”才能确保养老安全。有准备的老龄化才是成功的老龄化，包括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适度老龄化、和谐老龄化、有保障的老龄化和有尊严的老龄化。首先，在时间上必须未雨绸缪，打出提前量，积累“养老资源”和“养老资产”；其次，加强多重保障，有针对性降低养老风险；最后，以社会公正的名义推进养老金制度并轨改革并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继而提高养老金保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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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少子老龄化视角下的养老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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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存在着日趋严峻的养老金收支失衡危机，其实质是人口少子化危机。养老金的“收”与“支”都与人口因素有关。前者与劳动力人口供给萎缩和就业参与率下降有关，后者与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总量的增加有关。问题在于，人口少子化、长寿化趋势和养老金危机的内在关联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日本一样，中国少子老龄化的挑战既来自老年的长寿化，更来自生育的少子化。事实表明，中国早就跌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鼓励生育迫在眉睫。中国的养老金危机有双重含义：一是人口老龄化关系到养老金缴费与领取的失衡；二是老年人口高龄化将影响养老金获得与支出的失衡。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采取综合有效的应对措施，即上策是开放鼓励生育，中策是充分有效就业，下策是延迟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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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金危机实质是少子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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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就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坦承，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不仅涉及制度内一些因素，比如参保人数、待遇水平、抚养比；(1)同时也涉及制度外的一些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其中，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影响巨大。尹部长认为，要解决养老金收支失衡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综合施策、长短结合、多管齐下。至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大扩面征缴的力度。二是要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三是采取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四是要多方面的筹措养老保险基金。五是做好结余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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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大势看，养老金收支逐步失衡将使中国掉入全局性养老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老金收支逐步失衡是静悄悄的养老危机，就像难以察觉的“温水煮青蛙”，是1980年以来持续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的恶果。所谓少生多少人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负债”。毫无疑问，代际人口平衡是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基本人口学条件。所以要保持养老金收支平衡，最根本的办法是保持代际人口的持续均衡，保持适度老龄化的人口动态，确保支撑老年人口的年轻人口不至于过分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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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的“收”与“支”都与人口因素有关。前者与劳动力人口供给萎缩和就业参与率下降有关，后者与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总量的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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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收”。养老金扩面征缴的潜在危机直接与劳动力人口供给萎缩和就业参与率下降相关，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导致养老金的缴费出现危机。始于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下降将成为长期趋势。《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劳动力总量供给和经济增长速度从双增长转向双下降，导致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同时下降。按总和生育率1.5测算，在202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减幅相对较缓，年均减少155万人；之后一个时期减幅将加快，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难以逆转的“人口雪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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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在经过前期大规模转移后，供给增长速度持续降低。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与2012年相比，少增加350万人，增幅下降1.5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增长幅度还将继续减少。几年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已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可以转移的青壮劳动力。估计2015年，我国50岁及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超过36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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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不断提升，老年人口赡养比有朝一日会演变为让年轻人不堪重负的养老痛苦指数，而农村养老危机将更为普遍和深刻，第一代农民工将面临养老困境，养老危机将在不久集中爆发。比较而言，延迟退休年龄毕竟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做法，强制退休的做法更是剥夺了高龄在业者早日颐养天年的权利，极容易带来新的社会不满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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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支”。受到三方面力量的驱动，养老金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的趋势。第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数量惊人增长。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6％，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38.6％，老年人口规模可能达到4亿人之多。与此相关联的，就是老年人口赡养比的不断趋高。目前，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之间的老年人口赡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2)第二方面随着老年人口余寿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在相应地增长。第三方面，养老金待遇又有刚性增长的趋势。从2005年至2013年，中国已连续9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与2005年调整前月人均700元人民币的水平相比，2013年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893元。201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提高10％，并向其中有特殊困难的群体适当倾斜，全国74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将因此受益。2015年各地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继续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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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养老金的收支缺口日趋扩大已是定局。事实上，在2014年社保的各项数据中可以看出逐渐积累和扩散的养老问题之端倪，这两年各项社保基金的收入增幅均开始低于支出的增幅。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养老保险收入增幅低于支出增幅，社会上开始出现焦虑的声音。这是养老大危机即将来临和爆发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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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黑龙江省长陆昊在“两会”发言中提到，黑龙江省养老金赡养比已经达到了1.42∶1，今年没有问题，明年、后年可能会出现困难。很多人对今后的养老感到焦虑，说明不少人目前花销大、储备少、生活压力大，对养老信心不足。期间，“搜狐健康”进行的样本量超过2500人的一项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人承认自己在为养老发愁，其中40岁以下的占75％。中国社会现在还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体系还在不断完善，因此必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加上近来物价上涨，人们的收入与支出存在一定差距，也容易导致对未来的迷茫。总体来说，人们对养老的担忧，是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上、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照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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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道，李克强总理承诺，对于养老金的正常缺口，国家会尽力支持，不能忘记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付出努力、作出过贡献的老工人。这番话语可以说给人希望，令人宽慰。但国家有态度不等于国家有能力，国家养老补贴能有多大范围、多长时间、多大力度？这些都是未知数，也是难寄厚望的。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养老危机是全局性、全国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省一地。在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可以说大众人口的“养老困境之忧”远甚小众人口的“养老安全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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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上，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是在业劳动力人口和退休老年人口此消彼长、代际失衡人口大势的反映。养老危机实质是年轻人口亏损和萎缩的危机。真正的麻烦在于，国家还没有深刻认识到人口少子化、老年长寿化趋势和养老金危机的内在关联性，而且少子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又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由是观之，开放和鼓励生育是何等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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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人口年龄金字塔判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既是顶端老龄化，也是底部老龄化；或者说，既是长寿老龄化，更是少子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口活得更长，另一个是少儿人口生得太少。概括来说就是少子高龄化。日本少子高龄化可谓前车之鉴，中国和日本一样，少子高龄化的挑战既来自老年的长寿化，更来自生育的少子化。正如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2014年12月7日在札幌市的众院选举助威演讲中，就伴随少子高龄化而来的社保费用增加问题所表示的：“许多人形成的印象似乎是错在老人，但问题在于不生孩子。”(3)随着日本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日本政府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负担日益沉重。日本总人口正在滑向财政警戒水平，目前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年龄超过65岁，到2033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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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就跌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在政策层面上，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之后实施的“一胎化”政策，追求的就是超低生育率目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无婴月”。在统计层面上，2000年“五普”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1.3，只有1.22，2010年“六普”跌至1.18。在意愿层面上，侯佳伟等通过对1980—2011年期间开展的227项关于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不仅很低，而且越来越低，甚至生育水平的下降快于生育意愿的下降，出现实际生育子女少于理想子女数的局面。理想生育率大概在1.6—1.8之间，政策生育率大概是1.47，而实际生育率却低于1.3。(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2012年、2013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04、1.26、1.23，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属于极度危险的超低生育率。这一事实证明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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