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8750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错误的空间观念
1702358751
1702358752
那些声称正在运用相对空间概念的理论家——常常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拥有一些错误的空间观念。现在让我们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考察。正如从上文的论证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错误的空间观念常常与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作用的误解有关。
1702358753
1702358754
或许最常见的错误是这样一个暗含的假设：因为空间只存在于对象构成它的地方，所以空间完全可以还原为构成它的对象。因此，在《城市问题》一书中，卡斯特尔（Castells）提及了“空间”和“城市空间”，但结果表明，他关注的是城市主义的构成要素，并且他从这些要素所构成的空间形式抽象地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因此，尽管表面上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地讨论空间。(18)鉴于我们上文对抽象理论的评论，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一点。但是，卡斯特尔似乎还错误地设定，即使没有经验研究，抽象理论也能够事先以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近似具体研究”(19)的方式来理解具体系统的特性。
1702358755
1702358756
一些理论家——例如列斐伏尔——对空间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解释。他们认为，城市主义和空间改变了生产关系，因而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20)有一种毫不客气的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空间崇拜。比较客气的看法认为，它可能是对具体之物的重要性的强调。与抽象之物相反，具体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尽管抽象对于理解具体至关重要，但它对于空间的重要作用可能几乎什么也没说，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从形式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的。然而，当代的城市主义对依据空间形式的定义不以为然。在日常的用法中，像“城市”和“城镇”这样的词语是毫无问题的，它们传达出建成区域的清晰空间图像，因而形式是内在于定义之中的：换句话说，定义是分析的。然而，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理论分析表明，这种定义并不存在物质的基础；在这样一些区域发现的关系和活动并非为它们所独有，因此，在日常思维中似乎是分析和必然的东西，在理论上却表现为综合和偶然的东西。(21)按照桑德斯的观点，尽管形式的确影响了社会过程的运作，但是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并不认为形式是一种根本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抽象理论所分离出来的基本结构和机制；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中再生产出来。毫不奇怪的是，当代城市主义研究现在发现自身并没有一个能够符合城市术语日常用法的研究对象，而且桑德斯为“城市社会学”设定的议程没有自称与城市的空间概念之间存在联系。(22)
1702358757
1702358758
那些自封的“辩证法者”普遍犯下的另一类错误包含在如下论证中。
1702358759
1702358760
1．空间——特别是在地域的意义上——并不只是外在于和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而是由社会产生的东西。
1702358761
1702358762
2．因此，空间的就是社会的。驴唇不对马嘴！这是通常从对空间的构成要素的承认偏离到把空间还原为那些构成要素，只是这一次把构成要素进一步归结为那些由社会创造的要素，武断地忽视了空间的非社会构成要素。空间部分地由社会构成，但它既不可以还原为自然构成要素，也不可以还原为社会构成要素。正如索雅（Soja）所说的那样，空间结构无疑可能拥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根源”，但是空间还有大量其他可能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构成要素。(23)（应当指出的是，自然现象只有通过社会媒介才能为我们所认知，这一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毫无关系，它们是不依赖社会现象而产生的。）
1702358763
1702358764
把空间还原为它的构成要素，这可能是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卡斯特尔的《城市问题》：
1702358765
1702358766
