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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二章 空间的诸种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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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琳·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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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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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地理“学科”很难处理自身与“空间”和“空间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个观念非常令人头疼、非常理论化、非常易变。有时，它完全被视为学术分工内部唯一可以声称具有区分意义的特征。有时，它又被斥责为一种盲目的崇拜。正是随着这些看法的反复，理解“空间／空间性”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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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有这种反复关系的极端例子，并且恰恰是那一段历史形成了本文的第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内容非常简单，即70年代的激进批判拒斥了事物的空间组织化、距离，或许首先是地理分化的重要性，但是这无论是出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的合理原因，都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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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某个时期，人文地理学或者至少它的核心部分显然围绕“地区”展开。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设置围绕着世界的各个地区：“非洲”“亚洲”和“大不列颠的群岛地区”。研究的焦点是地方、差异和独特性。主要内容是理解这些地方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和如何获得它们的独特特征。当然，这并不总是最复杂的理论工作。相反，许多著作的章节往往简单地开始于地质构造结束于政治。但是，这种研究给社会科学的这个门类所带来的东西是一种独特的要素。首先，它把事物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其分开；试图理解各个环节、关系、综合，而不是只关注分析的某一方面。因此，它关注的必然是独特性。其次，这种研究给地理学带来了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世界（在非常字面的意义上）某个部分——地点、地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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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颠覆了这一切。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地理学也迎来了“实证主义革命”——特别是量化方法的外观。过去的地区地理学尴尬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学术的大门对它牢牢地关上了。它被视为地理学的黑暗时代。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真正科学研究的“高原”。这个故事人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无须赘述。当然，这样一种进展完全吻合那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这是威尔逊主义的时代，是“白热化”的时代，是技术革命的时代，是我们相信通过中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就能拯救全世界的时代。随着城市问题开始进入政治议程，我们构建了出行分布（trip distribution）和运具分配（modal split）的数学模型，在上班途中所花费时间的问题上绞尽脑汁。当然，许多社会科学具有这样的特点。地理学与这些学科共同遭遇的问题都牵涉一种方法——琐碎的因果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仅仅通过经验规则就可以发现（只要你能进行足够的观察）科学“规律”，是数学（或数学中的问题）而不是现实世界的问题指导了研究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这一新潮流还向“地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事物适合被模型化？所寻求的是何种规律和关系？这些规律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方法的汇集使得地理学失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唯有一般和可普遍化的东西才具有科学性的主张使地理学失去了它的核心关注点。在这个壮观的新世界中，人们应该感兴趣的最后一种东西是独特、特殊、具体。这种东西应当由规范化来处理，它是科学事业的一个障碍。这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来说相对容易，或者看上去如此。无论进行界定是多么困难，它们都有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经济、社会和政治——来研究。地理学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可以切分和研究的特定社会关系。它拥有的一切，或者似乎拥有的是一个维度：空间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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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理学把自身确立为“空间科学”。它研究的是空间规律、空间关系和空间过程。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可以抛开社会内容研究空间互动的某些原则。在一个不太明显但社会意义更重要的层面上，人们热衷于识别出空间的规则性，渴望用空间因素来解释它们。他们认为，对地理模式的解释是属于空间的，而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内城问题在那个时期越来越突出，并且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因为内城具有一种明显的空间规则性。由于假设每一种空间模式背后都存在着一种空间原因，因此，地理学家（也不仅仅是地理学家）运用内城的各种特征（或者研究区位本身的特征）去解释它们的消亡。这或许是当事者由于自身问题而受到指责的最初地理学版本。地理学一方面追求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渴求在制度化的学术分工中得到认同。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地理学家和地理学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有一个纯空间的世界，有一些没有实质和内容的空间规律，并且有一些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的空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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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观点。像纯粹空间过程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只有一些特殊的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中。内城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失业——现在被认为与其说同城市有关，不如说同工业有关，各个城市是进行越来越一般化的去工业化过程的第一线。城市处于去工业化过程的第一线，这一事实被认为与城市的工业特征（竞争力弱、劳动更加密集、生产率低）关系更为密切，而不是因为城市的地方特征。换言之，就城市变成了时代的基调而言，空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仍然成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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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过来说，这一观点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仅从学术分工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地理学被剥夺了它的空间角色。换言之，我们发现，它力图解释的对象的根本原因不在本学科之内。地理学家要么不得不改行学习另一门社会科学，要么站在社会科学的过渡地带的末端，忠实地描述那些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的结果。学术分工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继续轻松地进行它们的概念性研究，好像世界存在于针尖之上，没有距离，没有空间的差别。换言之，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规律大部分都是无视空间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就意味着空间学科与实质性学科都低估了地理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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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情况也同样如此。随着这种对地理学作用的轻视，特殊性、个体性和地点的重要性也普遍遭到了轻视。20世纪70年代，激进批判的焦点不是我们在周围世界中看到的各种结果，而是揭示它们共同的根本原因。全部的论证不仅要指出空间模式是社会过程造就的，而且要指出它们是由共同的社会过程造就的。这是一个重要观点，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更是如此。内城开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与地区相互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它们相互竞争对于政府和决策者来说并无为难之处。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指出你不能只指责受害者，而且是要指出受害者全都在陷入一种共同的困境中，因而与其在地区政策上竞争，不如为了国家政策而联合起来。因此，重视那些不同的地理结果具有的共同性，这一点过去重要，现在仍然重要。然而，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对地理学重要性的轻视，即轻视地理学的变量、结果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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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对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的总结性批判是：“地理”遭到了低估；它被低估为距离；从地方的变化和独特性的角度看，它遭到了低估。