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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71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二讲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较新的英国权力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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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73 之前几讲介绍的德国“宏大理论家”，无可避免地要详细介绍他们的生平，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展现他们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不过关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种做法没有那么必要。只要了解英国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趋势背景，那么就算不用介绍吉登斯的生平，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的理论综合尝试。我们这里先来回顾在第八讲讨论过的冲突理论，因为这对吉登斯后来的两个理论发展来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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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75 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英国的冲突理论与雷克斯和洛克伍德这两个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跟达伦多夫不一样，并没有完全和帕森斯的理论取向决裂。他们只是想让冲突理论成为与帕森斯的功能论并驾齐驱的取向。当然，冲突理论的拥护者从未满足于仅仅“并驾齐驱”而已。众所周知，在理论方面野心勃勃的洛克伍德，就想要在权力理论与冲突理论取向，和功能论（与诠释）取向之间的对立之外，找出突破点，亦即他想进行某种类型的理论综合。以此而言，后来哈贝马斯、卢曼，还有吉登斯所进行的“宏大的”理论综合尝试，在洛克伍德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做好了事先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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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77 洛克伍德有一篇在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论文，即1964年发表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这篇文章基于在第八讲就提过的韦伯—马克思式的传统，对各种功能论与冲突理论的取向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指出了功能论与冲突理论中颇有道理且内涵相当丰富的理论说法，并通过洛克伍德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概念，来推进一种具有内在一贯性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时，洛克伍德的立场认为，我们不能将功能论和冲突理论当作互斥的。规范—共识—秩序，与权力—异化—冲突，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这两组现象在社会世界中虽然各有特殊之处，但又总是会随着不同的社会而以不同的方式联结、交织在一起。达伦多夫的理论（还有雷克斯的部分理论），都只片面地关注权力、冲突和异化，而这样的理论会忽略社会现实的核心面向，因为冲突几乎无法脱离价值系统的形式与发展而被适当地讨论。“因为，现有的权力结构，价值系统的本质，对于潜在冲突的形成、强度与方向都有极大的重要性。”（“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p.248）这样一种观点特别关注权力与文化的关系、目的理性工具取向与其他理性形式之间的关系（稍后的哈贝马斯即是这么做的）。这也率先设置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目标，大部分之后的理论综合就是朝此目标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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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79 洛克伍德认为太过极端的冲突理论是有问题的。之所以有问题，不只是因为这种理论忽略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还因为它对于社会变迁的阐述不够系统，也没有注意到社会变迁虽然常常与冲突相伴，但也不是所有冲突——即便是极为严重的冲突——都必然会导致社会变迁。“冲突在社会系统里可以既难以摆脱、又相当强烈，但却不会造成任何基本的结构改变。”（ibid., p.249）也有一些冲突，在社会制度结构的改变方面造成了社会变迁，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造成改变。显然人们必须将两类问题区分开来。一类问题是，一个社会里的行动者或团体、阶级，是否彼此在相搏与斗争；另一类问题是，社会结构是否事实上因此产生了改变。这样的思路，让洛克伍德提出了读者已经很熟悉的一组概念，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组概念后来被哈贝马斯援用了，虽然其意涵也被哈贝马斯改变了。洛克伍德认为，一个系统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和系统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系统整合）必须区分开来。完全可以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社会中有很多的矛盾，即很多系统问题，但在行动层次上却不必反映或表现出这种矛盾，亦即不必有可见的抗争、公开的冲突、阶级斗争等等。反过来说，也可能社会有抗争或冲突，但却不影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洛克伍德这种对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分，显然反映了西欧左派的政治经验，也就是经济危机不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反而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却有可能产生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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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81 洛克伍德认为，极端的冲突理论最终缺乏这种洞察力，因为冲突理论感兴趣的只有显性的冲突，而非系统整合现象。冲突理论只讨论表面上的冲突，而没有去追问，冲突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真正的系统变迁，也没有追问社会系统的部分是否，以及如何被冲突撼动或是受到牵连。对洛克伍德来说，运用系统概念与采纳功能论的思想，对于分析现代社会来说不只是可行的，且根本就是必须的。只有同时处理社会整合问题以及系统整合问题，我们才可以建构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理论。洛克伍德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批评帕森斯的（规范主义的）功能论。他认为帕森斯的功能论完全只以规范的（社会）整合为优先，认为所有的机构和子系统只是体现了整个社会所共享的价值，没有认识到系统部分的张力。而且帕森斯的功能论也几乎没有想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物质基础”与制度秩序之间的矛盾。洛克伍德指责帕森斯，因为其无处不在的规范整合的观念，所以遮蔽了社会的系统整合的可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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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83 我们在这里简短介绍的洛克伍德的理论，非常知名，而且也呈现出了朝向理论综合的征兆。但洛克伍德自己还没有完成真正的突破。这可能与他太过倚重马克思的思想有关（虽然他对马克思也有批判）。