空间是一种物质的产物，与其他的物质要素有关联（1）——人类本身（原文如此）以及其他要素进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后者赋予空间（以及其他组合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因此，空间并不是社会结构部署的纯粹场合，而是每一个规定一定社会的历史整体的具体表现。因此，与其他任何现实的对象一样（2），空间问题是一个确立结构法则和接合法则的问题。这些法则支配着它的存在和变化，因而支配着它与历史现实的其他要素衔接的特性（3）。这意味着作为一般社会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是暗含的部分——的空间理论并不存在（4）。(24)
1702358767
1702358768
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考察这段令人费解的论述。使用“空间”一词，就是使用一个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因此，这种把空间当做是一种物质的产物（1）或一个现实的对象的说法令人费解，尤其是在（1）和（3）中空间被视为等价于诸如人类这样的“要素”。不存在任何“支配着”空间本身的……“存在和变化”的结构法则，只存在构成空间的要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段话的最后一句（4）：要么是一般社会理论能够事先阐明具体系统的形式（包括空间形式）；要么是在提到那些具有空间广延性的对象时，任何一般社会理论暗中都具有空间性。只有后一种解释能够站得住脚；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只借助抽象理论暗含的空间维度不可能预见现实的具体形式，但是通过经验的研究必定会揭示这些形式。
1702358769
1702358770
许多空间研究文献特有的草率论述的第二例子来自列斐伏尔：
1702358771
1702358772
空间并不是一个被排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科学对象；它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空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完全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5)
1702358773
1702358774
应当注意“空间”是如何表示“地域”（territory）的。一旦被片面地归结为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我们就开始完全忘记形式或结构意义上的空间，并且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的理论就不再存在任何差别。
1702358775
1702358776
正如萨克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继续在思维中分离和重新结合空间与物质，但是不成功的重新结合中经常发生错误。例如，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讨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非常流行。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必定拥有某种空间形式，但这并不一定是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形式，即使宽泛地来看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开始从不发达地区偶然的空间形式来思考发达地区，并因此把它们作为经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其中一些关系可能是必然的，混乱和错误就会出现，因为我们难以看到，空间上的边缘地区不必然是功能上的边缘地区，空间上的中心地区也不必然是功能上的中心地区。这样一来，空间和过程不可能在这一水平上实现成功的重新结合。
1702358777
1702358778
在日常的思维中，对空间和物质的分离与重新结合更为普遍，例如，英格兰北部的人们把东南部地区说成是中产阶级的地区，并且拒绝认为像唐桥井（Tunbridge Wells）这样的城镇可能拥有任何工人阶级人群。对阶级的概念化来说，恰当的单位是人，而不是城镇或地区。
1702358779
1702358780
在上文的部分中，我已经论证过，抽象理论的空间特性明显不同于具体系统研究的特性，并且就空间对后者产生了作用而言，具体研究必须考虑到空间形式，即使它对空间形式没有直接的兴趣。虽然我关注的是揭示在对空间的探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但是我并不想低估那些避免这些错误的具体（因而是空间的）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哲学的批评经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旦避免了某些错误，所有的困难都会消失。在我看来，哲学应当有助于解释某些困境为什么持续存在。
1702358781
1702358782
1702358783
1702358784
1702358786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探讨中的难题
1702358787
1702358788
