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9649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49]
1702359650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
1702359651
1702359652
资本循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完成。我称此为“社会必要周转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turnover time），也就是在正常的生产和循环条件下以平均利润率周转定量资本所花费的时间。如果单个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比社会平均速度要快，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如果一些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不能够达到社会平均速度，那么他们的资本就相对贬值。因此，竞争产生的压力会迫使资本家通过技术和组织变化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任何总体的加速（aggregate acceleration）都会释放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同样的原因，总体的减速（我们指的是经济不景气、未售出的存货堆积等情况）通常意味着不正常的贬值状况。
1702359653
1702359654
但是，某些资本必然以慢得多的速度循环，例如固定资本（机器、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和消费基金中的资本（耐用消费品、住房等）。科学和技术的生产以及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司法系统、行政部门、法律执行和军事保护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供给确定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项目酝酿期尤其长，并且利益回报（如果有的话）的年限长。这种投资依赖于联系当前消费需求，预先创造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我们现在碰到了一种令人高兴的情况，即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这些剩余会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就剩余的吸收而言，有什么能比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中把它们转变成长期项目更好的方法呢？其实，投资于科学技术，投资于训练（通过教育或压制）工人适应更强的工作节奏以及投资于新机器、交通运输系统、信息系统和分销渠道等，这些都能够有助于加快总的周转速度。一部分资本的循环减速是为了加快另一部分资本的周转速度。
1702359655
1702359656
这里有可能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即这些剩余在创造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被吸收，而这些基础设施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剩余。我认为，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能够自我维持增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也肯定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由于在基本生产中生产率日益提高的同时，剩余日益被吸收到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中，就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1702359657
1702359658
但是，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某一点上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它通常会被一种危机打断，在这种危机中，每个地方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会贬值。我现在必须表明这种打断如何以及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必须首先解释，剩余到底如何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中转移到对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中。
1702359659
1702359660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劳动力的再分配。这里存在严重的摩擦问题（frictional problems），因为过剩的鞋匠不可能立刻成为科学家，而一个非常具有天赋的修路工必要时其实能够轻易变成老师。劳动力的质量并非均匀统一，因而一种剩余通常并不能够立刻在别处被吸收。就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必然是缓慢的，这本身能够检验任何螺旋式发展的持久性。
1702359661
1702359662
剩余资本的再分配同样存在问题。这种剩余可以作为货币存在、作为商品存在或作为生产能力存在。如果作为特定的使用价值（鞋和衬衫）或生产能力（车床和靴模）存在，这种剩余就不能够直接转变成一条公路或一种新的教育服务。它必须首先转变成货币。这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因为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本不可能顺利地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形态，尤其不可能顺利地转变成货币形态。银行信贷能够逾越这个障碍，但是这一点并不确定。为什么银行信贷不会被用以创造更多同种剩余？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深刻意识到需要服从“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命令，那么为什么剩余资本会被吸收进长期投资中呢？第二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就在于此。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几乎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这个方法就是创造“虚拟资本”——债券、抵押贷款、股票和证券以及政府债券等。(4)虚拟资本把长期的循环过程（例如，铁路中包含的资本）转变成年度收益率。虚拟资本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是促进未来劳动产品的股权的日常买卖。收益率有时是固定的（债券），或者根据劳动逐年的实际产出（股份）而变化。但是，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与当前生产中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比较来估量。
1702359663
1702359664
通过使用银行信贷和虚拟资本，剩余资本可以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当某种虚拟资本（铁路股份，政府债券等）的年收益超过了当前生产中的利润率，那么这就会刺激资本从当前的生产利用中转移到未来的投资利用中。然而，这种转移不太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许多投资（铁路、医院等）具有“块性”（lumpiness），从而必须经过不同的工作周期才能使一个项目投入运营。此外，许多投资的性质，常常使单个资本家无法介入——例如服务于公益事业且难以直接改作他用，因此为了建造铁路、港口、大学和科教中心等基础设施，必须发展新的特殊组织形式（合资公司、国有企业和准公用企业）。如果要确定年收益率变化的清晰市场信号，还必须妥善地组织资本市场。最后，依系于未来劳动产品的投资虚拟性引入了强烈的风险因素、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人类判断和预期因素。
1702359665
1702359666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无数的投资者就如何在一种允许商品期货与政府和公司债务、财产抵押权以及债券和股票等一起交易的金融体制中最佳地配置自己的资本作出决策，而短期循环过程和长期循环过程之间能够纯粹侥幸地实现动态平衡。在这个世界中暗藏着各种各样的陷阱，也就是说判断错误很可能会导致极度不平衡的配置。银行信贷加上虚拟资本也许是一剂魔药，使一切资本立刻变得可转换，但也显然是一种挥发性混合物（volatile mix），能够在危机形成的大火中顷刻化为乌有。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能确定危机的必然性，只能确定通过震荡补偿仍然（至少原则上）可以控制的许多种可能性。危机的必然性必须以其他方式确定。
1702359667
1702359668
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动态平衡是最平稳和简单的动态平衡。从当前生产中产生的剩余货币资本，加上与剩余使用价值（商品和生产能力）相当的银行信贷一起作为虚拟资本投入到长期项目中。剩余劳动力于是可以就业了。当前生产中的剩余使用价值满足了对工资商品和生产资料的额外需求。存货减少了，而生产能力利用程度提高了。价格和利润得到恢复，对当前生产的再投资重新开始，从而进一步生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而二者又将通过虚拟资本的形成和对长期项目的投资得到吸收。只要虚拟资本的形成量不受到限制，这种过程显然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1702359669
1702359670
然而，虚拟资本是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如果要实现虚拟资本的价值，那么对未来劳动的配置就必须确保最初投资的收益率。实际情况是，现在的问题通过订立未来债务合同被缓和了。就问题被缓和而不是被解决而言，动态平衡意味着通过加快虚拟资本形成来进行连续的时间替代。负债量增加，并且未来劳动日益被束缚在合同债务的框架之中（图7.1）。债务总有一天要还。究竟什么时候还取决于投在特定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但是，加快虚拟资本的形成——螺旋式发展的真正核心——意味着当前生产中越来越多的活劳动不得不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
