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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十三章 假死：扩散理论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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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格利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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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十点，唱诗班的男孩们就到了小商贩的家，那儿一直是聚会和作准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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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斯托克（Mellstock）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教区，教区里的村庄比较分散。因此，即便为每个家庭只奉献一支曲子，演唱也要花几个钟头时间。主村下梅尔斯托克（Lower Mellstock）就位于这个教区里，离该村一英里有教堂和教区牧师的住宅以及少量其他房屋；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个地方一直是教区里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但现在却非常荒凉。东北方一英里处是小商贩生活的上梅尔斯托克（Upper Mellstock），其他地方有一些村舍以及冷清的农场和牛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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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Mail）说，“时代和过去已经不同了”，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回忆起那些非常有趣的老图景，说着还下意识地朝地上瞥了一眼。“人们现在并不关心我们！我一直在想，我们必定是这个国家最后的老式弦乐器的演奏者。近些年来，手摇风琴以及你们用脚演奏的近似手摇风琴的东西已经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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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哈代：《绿荫之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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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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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间结构的一些概念处在当代许多社会理论著述的中心位置，这些著述探讨两个基本问题：结构化问题和解剖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人类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且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在这里被许多著作者用来表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何依赖于知识型人类行为者描绘出时空中的日常化路径和完成特定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现受到连锁能力结构、协作性和操控性约束结构的限制。这些时空互动的几何结构并不同于它们的社会结果，并且吉登斯尤其认为，如同哈格斯特朗的网状模型（web-model）所暗示，“把社会系统中个人的日常生活看做是一系列在可以从地形学描绘的交叉点上连接的‘时空路径’是有用的”，因为赋予社会学以其经典存在理由的霍布斯“秩序问题”开始表明“形式如何出现在社会关系中或（换句话说）社会系统如何将时间和空间‘捆’在一起”。(1)但是，用普雷德的话说，这种“时空中的编织舞”确实发生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内，并且本身被限制在厄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结构”中：限制在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时空关系内。(2)对于这第二个问题的有益讨论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一些例子可以表明这些讨论的总方向。哈维、梅西、斯托珀、沃克和其他学者极力将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与新兴的联合且不平衡发展地理学联系起来，将阶级关系重构与连续分工联系起来，并且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澄清各种不同的“区位选择逻辑”——历史的生成在人文地理学中通过这些不同的逻辑得到例证说明。(3)这些“逻辑”确实并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领域，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逻辑通过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来表达的原因，并且克拉克（Clark）、迪尔（Dear）、斯科特（Scott）、索雅和其他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矩阵的类似发掘已经开始揭示国家、监控和领土权在为不同生产方式内部的这些分工构建物质框架时所起的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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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省略掉一组复杂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说，第一个问题大体上与社会空间结构内部的转型有关，而第二个问题与这些结构间的衔接有关。当然，这些是粗糙和显见的区分，并且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对于以下的讨论至关重要。大多数著作家已经承认了这些联系，即便他们很少能够对它们给出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说明。吉登斯也不例外。尽管其结构化理论的关注点是时空惯例（time-space routines），但吉登斯也讨论了其所谓的时空距离化，并且将此与联合且不平衡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行政空间联系起来。(5)但是，他的著述在我看来忽视了区位结构的重要性，并且我大致认为，他所利用的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是所有地理学中最缺少“地理色彩”的地理学。(6)然而，这并不是说一种未重构的区位理论能够提供更多的指导。当代区位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其说植根于通常认可的常规空间科学的“分裂”形式，不如说植根于有关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包含定理（inclusive theorems）。(7)即便如此，就这些现代学者的工作继续把人类能动性限制在一个理论格网中——这个理论格网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构造表述为一种内在“逻辑”展现过程的诸多环节——而言，他们的工作在策略上仍然有欠缺。