具体研究之所以处境困难，原因之一是空间和物质实现完美的重新结合经常完全不可行。思考一下劳动市场研究的例子。如果我们使找工作者和工作岗位之间的空间关系抽象化，然后把所有地区的数据合计为全国的数据，好像真的有一个单一同质的全国市场，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对这样一些体系中的事件模式有多少理解。在一个像该（在上文所界定的意义上的）系统一样开放的系统中，合计的定量关系与现实的因果相互作用之间几乎不存在可以理解的环节；因此，许多工作岗位与失业者之间通常并不对应。然而，要把空间形式考虑在内几乎并不可行，因为这涉及每一位寻找工作者和相关工作岗位。通常的折中办法是把全国数据分解成相当分散的劳动市场地区，但这只是处理相关现象的空间效应的一种大概方式。就社会系统是如此不同和开放而言，即使实证主义方法充满了希望，我们也不会对找不到可靠的经验规律性而感到惊讶。
1702358789
1702358790
使空间抽象化的经验研究几乎不可能称为具体的，因为它们掩盖了系统要素结合的真正形式。对于那些习惯于这类研究的人来说，空间的变化不过是对常态的偏离，仅仅是相关的因素本身而已；一些人甚至认为偏离“不如”常态“真实”。然而，常态或一般状态恰恰是统计上的虚构；例如，无论多么反常，个体投票者和一般的投票者无疑都一样真实。
1702358791
1702358792
但是，如果对单一、具体、开放的社会系统——例如劳动市场——的解释存在问题的话，那么那些试图对许多系统相互作用的具体效应进行综合的研究就存在更大的问题——例如工业革命的历史或者地区变迁的性质。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研究者面对着依据总数还是平均数的选择。尽管这两种统计数据描述了整体，但却排斥了因果性，因为它们忽视了空间形式，或者它们进行的研究允许对主题的有限部分进行具体分析和因果解释，但却忽视了许多地区。在实践中，通过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综合”（colligation）方法，他们试图把如下两者的因素与抽象理论结合起来：一是广泛的归纳，这种方法具有描述的全面性，但解释力度却弱；二是地区的或部门的个案研究，这种方法在解释上更全面，但覆盖面却有限，几乎不可能研究或发现更多的个案。例如，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通常综合了对人口和经济变迁的全面的描述性归纳，但是对个案研究的参照却表明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机制如何在系统各个部分的具体条件下产生出特定的具体效应。这并不单是一种在研究范围与详细程度之间进行的选择；它涉及我们是否考虑到形式，因而是否进行具体研究的问题。即使研究关注的是诸如国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单位，我们也不得不反复地辗转于许多不同的空间范围之间，其中每一个空间范围都对应于或等同于一个特定的对象，不论它是帝国、地区还是工厂。阅读这样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留下这样的疑问：各种事例和特定的局部具体研究是否“代表”整体？从合计性的描述归纳能否推出关于个人或系统的各个部分的推论，同时又不与生态学的错误产生纠葛？这些是真正的社会研究实践问题，并且它们并不是产生于社会科学的不成熟，而是产生于研究对象的本性。并且，当我们思考后者的时候，那些相信我们应当效仿实验性自然科学的人的预期看起来就更加荒谬了。(26)
1702358793
1702358794
把空间和物质分离的倾向，绝不会充分地把它们重新结合。正如萨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倾向也是各种实践问题的一个共同根源，特别是对那些试图协调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活动的组织来说更是如此。例如，英国政府的大多数支出抽象地考虑空间，但是随后又不得不把其他的支出分配到特定的地点，这在它的地方政策中最为明显。然而，所谓的非空间政策——如那些与国有化工业和国防开支有关的政策——具有的空间效应，可能与那些地区支出的所谓“空间”效应相冲突并强过它们。但是，又如萨克所指出的那样，地区性组织——例如威尔士发展署——的政策“与其他辖区的政策一样都是空间性的。它们完全是地方性的。”(27)此外，“援助一些地区”总是意味着仅仅是援助这些地区的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的利益集团，而不是“地区”这一神秘实体。(28)诸如“教育优先地区”这样的地区政策也是如此：由于不分地区地把大部分支出分配给教育，政府因此违反了指定某些特别关注地区（而不是特定的学校）的初衷。这些都是空间与物质不充分结合的明显证明，因为各个地区把一些非常有特权的学校和学生内化进自身，而且被剥夺教育的儿童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但这些地区关注的中心却是教育剥夺的空间集中地，结果仅仅关注了全国的一小部分学生。
1702358795
1702358796
这些是真正的组织问题，并且给出解决办法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实施了。工党的“替代性的地区战略”提出了一种可能但却困难的补救措施，这就是考虑到所有支出的空间效应，而不只是那些碰巧属于各个地方辖区——例如“发展地区”的支出。(29)
1702358797
1702358798
有一种情况更需要谨慎地融合空间和物质，这就是民主政治结构的设计。我们不可能期望民主政治结构服从抽象政治理论的整齐划一的等级秩序——不论是来自上层还是来自下层的控制。就在差异巨大的范围内运作的利益集团和活动（例如资本利益集团、民族国家、消费者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言，更加民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必定比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更复杂，而非更简单。(30)
[
上一页 ]
[ :1.7023587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