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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空中的雇佣：空间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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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资本必定在时空中结合起来。雇佣不仅仅发生在空间中；参加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毁灭和再创造可以维持的雇佣关系，并且在此过程中使用空间作为一个策略变量。这是理解空间分工的一把钥匙。(49)这对于阶级形成也至关重要；劳动和资本仅仅存在于时空中，并且仅仅通过时空中的相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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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变成一个空间问题。换言之，一种空间分工出现了。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生产和再生产必然具有三个客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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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本家为了生产必须投入固定资本（工厂和设备），并且他们必须确保流动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在即将进行生产时正常运作，并且确保他们的产品进入流通（市场）。这是传统区位理论的标准论题：市场以及联系固定生产地点的交通运输。由于工业生产场所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上有差异，他们的投入与产出关联以及劳动力需要会有不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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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人为了生产需要某种固定性。这既是指消费基金中的固定资本，例如住房、学校和公园等，也是指确保社会关系发展按照惯例所必需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生活在物质上和社会上都会变得贫乏。工人阶级社群形成过程中的固定性这一要素本身在劳动力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歧（social divergence）。人们并不是任意地跨越空间混杂在一起。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和特定共同体的工业历史中的各种根源加剧了这些分歧。(51)因此，我们不能够像通常那样，认为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同工作完全无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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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为了使工作场所出现一种可运转的社会秩序，雇佣关系需要一些时间和稳定性。相反，雇主必须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占有工作场所来重新创造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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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但是，固定性是人类生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持久特征。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过程对于另一种生产过程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流动性。由于诸如电子货币支付、电话通信和跨国公司等创新发明的出现，现如今的资本已经具有高度的流动性。(53)但是，资本仍然必须把一种实体形式作为生产设备。同样，资本通常并不投入到全新的工厂，而是添加到现有的设施中或从现有的设施中消耗。资本的流动性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例如小公司几乎没有投资搜寻能力、信息或金融联动不发达以及个人不愿意挪动等。各个行业在物质固定性上也有很大不同，建筑和运输活动四处漂泊，而某些矿井或大型钢铁企业生命期却很长。(54)劳动力也会迁徙。虽然这常常是由资本运动引发或由其直接推动(55)，但是劳动力迁徙一旦成为一股潮流自身就具有一种动力，这也许与工作期望几乎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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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行业为了保持成功的雇佣关系所需要的稳定性程度也有差异。某些雇主例如汽车公司或制造公司想要获得稳定的、低流动量的劳动力，这些公司可以依靠他们获得可预期的、知识型的长期绩效。许多工人阶级社群开始以这种稳定的雇佣为基础，这种雇佣可以为住房等作出长期财务承诺，并且一代代的工人将会不断回归这种雇佣。但是，许多行业中的雇佣具有一种独特的内在变动性，例如，19世纪马塞诸塞州林恩的制鞋业具有季节性，现代喷气式飞机生产受到军费开支的影响，而从事电子组装的工人流动量一直很大。(56)我们发现，与这些行业有关的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社群对于不稳定的雇佣状况具有更高的适应度，他们可以在其他部门找反季节的工作，在同一行业内跳槽，暂时离开回家做家务，或者在必要时补充到一支全新的劳动力大军中。当然，这种情况下的“成功适应”可能意味着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或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极度不稳定性。因此，我们不应该总是把雇佣实践的规律性与严格的稳定性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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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涉及的个人或市场稳定性程度如何，每一项雇佣关系都依赖于时空中一定程度的规则化实践。但是每一项雇佣关系会不可避免地变得不稳定，被破坏，从而要么终结，要么被以新的形式构建。不稳定的根源大体上有：首先是外在资本环境变化产生的根源，例如宏观经济循环、公司间的竞争或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变化；其次是工作场所外的工人产生的根源，例如当地供给逐渐减少，社群内部争斗加剧或移民的国籍变化等；再次是雇佣关系本身的冲突产生的根源，例如熟练工人的交易杠杆，压迫控制系统导致的高流动量或习惯实践面对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引入新技术的不断需要表现出的死板等。因此，资本主义和雇佣的本性中有一种必然的倾向使得雇佣关系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解体并被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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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的雇佣因而具有两个维度：分配的（横向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前者是指每个工作场所中的资本主义劳动力需求在地理上与可利用的劳动力相匹配。无论是资本接近既有的劳动力供给，还是劳动力流向雇佣地点，这种匹配都会发生。然而，分配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相对静止的构思，这个构思仅仅使我们初步摆脱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工业区位理论。具体雇佣关系的建构与毁坏加上雇佣的时间维度，使得区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去哪里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何时去的问题。此外，去哪里的观念，也就是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相匹配的观念，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精细的一面。一个雇主想要的劳动力数量不仅取决于当前具有的经验，而且取决于先前的技能、态度等因素（并且背景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先前的工作经验）。雇主们并不只选择适合技术上既定的劳动过程的工人，除非他们想开新的工厂。大多数工人被招工和社会化从而进入持续的雇佣关系是通过与老工人的联系。因此，我们事先并不能够确定雇佣关系的适合度或内在稳定性：雇佣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斗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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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过程因此成了资本家雇佣劳动力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从阶级间“阵地战”的简单视角来审视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空间操纵是基本战术，尤其是管理的基本战术，但也是劳动的基本战术。可是，这场“战争”的运作仍然受到不同行业或分工中生产摆出的实践问题制约，也受到实践意识制约——类似于“非理性的”决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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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过程的结果无论如何是工作场所和相关社群的综合（mosaic）。