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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走向一个扩展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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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比喻的局限性体现在它不能产生一个历史分期，不能预期各类阶级结合的独特效应，并且不能容纳地区特有的非阶级的效应。我打算探索扩展这一比喻的方法，思考据说具备空间效应的其他机制是否可以用来提供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理解。我要讨论与基本比喻相容的四种机制，它们可以用来解释过多的空间效应。这四种机制是：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集体消费和市民社会的再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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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斗争与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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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西自己的阐述中，可供解释地方特性的要素是阶级斗争和劳动过程。近来，虽然正是资本转变劳动过程的需要导致了某些更重要的区位迁移，但梅西并不认为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具有系统的理论意义。由于希望预测南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独特的地区政治活动，她反而转向了阶级结构。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一位理论家戈登（Gordon）则从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出发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确定了大致的变化规律。他的《阶级斗争与美国城市发展阶段》一文声称要对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给出一个概要性解释。(43)他认为，城市工业面貌的历史发展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是由前一阶段矛盾的斗争引起的。他还把城市的内部生态（土地使用的典型模式）与各个积累阶段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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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商业阶段，在此阶段，尚未分区的市中心容纳了社会各阶级，除了住在外围边缘的穷人和游民。这一模式被商业资本积累的主要矛盾所瓦解。商人的特权显得不公道，因为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有利可图的交换获得的而非来自劳动。他们与从事生产的阶级处于同一居住空间，无法隐瞒真相。这种状况导致了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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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工业城市集中生产可以暂时缓解这些冲突，因为工人们起先被隔离在不陌生的环境中。戈登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大城市中几乎没有对抗和罢工，而在较小的城市中则时常发生。然而，大城市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很快弱化了。到19世纪90年代，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对抗的加剧，雇主们逐步舍弃了市中心的工业区。有些雇主把这种抵制归因于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的空间集中所引发的传染病。他们首先会在郊区进行区位选择，其次会考虑大城市周边的新兴城镇。在这一阶段，还是工业阶级斗争促使资本改变了它的空间区位，这么说并非是否认大城市的区位给公司带来的聚集经济等优势。戈登注意到，从市中心向外的转移远早于运输业的技术变化，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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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司时期，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更加分散。唯一例外的趋势是，商业统治集团仍然留驻在美国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经济活动则向外分散。阳光地带的城市比较理想，主要不是因为开发出了新的未组织化的劳动力，而是由于便于设置相当分散的工业并辅以同样分散的劳工住宅区。相比之下，工业化阶段兴建的老工业城市不适合于重建。资本一直在寻求如何更有成效、高质量地控制劳动，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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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概要性解释很有拓展前景。这一解释对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区分，不仅包含了双重的空间指涉（地区经济和城市生态），而且包含着一个动态的机制——工业阶级斗争。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英国值得我们考虑。在19世纪的英国，工业斗争和城市规模之间似乎存在某些关联。(44)英国工业的确在向郊区转移，尽管要比美国晚得多，尽管这很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劳动过程转变进展缓慢得多——直至20世纪30年代科学管理手段才被引进。(45)英国城市中的居住隔离似乎同样出现在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是在过去百年间变化不大。(46)有些作者认为，英国城镇中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加剧了冲突，尽管另一些作者把这一结果归因于资产阶级的缺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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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问题，有一些保留意见值得注意。首先，戈登把矛盾和斗争混为一谈。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矛盾和冲突是可分的，矛盾未必直接导致斗争。(48)其次，戈登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尚存疑问。该解释始终遵循非常单一的套路，以相当均衡的逻辑来解释不平衡的发展。这似乎意味着，每个阶段都存在统一的全国性空间分化的强烈趋势。再次，戈登在具体说明空间效应时几乎只提到劳工斗争性和资本对控制的追求，完全忽视了其他过程。最后，顺便说一下，对阳光地带的兴起所作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未开发地区何以令人满意、阳光地带何以作为公司积累期的一部分出现尚未得到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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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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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梅西和戈登的解释都暗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源于对特定区位可利用劳动力的素质的关注，但这一概念本身遭到了摒弃。(49)诚然，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是成问题的。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局限进行有意义的界定，并获取同一地区其他因素的数据确实有困难，虽然近来有些著作开始以某些市场条件下典型的社会条件为基础建构一种劳动力市场类型学。(50)要把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政治效应联系起来也不容易。尽管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解释工作场所斗争的历史变化相当有趣，但要建立一种貌似可信的理论联系却相当棘手。