自然会有一些例外，因为这类界定远非必要的界定，但是“斗争”的偶然性大体上似乎以某些方式受“资本”的结构强制力支配，而这些方式非常接近于吉登斯和其他学者极力批驳的功能主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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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合这两个问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不能够单独在元理论层面来处理。(9)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讨论局限于批判扩散理论，并且集中于哈格斯特朗在过去30年的启发性贡献。当然，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和外部都存在更早的扩散研究传统。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学的经典调查相类似，其中一些传统也容易招致许多与哈格斯特朗早期著述一样的反对意见(10)；另一些传统尤其是索尔（Sauer）对于不断演变的文化形态学相对不正式的重构源自一种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对于“不同实在层面”的区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在我打算于这篇论文中探讨的实在论哲学内部对扩散理论的重新定位所蕴涵的方法论个人主义。(11)因此，虽然我不打算以任何直接的方式讨论这里的其他传统，我的论证也不会完全撇开这些传统：如果这样划定范围是限制性的，那么我认为这样做因而就并非是禁止性的。其实，这使得所谓的“解构”变得容易，并且可以说，通过“拆开”哈格斯特朗的概念装置，展示其早期将创新扩散表述为一个“分布过程”或“空间过程”与后来将创新容纳在时间地理学中这两种做法之间的某些连续性与侧重点变化，我希望为扩散理论的初步（也必然是纲要性的）重新表述作好准备：这个表述的核心就是“历史”与“地理”之间的必要连接，而哈格斯特朗的类似计划几乎切断了这个必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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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手摇风琴和脚踏式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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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滕·哈格斯特朗的《从分布的视角看创新顺序》于1953年用瑞典文首次出版，但是十四年后该书的英译本却将书名翻译成《作为一种空间过程的创新扩散》，而哈格斯特朗显然对这个书名不满意。他坚持认为“我从未说过扩散是一个‘空间过程’；这个说法是英译本引入的”。这个书名看起来确实与空间科学的标准非常吻合，但是书的正文却植根于可以追溯到拉采尔（Ratzel）的权威著作《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的欧洲大陆传统。此外，这本著作的直接知识谱系是非常复杂的——卡尔—艾瑞克·弗洛伯格（Karl-Erik Froberg）、斯特恩·德·耶尔（Sten de Geer）、大卫·汉内伯格（David Hannerberg）、埃德加·康特（Edgar Kant）、乔治·伦德伯格（George Lundberg）和西格弗里德·斯文森（Sigfrid Svensson）的著作尤其影响了该书——并且，该书的思想后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同样复杂。(12)但是，这部著作的出发点却看似简单——与哈代的梅尔一样，哈格斯特朗想知道“一种创新是如何得到广泛采纳的”。他通过在东约特兰省南部的金达（Kinda）和耶德（Ydre）地区的一系列扩散研究得出了答案——他在这些地区既考察了具体的创新（这些创新局限于农业社群）(13)，也考察了一般的创新（这些创新原则上可以为所有人采纳）。哈格斯特朗从这些详细的描述中得出结论：采纳模式并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与农场规模或占有权类型（tenure categories）相对应；虽然“各个农场间”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空间顺序”，但是，一种蔓延性且受到距离限制的“邻近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一次又一次”出现，成为“创新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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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只有私人而非公共的信息——个人对个人的“两两讲述”（pairwise tellings）——被视为“所研究的创新扩散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这个结论才能够讲得通。例如，放牧补贴通过金达—耶德西部地区农场的快速推广与其在东部地区较慢且更受限制的推广之间的差异，与这两个地区间接触过盈和接触亏缺（contact surpluses and deficits）的显著分布差异相一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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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哈格斯特朗后来所说，“创新扩散明显取决于沟通”。(15)他将最终的模型概括为图13.1。在这个图示中，一个互动矩阵（interaction matrix）构成了一个广义的或“平均的”信息场（information field），这个信息场构造了信息通过一个地区系统流通的方式。这些信息流受到物理障碍和社会阻力的调节，而物理障碍和社会阻力一起控制信息向创新的转变并因此塑造了连续的扩散波，而后者突破到采纳表面（adoption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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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耗费时间详细论述这个理论纲要(16)，但是，我想就这个理论纲要的建构给出四个逐步深化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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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哈格斯特朗的创新扩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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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格斯特朗的程序指向普遍化：这些程序主要关注“是否有可能在一般的扩散过程中观测到任何空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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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就所考察的具体创新领域而言，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描述或分析一个地区，而是阐明一个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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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的目标并不是试图确定哪些因素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产生了一种创新分布，而是阐明从一种分布到另一种分布的变化中所涉及的因素：所以，哈格斯特朗经常把创新比作指示仪，“其显示器适合于显示出一般性结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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