这种综合严格来说就是一种空间分工。由于各劳动过程间存在差异以及工作场所雇佣关系中存在特殊元素，这种空间分工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是不平衡的。这种综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劳动关系会被重构，新的关系在工业历史和阶级历史的大量纵横交织中覆盖了旧的关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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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发生变化，力图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人们的财富、行动和信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在这里并不想批判此中涉及的社会成本。(58)毋宁说，我想强调雇佣的这种空间变动对于人们构建阶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途径有何启示，换言之，我不仅想表明工业的区位选择涉及“空间分工”，而且想表明这种区位选择是阶级的社会—空间构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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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先前确认的三层结构规定性（阶级、分工和雇佣关系）上增加另外一“层”——时空中的固定与流动辩证法，使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的分析更加丰富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但这已经表明了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为我们对于阶级形成的理解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现在就回到对阶级形成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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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小结：作为地理过程的阶级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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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试图把阶级结构化的观念向前推进一小步，把另外三层结构——分工、雇佣和空间——添加到阶级分析中。这种努力的首要目的是把雇佣关系描绘成一个开放的系统，阶级关系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实践活动、互动和人们关于工作的权力斗争被积极地构建。第二个目的是想论证，考虑到生产中的内在地理要素、阶级操控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再生产，阶级必然在空间使用中并通过使用空间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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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于一项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这项研究工作试图通过技术、劳资关系和区位模式上的具体差异来理解一组具体行业的工业区位选择逻辑。不过，这种模型的构造绝没有拒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分析的基本原则。其实，结构化的每一个层面在一定意义上都产生于先前的层面：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雇佣关系产生于分工内部的阶级相遇，而空间分工产生于不同行业中的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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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种有关阶级形成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引起争议。乍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根据分工和地区雇佣不平衡引入了一种强有力的阶级碎片化因素。其实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方法相比，这种观点暗含了一个有关阶级以及阶级结构再生产过程的稍弱的概念。但是这种观点与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有关工人阶级地理分化的发现更加吻合。(59)问题是如何解释阶级形成中的这种显著变化，同时又不放弃马克思的基本原则。这种观点仅仅损害了某种关于革命的“自为”工人阶级的浪漫观念，而没有损害阶级理论本身。这种观点也与其他流行但却过于简单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理论、分化理论和堕落（去技能化）理论不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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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为细致的观察表明，追问阶级是否“碎片化”会回避一个在先的问题，即阶级如何通过人类经验和实践活动形成。这样提问设定了一个经验主义的或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即阶级是一个单一“物”，如果不被统一起来，换言之，如果我们几乎不能够对它进行经验性的概括，这个单一“物”就缺乏真实性。(60)但是阶级并非在这个意义上存在。阶级是一个生活维度，人们或多或少会强烈地感到这个维度依赖于环境。即便在最为专制的公司城（company town）中讨生活的煤矿工人也不会被其工人阶级地位完全限制。当阶级以特定的方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体验到它的存在，并且正是在他们所体验和直接理解的当下环境中，并通过这种环境，人们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力量。如同吉登斯所指出：“阶级界线不可能在理论上被设定：针对经验社会的阶级分析的一个具体目标必然是确定阶级原则无论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确立为一种结构化模式。”(61)因此，人们从实践层面理解阶级关系的唯一方式是碎片化的方式。当然，他们在此基础上也许会或者不会骤然转而把阶级视为一个抽象和推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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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这种结构既使人类行动成为可能，也限制了人类行动；有人也可能会说，能动性既使结构成为可能，也限制了结构。这也适用于那些乍看起来会削弱阶级结构化力量的各种子结构（substructures）。换言之，虽然诸如分工或空间关系等相互竞争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对阶级力量有削弱作用，但是这些结构也会有刺激作用。例如，就民族主义的阶级形成而言，情况就是这样。受地点束缚的群体在工作场所和社群中的空间邻近和传统对于澄清阶级关系的那种经验和知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所有工人中煤矿工人常常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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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并非是阶级是否碎片化了，而是日常生活的碎片是否为阶级主导的制度、实践和洞见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们遭遇劳动—资本关系的方式会凸显或遮蔽其生存的阶级维度吗？遭遇这种关系的方式会使他们能够更有力地建立发展阶级主导的组织、活动或政治，并因此使他们进行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力度逐步增强吗？某些简单和惯常的行为，例如去营利性公司工作，仅在弱意义上创造了阶级结构的现实。创造一个一致的工人阶级或分化的阶级社会是一个累积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依赖于现有的公共物质资源，也依赖于从中创造进一步的资源。因此，建立阶级组织、阶级政治或阶级文化之努力的重大失败真正削弱了阶级结构化的力量。(62)这种方法并没有否认，如果条件成熟，阶级分化能够非常快速地推进。但这种方法暗示，在人文地理中如同在自然地理中一样，常常是较慢的、不太剧烈的构造和毁坏过程从长期来看具有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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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Przeworski的“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载Politics and Society, 1976, Vol. 7）和Wright的“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载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中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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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ukács, 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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