洛克伍德不断强调，马克思理论建立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洛克伍德自己缺乏足够的理论工具和哲学工具，无法像哈贝马斯那样，在维护他的这个观点的同时摆脱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面向，尤其是摆脱马克思作品中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使得他几乎没有办法综合性地掌握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过，洛克伍德的思想还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在英国，将之发展下去的就是吉登斯。只是吉登斯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所以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几乎看不到洛克伍德原初的意涵成分，也看不到后来哈贝马斯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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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85 2. 吉登斯著作的发展背景，除了包含洛克伍德那未完成，但极能激发灵感的理论综合尝试之外，还有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相当盛行的、在历史层面进行辩论的权力社会学，一个——如第八讲最后已提到的——“移居”到历史社会学的冲突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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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87 历史取向的权力社会学或冲突社会学在当时的英国开始爆红（在美国情况也类似，但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则迥然有异）。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英国有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知识分子，如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 1924—1993），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或是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他们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著作部分有强烈的社会学性质的反思。而且他们那史料丰富的历史学研究，也将社会学和他们最新的分析在历史层面关联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学很有启发性。正好社会学中已有的韦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雷克斯和洛克伍德即属于其中的代表人物）也开启了规模极大的历史学议题。第二，英国比德国还要早受到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的影响。埃里亚斯在纳粹时期从德国出逃，他那出版于1939年的伟大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β der Zivilisation），在德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广为人知。他在漂泊过数个国家之后，最后1954年在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担任讲师。在那里，他由于优秀的教学能力而对英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国家的建立过程会产生规训作用。意思是，这种宏观过程，会将自我控制逐渐内化到人的内心当中，以此对一个人最私人的感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这对于聚焦在权力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学来说，当然非常有吸引力。第三，20世纪50和60年代，对于（英国的）福利国家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在英国相当盛行，这些社会学研究有着强烈的理论取向与历史取向。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 1907—1973）和马歇尔（Thomas H. Marshall, 1893—1982）即是代表人物。对于历史社会学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也会和这方面的社会研究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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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89 受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青年社会学者就是从历史社会学起家的；吉登斯与这些青年学者也有所往来。首先不能不提到的就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1942—　）。他以数卷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极具野心的世界史研究《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轰动一时。1986年出版第一卷之后，他就收到多所美国大学的盛情邀约，后来他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迈克尔·曼被视为左派韦伯主义者，且从一开始就对帕森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样感到疑惑，因为他既不相信整个社会可以通过价值来加以整合，也不相信劳工运动原则上的革命角色。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一位阶级理论家，出版了数本劳工意识和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的研究。但很快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就转而对历史感兴趣了。对他来说，似乎唯有借助历史社会学分析，才能对一些表面上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却很成问题也很有害的社会学思想前提加以究根问底。迈克尔·曼至少修正了三个原先的社会学立场（参阅：Haferkamp and Knöbl, “Die Logistik der 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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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91 （1）迈克尔·曼很极端地尝试瓦解整体论的社会概念。社会学从一开始的成立阶段，就将整体论的社会概念当作分析的核心范畴，但没有想到，“社会”被想成一个封闭的整体，其实这与在19世纪时稳固下来的民族国家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概念和社会概念是等同的。在前现代或北美和欧洲之外的地方，像民族国家这样一种自成一体的整体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彼时彼地还没有严格控管的边界。或是像早期现代的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在小地方据地为王的政治体，这些政治体无法用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整体概念来掌握。社会概念在这样的脉络下是没有用的。迈克尔·曼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不能用“社会”（society）来界定，而只能说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存有（social being）。他想借此让社会概念不再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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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93 （2）在讨论整体论的社会概念时，迈克尔·曼谈到了只有部分重叠的权力网络。