1702359671
1702359672
1702359673
1702359674
1702359675
图7.1 发达资本主义的负债，1946—1980
1702359676
1702359677
因此，危机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得到改善的基础设施的）当前生产的正增长变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过度积累的资本就会从储存体中回流出来，并与当前生产中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资本储备。虚拟资本进一步形成的能力不是遭遇劳动或资源制约因素的瓶颈，就是遭遇既有基础设施中资本循环的瓶颈。在基础设施报废之前，这种循环一旦受到干扰，这些设施就会贬值。通常接踵而至的危机使每个地方的剩余都将遭受贬值。第二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没有变现且贬值了。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原因看起来是当前生产中生产率的滞后（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短缺），而这与合同负债量有关。因此，贬值集中在负债上。这些负债贬值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即因为货币化（通货膨胀）而贬值；也可能是个人的，即因为私人合同债务得不到履行而贬值。
1702359678
1702359679
从长期来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长期有多长？如果把过度积累的倾向延续至未来，那么危机就可能被延缓很多年。但是危机越往后拖延，虚拟资本就越多，过度积累问题本身会受到压制而越严重，从而最终的危机会越深。但“最终”并没有确切的日期。即便在危机过程中，负债也能够被重组，债务期限也能够延长，从而避免立刻产生全面冲击。
1702359680
1702359681
危机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大量铁路和城建投资中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在19世纪非常具有典型性）导致了这类资产过度积累的周期性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项目通常的周转时间。虚拟资本（铁路债券和股票以及建筑商的负债）贬值，负债一笔勾销，企业破产，劳动力失业。尽管从资本和劳动的角度来看越来越不可容忍，这种方式仍然具有一个优点，即在有力且明确地清除过度积累的资本的同时保留了资产的使用价值。剩余的大量吸收原本通过国家行为（公路建设、医疗和教育）——在1945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具有典型性，以及国家对私人负债的支持来实现，但最近已经更加注重国家支持的债务。建设周期几乎已经消失，并且虚拟资本的传统制约已经通过国家行为被消除，后者有效确保了持续一整代的长期经济繁荣。国家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消除债务。但是，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一种会慢慢导致整个社会都遭遇贬值的危机。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对通货膨胀的抑制都会暴露出长期存在的债务问题，而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举措都会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与不断加速的债务形成保持同步（如何能够同步）。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危机转变成更为常见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治理贬值。
1702359682
1702359683
尽管我并不打算为这个理论论证披上逼真的历史外衣，但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加速的虚拟资本形成和增加的国家权力支持的负债。二者创造了一种控制贬值的力量——很难看出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其他出路。我们现在看到了资本和劳动力在闲置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生产、投资和维护中贬值，在部分被取消的债务中贬值（通常是通过重组和延期，就如同纽约市、墨西哥、巴西和波兰等地区和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国家政策不是会加剧通货膨胀，就是会加剧贬值，因此显得进退维谷。我们很可能要为1945年到1969年间的繁荣付出停滞和萧条至20世纪末的代价。然而，如果不探究空间维度，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论证。
1702359684
1702359685
1702359686
1702359687
1702359688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50]
1702359689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
1702359690
1702359691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来走出资本主义的内部困境。简而言之，可不可以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毕竟，输出劳动力和资本的剩余显然是避免贬值的轻而易举的方法。延缓危机、维持积累以及通过地理转向和重组缓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里都存在。但是我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在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危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1702359692
1702359693
论证这个结论的过程充满了太多困难。说来令人遗憾，空间和地理的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没有得到重视，我猜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致力于完善竞争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家们碰到空间垄断；而宏观经济学家们发现了经济体与中央银行一样多，并且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存在一种奇特的变迁；关注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发现了邻近地区、社群、地区和国家。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使时间和历史优先于空间和地理，并且当确实是在处理后者时，他们都肯定倾向于把后者看作历史行为的稳定背景或场所。特别调整，也就是从外部重新界定那些亘古一直存在社会过程的地区和区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空间关系和地理配置的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1702359694
1702359695
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点非常令人不满意。一开始就有人猜测并且有许多帝国主义理论断言，空间关系的转型和独特地理结构的出现（例如中心和边缘、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确保了资本主义生存到20世纪。受熊彼得（Schumpeter）影响的其他理论则认为“创新浪潮”对于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十分重要，而创新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与空间转型——铁路、轮船、汽车工业、航天和电信——密切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能够迅速地把资本和技术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能够选择不同的资源、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盈利机会，因此在组织自身的地区分工时，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力量源自于其驾驭空间和利用地理差异的能力，而家族企业没有这种能力。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消费和交换地理的明显转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其本身而言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1702359696
1702359697
直接面对这项任务也许有助于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具有决定性和损害性的分裂。马克思自己大胆概述了一种关于阶级剥削推动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列宁则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一地的人对另一地的人（中心对边缘、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两种关于剥削的言论不和谐地共存，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晦暗不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变得模糊，这引发了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前景以及阶级斗争普遍性等问题的激烈论争。
170235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