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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五章 空间、城市与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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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桑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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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如许多著作最近所指出(1)，这不仅意味着一切人类活动都出现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这在吉登斯看来已经是“陈词滥调”(2)——而且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地点和时间对于解释和理解这些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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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注意社会科学家早就认识到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现象解释中的意义。例如，政治地理学家许多年来一直有兴趣地分析地点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并且已经表明生活在中产阶级地区的手工工人在投票时比生活在工人阶级地区的手工工人更保守。社会学家关于阶级图像（class imagery）的研究同样表明，地方环境对于保持恭顺的、无产阶级化的或私有化的社会图像（images of society）有重要意义。最近，关于“地方国家”（local state）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的地方历史导致了不同的地方政治结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的地方当局（例如，所谓的“南约克郡社会主义共和国”）采取了激进的计划，而另一些地区的地方当局则没有。社会科学显然没有忽视时间和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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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近年来还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正统学说，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现象中的空间变化关注不够”(4)，并且认为时间和空间都应该被“纳入社会理论的中心”。(5)按照这种观点，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历史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仅仅考虑时空情境的变化是不够的。毋宁说，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是社会学事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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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如果社会学主要与人类活动的空间维度有关，那么社会学真正的核心关注点就必定以空间上界定的社会组织单位为基础。换言之，如果空间对于社会理论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不同的社会空间安排——村庄、城镇和城市——的研究就是社会分析的基础。吉登斯至少乐于接受这一解释，因为他认为城市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注对象，而城市社会学就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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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能把城市仅仅视为社会理论的次要研究对象，而应该把它看做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同样，“城市社会学”并非仅仅是社会学众多分支中的一个，而是某些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核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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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社会学家、“城市”地理学家以及对城市具有特殊兴趣的学者自然开始抓住吉登斯抛下的这根救命稻草。这是因为，在受到“城市”研究的具体对象及其社会学意义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困扰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从当代一个顶级社会理论家那里获悉城市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是全部社会科学的核心。因此，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的第一卷正在取代卡斯特尔（Castells）的《城市问题》成为相关学术会议中每一篇论文都必须引用的著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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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说，社会学及相关学科极易受到多变的学术热点和时髦的左右，这是其不成熟的标志。至少自从20世纪50年代的功能主义霸权破产以来，社会学已经变换了一个又一个正统学说——现象学的社会学、批判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甚至没来得及通过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发展出系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计划。(7)就与“城市研究”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具体领域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正统的理智立场一开始重视空间和城市，后来却截然相反地认为这类研究“意识形态化”而将其放弃了，但如今却在吉登斯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不仅又一次断言了城市和空间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们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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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高采烈地加入这一新兴的最新潮流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尤其需要思考的是，吉登斯和其他学者现在进行的论证是否真的能应对并驳斥近十年来针对把城市社会学视为城市和空间形式研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依我之见，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我相信吉登斯的著作本身与其说“反驳”了不如说“强化”了这一观点，即一门以研究空间形式例如城市为中心构建的社会学在当代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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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问题：一门寻找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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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整个20世纪里，城市社会学在西方学院派社会学中已经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存在了，有自己的教授教席、专业期刊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这段时期，有人认为城市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城市）确立了这门学科本身，这就如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都界定了自身的具体研究对象，例如家庭（家庭社会学）、公司（工业社会学）、国家（政治社会学）等。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学的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以确定特定的经验性研究对象（家庭、公司和民族国家）为基础，更以研究这些对象中包含的具体社会关系为基础（例如，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或父母与子女关系；公司内部的劳资关系；民族国家内部政党间的关系、压力集团间的关系和文职人员间的关系等）。既然城市社会学把城市视为其研究对象，因此它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具体研究城市内部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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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别处更为详细地指出过(8)，在过去70年时间里，确定城市生活所特有的一类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的尝试主要有四次。尽管留下了有趣且有益的成果，但这四次尝试都失败了。这些尝试的失败表明，企图把特定的社会过程与特定的空间形式相联系并据此确立与城市研究有关的城市社会学基本原理，也许是徒劳的。这是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城市已经不能够代表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组织单位。一门部落社会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可能显得古怪且不合时宜，因为部落作为社会组织单位早已不存在了。就城市社会学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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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一次尝试：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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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同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第一次尝试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理论，这也许仍然是最系统的一次尝试。(9)帕克认为(10)，城市分析的探究对象是“生态社群”。生态社群与“社会”不同，其特征是，其中的人类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的功能适应。这样，人类生态学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竞争）及其非预期效应（功能适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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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帕克的工作中，他对生物竞争过程的关注与对研究对象城市的关注之间一开始就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帕克显然不能够确定人类生态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的新学科，其理论上的研究对象是竞争和适应性，或者人类生态学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对城市的经验性关注。(11)总之，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根据人类生态学对一个过程（生物性斗争）或一个对象（城市）的关注来定义这门学科，因为这两个主题显然早已不再相辅相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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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生态传统研究的推进，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基本紧张关系显露出来。如果人类生态学被理解为一种城市理论并因此根据作为探究对象的城市来定义，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其专门的理论关注点就是生物性竞争过程。其实，阿里汉（Alihan）1938年发表的有影响的批评已经表明，研究城市但却不分析文化过程以及生物性过程，不分析“社会”以及“社群”，既不受欢迎也无可能性。(12)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生态学被理解为一种适应性理论并因此根据一个一般过程来定义，那么我们显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它只能运用于对城市的研究，因为生物性斗争几乎存在于人类事务的一切方面。总之，人类生态学的理论关注点并非以城市为基础，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专门指向城市。因此必然的结果是，人类生态学家两个貌合神离的关注点最终分开了。那些仍然致力于城市研究的人继续炮制研究社群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这些论文和专著现在看来都缺乏一致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理，但是那些仍然专注于适应性研究的人则必须放弃芝加哥学派所特有的对城市的关注，转而发展并运用帕克的理论洞见对适应自身外部环境的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进行功能主义的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创立城市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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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二次尝试：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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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早就认识到，社会集合体（social aggregates）的规模和复杂性会影响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西美尔（Simmel）在20世纪初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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