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是事实。但是，社会关系也是在空间中建构的，并且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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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工业变迁与空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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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区位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的一大进步是对生产本身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工业区位研究不再完全集中于“区位因素”，不再单独用一种空间模式去解释另一种空间模式。一般认为，必须考察在工厂或办公室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地点因素”本身是生产变迁导致的结果，并且要理解空间变迁，就必须超越“空间因素”和空间模式。英国的争论所围绕的实质性论题是内城问题（已经讨论过）以及如何评价地区政策的影响。这正式引发了一系列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主导性因果解释链从生产变迁的原因开始，经由这些变迁（技术变迁、劳动过程的重组等）本身，到如何评价这些变迁对于生产区位要求的影响，再到如何解释空间模式（的变迁）。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一种强有力的论证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因素在空间结果的形成上完全不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这或许是事实。例如，关于停业的决策或者由于劳动过程的强化而导致的失业。在此情况下，失业（无论是产生于市场运作还是产生于跨国公司的决策）的空间模式可能完全是因为单个工厂的内部特征，而不是因为某些更明显的空间因素，例如工厂所在地区的更大范围的特征。但是从总体上说，各种解释倾向于遵循上述因果链。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序列。解释的关键（也是新颖之处）在于空间变迁被理解成生产变迁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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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言，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并且需要进一步阐述。但是这一观点现在也需要修正，因为它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或者说，故事没有这么简单。“从生产变迁到空间变迁”的序列忽视了空间组织化的区位机会（或者缺乏这些机会）的重要影响，也忽视了使用距离和空间分割本身的重要影响。这两者都能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资本把区位的改变当做削弱工人抵制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或许更有趣，虽然无疑更难以“证实”）反过来使用也会奏效，因此，某些资本要素的空间非流动性是生产组织发生变化的部分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伦敦东区的服装业中血汗劳动和家庭制衣加快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如下事实：与那种由大资本控制并大规模生产服装的工业部门相比，这一产业部门（少量的家庭资本，生产周期短，与时尚市场关系更紧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流动性。这两个产业部门都面临着沉重的成本压力，主要是劳动成本压力。但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大资本离开城市，前往别处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小资本来说，这一策略不可能奏效，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对于它们来说，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才能找到新的、更廉价、更驯服的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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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最近对制砖业的研究表明，其他因素（特别但并非仅仅是对牛津地区黏土的依赖）决定了伦敦制砖公司的选址，这一事实显然影响到它对劳动力的使用。在工资的压力下，它起初招收外来移民劳工（也就是流动劳工，不是公司固定员工），但是最终不得不诉诸生产的重大变革。与大型服装公司不同，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空间流动性降低成本，因而加速了生产的变革。它不可能通过简单地从生产到区位的转换来解决问题。空间组织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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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产的空间组织与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提出相同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显著发展是集中分析企业职业结构中日益重要的空间分化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随着单个企业的不同生产阶段的分离（阶段性的空间结构）而出现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又是围绕着工厂的产品周期体系组织起来的；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不过是许多生产相同产品的分厂的实际情况。(2)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不断延伸的管理等级体系在空间上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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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海默（Hymer）和维斯特威（Westaway）明确指出了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管理职能在不同区位上的表现。(3)有一个从战略到日常的、社会和空间的等级体系。就此有两点需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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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真正“在空间上扩展”的东西是经济所有权关系和占有权关系。(4)这个等级体系是这些关系中特定位置的等级体系，它与具体职能的表现有关。同时，就总体的对抗性而言，那些在这样一个等级体系中处在不同位置的管理者由此还在生产关系内、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这样一些差异仅仅是社会结构中决定地位的一个因素。宽泛地说，在职能上越靠近总部，社会地位就越高，而且既然等级体系拥有一种空间形式，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显然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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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但是，恰恰是这种关系（即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生产中经济所有权关系和占有权关系中的位置——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才令人感兴趣。对它的通常描述似乎显示（至少是含蓄地显示）一个预先存在的管理等级体系（依据解释）随后被分派在空间中的相应位置上，就好像是把预先存在的一副扑克牌发向各个位置。这里有一个暗含的（或许未被注意到的）假设，即随着大公司建立了跨地区模式，延伸的管理和控制等级体系随着资本的“去空间”的（spatial）集中而发展，然后分布于各个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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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并不是如此。变成跨地区的企业是大公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管理和控制等级体系延伸过程的一部分。对本文的论证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是影响管理等级体系内的社会分工的因素之一。就在总体社会生产关系中各种职能的正式分散而言，跨地区这一事实本身推动了特定类型的分工。管理职能和管理人事的等级体系从大都市地区的总部延伸到小城市的地区总部，由此再延伸到偏远的分支机构。空间分离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种等级体系的形式。社会地位的等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环节也是如此。这些并不仅仅是空间上分布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形式本身也受到它分布于空间中这一事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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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空间分布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地理情境，即更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结构还会塑造现存的社会分工。今天的英国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管理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也就是地方分支机构，管理能被简化为相当平常的行政工作。就像生产场所一样，管理层能够感觉到自上而下的决策的接收端，但是对于这些决策可能一无所知。这种分层意识和潜在的对抗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因素而被强化：（1）与“管理阶级”其他人员之间的相对地理隔绝；（2）当分支机构处于遥远的生产地区时，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不同。当一个国家的管理等级体系倾向于采取相当连贯的地区间形式时，空间分工就会塑造和凸显那些可能与之并存的社会分工。我们应当按照这些线索进一步研究英国日益成长的管理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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