迈克尔·曼的核心命题是，人类是在不同的网络（他提到了四种权力网络：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中游移的，或是说人类“被迫”通过这些网络来进行或多或少有序的共同行动。基于此命题，至少有三个理论策略的目标是他想达到的。首先，迈克尔·曼反对马克思，认为马克思老是将自己局限在“经济原则上是优先的”这个出发点。这是曼无法忍受的。他完全从冲突理论的传统出发强调，会产生冲突的资源或权力来源是有很多种类型的。四种权力来源中，哪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是最主要的，要经验地视当时的情况而定。然后，迈克尔·曼便开启了一个直接朝向历史分析的社会学，因为他随即就遇到一个问题：历史上，人类建立组织的手段，究竟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意识形态？权力网络是如何发展的？历史上人类的组织能力有提升了吗？在这些问题上，迈克尔·曼堪为历史社会学分析大师，指出了人类通过哪些传播手段和运输手段，联结成一个稳定的网络，以及这样的联结尝试在哪些历史的十字路口又不断失灵。最后，迈克尔·曼借由那四个只有部分重叠的权力来源的说法，避免倒退回整体论的社会思想。因为他借此开启了一种看法，即有一些权力网络的影响范围比较大，但有一些权力网络的影响范围比较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社会”视同于民族国家，那么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认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军事的权力网络的扩展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同一个样子的。这同时也开启了当代政治学—社会学的争论，例如关于时常被提到的“全球化”的争论。因为从迈克尔·曼的权力网络理论来看，今天哪些网络全球化了、哪些没有，都必须完全按照各自的情况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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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95 （3）曼也正是基于他的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对于“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来说战争所具有的意义。领导人和国家各部长对于“社会内部的”关系的形成方面，总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间常常会爆发战争，而且对战争来说相当重要的税收，对于社会结构来说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迈克尔·曼反对在社会学中颇为流行的对历史过程的“内因性”观察，亦即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或甚至仅仅基于特定的内在逻辑（就像帕森斯的演化理论所认为的），或仅基于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宣称的）。相反，曼指出，影响阶级构成形式，乃至于影响“社会”总体结构的，往往是外因性的力量，例如军事暴力的突然冲击。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尼佩岱（Thomas Nipperdey, 1927—1992）在他三大卷的《德国历史（1800—1918）》中，以一句稍嫌夸张，但不无道理的话作为开头：“开端，是拿破仑。”（p.11）他这句话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大家不去关注拿破仑的统治机构和他的军队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是无法理解德国19世纪早期历史的。因为德国“社会”就是在对此的反应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动员和改变，亦即开始了“现代化”。迈克尔·曼很强调国家的角色以及由国家引发的战争，这也是他的事前准备工作，他想以此修改社会学中流行的线性史观，尤其是以和谐主义来诠释现代性的那种说法。帕森斯那一群人长久以来就是持这种说法的。但当然也不是只有帕森斯他们才这样，而且这种说法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一些时代诊断中就已经被大力否定了（参阅第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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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899 大约在同一时期，跟迈克尔·曼交情甚笃的霍尔（John A. Hall, 1949—　）也是强烈基于冲突理论观点的历史比较研究者。霍尔在1985年撰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文明比较研究著作《权力和自由》（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处理关于国际外交、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此处亦可参阅：Coercion and Consent. Studies in the Modern State）。他很多论点都和迈克尔·曼的方向是一样的，他也认为，国家军事在现代社会的兴起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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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01 吉登斯承接了这些学者，并接受了他们的许多思维模式。当然吉登斯对他们也不是照单全收，因为他很快就看到，迈克尔·曼和霍尔所推动的宏观社会学缺乏行动理论的视角。洛克伍德将权力与文化的综合视作重要任务，但迈克尔·曼和霍尔却没能完成这个任务。简单来说，因为迈克尔·曼和霍尔几乎是纯粹的冲突理论家和权力理论家，而非文化理论家。迈克尔·曼仅仅只是将经济的权力网络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文化的）权力网络并置在一起，而没有去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没有去问经济如果没有被嵌入意识形态、文化，是否还能够存在。不论是韦伯还是帕森斯（如同我们在第二讲和第三讲提到的），都不断致力于这个问题。但不论是迈克尔·曼，还是霍尔，都没有适当地处理这个议题。吉登斯认为这个取向必须被修正，而这个修正则唯有基于广泛的行动理论的反思才得以可能。而且吉登斯在进行秩序理论的思考时，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个行动理论根源，所以他的秩序理论比起哈贝马斯还要更一以贯之。就像我们所批评的，哈贝马斯在追求一个适当的秩序理论时，由于受到卢曼和帕森斯的影响，因此太快踏上功能论的，但也因此缺乏行动者视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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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05 影响吉登斯研究的学科脉络，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在我们接下来探究吉登斯的理论立场之前，首先简短看一下他的生平，这样读者对于这位当代英国社会科学最出色的人物才可以有更鲜明的认识。吉登斯的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是在英国的精英大学——剑桥大学——中度过的，也担任过相当知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长。他生于1938年，比他德国的“竞争对手”哈贝马斯和卢曼小差不多十岁。和哈贝马斯和卢曼一样，他很年轻时就展现了令人惊讶的巨大学术生产力。他一开始在1971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该书也是一部在英语学界相对来说颇具影响力的教科书。其中，他对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和韦伯进行了很有创意的诠释。此外，从一开始，他就在和帕森斯的理论进行对话，也和帕森斯对社会学史的诠释（也就是我们在第二讲已经向读者介绍过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书）进行辩论。吉登斯尖锐地反对帕森斯的规范主义的秩序理论，也不同意帕森斯关于古典社会学思想的说法，即认为古典社会学思想的形成都来自与功利主义的理论争辩。