(51)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历史分析几乎不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地方经济和地方阶级结构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可以归拢），却没有一个可供进行历史比较的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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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珀（Storper）和沃克（Walker）的近作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形式模式来具体说明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部门增长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作为空间分工的要素被极大地忽视了。(52)这真是一件憾事，因为劳动力市场为地质学比喻提供了某些富有启示的关联。首先，特定地点的劳动力市场重组是资本不断积累的直接结果，因为资本只能通过给地方居民提供一些就业岗位来塑造新的层面。连续积累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方式重新塑造了地区阶级结构。其次，我们应该意识到，与基本比喻中的“劳动力素质”相比，劳动力市场的类型要容易进行描述和分类。再次，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也涉及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有些对激进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应用非常有价值，这些运用恰恰是在解释女性就业模式的过程中展开的。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所处地位始终是薪酬分配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劳动过程研究的热潮中，这个因素不应该被全然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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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梅西的基本比喻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如果对劳动力市场加以分割，资本在寻求空间优势时可能会只考虑它试图雇佣的劳动力中特定部分的性质。例如，如果一个公司要找非熟练工人，它不必考察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一级市场工人的组织化和对抗不会激励二级市场工人的类似行为的话，只需考察二级市场供给所需劳动力的能力便可。基本比喻在这一点上意义不明。如果全部劳动力都关系重大，那就必须在一个地区的一级和二级工人之间寻找联系规律以便确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构成了性别分工的基础，因为一级部门以男性为主、二级部门往往以女性为主已成定势。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一级和二级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兴趣或相似的性格。地区之间的这条裂痕往往不为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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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集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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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Castells）的著作因避免了复杂的阐述而备受赞赏。他的著作为发现一个更复杂的比喻提供了一些线索。卡斯特尔主要关注如何界定城市系统中的社会实践，他的界定方式类似于英国地理学家提出的“以往返地图为基础”建构的大城市劳动区域概念。(53)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系统的显著特点在于这些系统是根据集体消费的逻辑构建起来的。城市是提供服务的场所，使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社会化，从而把交通运输系统、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全部或部分由国家负担和提供的基本服务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至于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时期的城市的主要作用并不清楚（显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情况并非如此）。(54)卡斯特尔认定1945年之后出现了质变。他指出，从前生产要求决定着城市的形式，然而当前生产性企业的空间界域便是地区。人们在适当的地区选址，工业不在乎地方性（locality）。(55)因此，卡斯特尔像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56)描绘了一种经济生产地区专门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城市系统主要成为劳动力的储备地，而国家则监督管理劳动力的有效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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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过程由七个部分组成，并且因此正式表述了这一变化，那就是不断推进的地区专门化和顺应消费逻辑的地方性。《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对生产、消费、交换、管理和符号五个部分加以区分。(57)卡斯特尔认为，这些部分可能主要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空间单位内有效。正如对“城市问题”的考察所表明的，消费在当代城市中居主导地位。城市问题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结构趋势”的例证。作为回应，出现了社会冲突的新形式，表现为被统治阶级要求越来越多的“间接薪酬”，这在简单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逐渐显著。(58)目前，卡斯特尔正在根据城市斗争和城市社会运动者对提出“要求”的方式进行分类和分析。他假定这些方式从分析来看不同于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斗争。(59)当然，这一划分引发了基本比喻拥护者们激烈的批评。(60)简而言之，卡斯特尔提出了一个关于空间变化历史的两阶段模式，赋予空间上可界定的社会进程以相对的自主性，这些进程产生了不可直接简化为生产活动的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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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卡斯特尔的历史演变观念，资本主义公司寻求地区而非地方区位。但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这一观念似乎不准确地表述了有关跨国公司的复杂分析。然而，这未必会有损于他所作出的消费对城市斗争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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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信“地方和地区政府的管理代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政治风险”，(61)卡斯特尔想方设法根据效应及其与国家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新的社会运动。这些关注点在何种程度上导致卡斯特尔假定存在自主的空间政治效应尚不明确。我们始终不清楚城市社会运动在何种程度上是地方特有的带有累积性政治后果的运动，或者不过是现代集体消费系统在全社会掀起的运动的实例。就运动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只具有地方意义而言，运动必定被地方化。波尔多的居民未必会对巴黎欢乐广场的房客运动有多大兴趣。然而，运动可能是国家机制的特定结果。如果在波尔多出现了相同的情况，那么便会出现相同的运动。卡斯特尔在早期著作中似乎偏向前者，试图避免把城市社会力量简化为阶级力量、把城市风险简化为阶级风险。可是，在《城市、阶级与权力》的提要中，他却好像建议应该把城市斗争的意义置于阶级斗争的语境下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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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卡斯特尔著作中另一个不明确之处有关。他向来都声称，正是资本主义的矛盾造就了城市政治，但是却对矛盾的具体构成与生效条件含糊其辞。因此，要弄清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在政治后果产生过程中的相关作用就不容易。卡斯特尔强调生产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从而为大众在不可简化为职业阶级的问题上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留下了分析余地。这是他早期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如果所有地质层的表面都要精确描述的话，就需要界定每个领域中所产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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