吉登斯更倾向于一种政治学的诠释，并从社会学形成之初在时代诊断方面的贡献来看，认为社会学的缘起是为了要回应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以来的危机（可参阅他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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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07 不过，除了社会学史的研究之外，吉登斯也在1973年出版了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在该书中，他与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理论进行对话，并从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分析。他特别深入讨论了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吉登斯在书中表现得像是一位左派社会理论家，但他没有“照搬”正统的马克思思想，而是颇具创意地结合了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韦伯—马克思主义。在书中，吉登斯也提出了一个后来相当有名的概念：“结构化”（structuration）。吉登斯用这个概念是想描述一件事，即从历史经验来看，阶级和阶级界限很少是稳定的，而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大多具有多变的“阶段”，其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也受可能会产生改变的世代间的流动的影响（见：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p.107ff.）。吉登斯最初是在阶级理论的框架中使用结构化概念的。但他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一般性地将其应用于社会过程，并且为其提供了行动理论基础，以此来突破社会学中大多过于静态的概念。吉登斯不说（稳定的）结构，而是说结构化。因为他想指出，社会总是具有动态的运作过程，亦即社会总是会形成表面上似乎挺稳定的结构，但也总是会消失，并且会不断被行动者改变。这里，他也在探讨一个20世纪60年代初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汤普森（E. P.Thompson）所推广而很有影响力的思想，这个思想在汤普森的名著的书名《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就已经隐约透露出来了。他刻意说是劳工阶级的“形成”而不是“兴起”，因为他想指出阶级是一种由行动者积极推动出来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从自身开展出来的东西。汤普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家，因为这些阶级理论家都过于重视结构（即生产关系），以至于忽略了行动主体。吉登斯跟着汤普森的步伐，但是把从阶级形成过程中得出的洞见更进一步延伸开来。吉登斯一贯的行动理论观念，让他认为结构是被形成的，而且也是可形成的。然后，他将这个观念更一般化地扩展成结构化概念，指出行动者总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着结构化。这种说法和读者已经知道了的卢曼的系统理论大相径庭，也和稍后在第十四讲会介绍的结构主义的看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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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09 20世纪70年代中，吉登斯开始吸收社会学的各种不同理论思潮，并进行批判的评论。像是常人方法论与象征互动论（如1976年出版的：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或是结构主义和德国批判理论（如1979年出版的：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出版了数卷，但最后没有真的完成的与历史唯物论对话的著作（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I: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书中更明显地体现了，当时在英国开始兴起的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的权力理论和冲突理论，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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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11 他巨大的学术生产力表面上涵盖了很多领域，吸收各种相当不同的理论取向；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他的工作仅仅是对这些理论进行一些评论而已，没有什么理论原创性。那些著作没有什么内在的洞见和一致性。但后来，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出版的三年后、卢曼的《系统理论》出版的同一年，即1984年，吉登斯出版了一本非常有系统性的著作，并用这本书证明了他并非没有原创性的评论家。这本书就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在该书中，吉登斯将他所吸收的各种不同的理论焊接成一个一体成形的框架。我们以下对吉登斯理论的分析，主要便是集中在他这本具有系统性的代表著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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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13 《社会的构成》出版两年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跟历史唯物论进行对话的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其中认为政治权力对于现代性来说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并对战争也多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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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15 1989年，吉登斯出版了一本厚达800页的教科书《社会学》。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因为像他这样名气非常大的理论家，通常不太会写这种入门教科书。20世纪90年代初，他出版了一系列讨论现代性的小书，像是《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这些著作销量很好，但远不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著作那样系统和重要。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甚至很不屑地说这是如同健怡可乐般的“健怡吉登斯”（Giddens light）。事实上，这时候吉登斯已转向政策顾问工作了。他与布莱尔（Tony Blair）交好，提出了所谓“第三条路”的新版欧洲社会民主计划。他出版了许多著作，试图提出一个不再相信国家的左派政治路线（见1994年出版的：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人们可以说，吉登斯迈向国策顾问之路，让他的知名度甚至在国际上又再次显著大幅提升了，但却不一定提升了他的学术声望。他近年来发表的多是政党宣传性的著作，显然不再追问社会学的问题了。但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些著作，却是综合性的社会理论的一个发展里程碑。（他后来的著作，及其关于时代诊断的面向，我们会在第十八讲再回过头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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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0919 好，现在来看看他的这本系统性的主要著作《社会的构成》吧。以下，为了避免重复讲到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内容，所以我们这里就只呈现吉登斯用以提出上述他那些理论立场的论证。这里至少有6个行动理论方面的要点值得一提（以下亦可参阅：Joas, “Eine soziologische Transformation der Praxisphilosophie. Giddens’ Theorie der Struktur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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