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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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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章 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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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前提：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社会整合危机——社会整合解体的两种类型：中国和俄国——依靠扩张的帝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同和异——帝俄的国家汲取能力——贵族和农民的极度不平等——为什么俄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军事失败和改革之间的关系——米尔解体和泛斯拉夫主义——俄国推行君主立宪和中国预备立宪的差异——第一次改革的经济成果——农村的危机——日俄战争和斯托雷平改革——罢工和军队不服从：社会解体的象征——走向战争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社会的再整合——什么是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初中国和俄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共同点——必须研究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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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转化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我们认为，它通常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另一个为存在用意识形态(或准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在轴心文明中，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和以儒家伦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本章主要以俄国为分析例子来展开有关讨论。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接受马列主义过程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它比俄国复杂，涉及中国独有的文化融合传统。我们必须在另一本专门著作中进行剖析。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俄国用马列主义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尝试对现代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远比中国革命来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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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尝试比中国早半个世纪。基于俄罗斯帝国的特殊形态，对外战争的胜负常常是鉴别其是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正因为如此，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必然地和对外战争胜败相联系。这样，俄国学习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亦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开始和传播的中转站。也就是说，俄国社会转型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稳定性。为了讨论俄国社会转型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先花少许笔墨分析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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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帝俄的扩张(1550~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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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现代社会在西方起源之际，俄罗斯帝国兴起。注145图五反映出俄国自1550年至1660年这一百多年间版图的迅速扩张。注146在版图扩张的背后，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社会整合方式和中华帝国存在若干相似之处。我们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的整合，是因为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绅士在县以下的自治和家族组织这样的三层次的社会结构。注147其独特之处在于：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绅士作为县以下自治构成社会组织的中层，有效地把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上层)权力同基层家族组织结合起来；儒家意识形态在维系王权、绅士和家族三个层次整合中起着关键作用(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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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十六世纪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其奥秘也在于形成了皇权(官僚机构和军队)、服役贵族(领地的管理者)以及基层农村公社(米尔)的三层次结构(图七)。帝俄社会结构的上层是以沙皇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它透过服役贵族这个中间层次统治农村基层社会。皇帝为了让贵族为其服务(包括扩张领土)，赐给贵族一定的封地。俄国军功贵族得到的封地与西方领地完全不同，称为米尔(Mir)；米尔为俄国特有的农村公社。注148虽然米尔名义上是属于服役贵族(米尔的农民都是贵族的农奴)，但严格说来服役贵族不具有米尔土地的所有权，而只能掌握部分米尔的农产品作为自己的收入。米尔土地属于国家。米尔成员虽由服役贵族(公社主)管理，但必须共同劳动，向国家提供税收和兵源。他们要分别为国家、军功贵族(公社主)及村社管理者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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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六和图七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帝俄社会整合层次和结构在整体上同中国传统社会有类似之处。但三层次的每个子系统却存在重大差异。首先，米尔与中国的家族不同。中国的家族是由祠堂、族谱、族田组成的想象的血缘共同体，由一群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有共同祖先(同姓)的人组成，并从中推举族长。家族虽有公共的田地和某种管理族人的权力(具有基层政府的功能)，但每个核心家庭各自却是经济独立的，实行私有制，家族并不是统一的经济单元。米尔则完全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其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实行连环保，即贵族所收的税金由公社统一支付，而不是每家每户自己上缴；如果有哪一家逃税，就由公社共同承担租税。米尔还实行土地共同耕种，强制性聚居和村社民主。注149换言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是实行私有制，而米尔是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公有制(全国土地实为沙皇所有)。正因为如此，俄国中央政府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能力远比中华帝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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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基本差异是社会整合的中层。十九世纪末，俄国总共有35万个米尔。这意味着其管理者共有一百多万至数百万人(包括其家族)，帝俄的中层人数虽然和清代绅士人数差不多。但是帝俄的服役贵族与中国传统社会绅士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绅士大多身兼族长，是基层组织的利益代表。而服役贵族作为米尔的统治者，和米尔组织既无血缘关系亦不代表村社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利益。此外，中国的绅士属于士大夫阶层，是儒家伦理的载体，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协助政府管理地方事务。他们本身并不是官僚机构成员，往往是地主、文人，亦可以经商。而服役贵族只为沙皇服务，以祈沙皇赏赐他们米尔，即帝俄官僚机构和国家军队远比中国庞大。而且俄国贵族经商的兴趣很少，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他们多转化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而不是成为商人，亦不能代表地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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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来自将三个层次互相整合起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儒学依靠忠孝同构，将家庭伦理外推出王权的正当性，可以将三个层次整合起来。一旦忠和孝断裂，儒家伦理被限定在家族内部(私领域)有效，皇权的正当性不再由儒家伦理推导出来，这时容易形成政治理性(公理)和终极关怀(儒家道德)二元分裂的意识形态，它和西方工具理性形成时信仰和理性的分裂同构。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中，由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已退出政治制度正当性论证，它可以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形成文化民族主义。皇帝也不再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建立的民族国家不属于日本、德国类型。也就是说，绅士阶层在公共领域引进西方现代价值时，可以颠覆王权，建立儒学式公共空间或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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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维系沙皇、服役贵族、米尔三个层次的整合的是东正教。沙皇被认为是宗教最高首领，特别是农民视沙皇为君父。天主教实现了希伯来精神(一神信仰和救赎)和古希腊理性主义(主智认知精神)的结合，注150而东正教只有希伯来精神，没有包含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罗马的法律传统。注151东正教要实现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甚至比儒学还要困难。注152这亦构成了俄罗斯特有的思想方式，主张人可以通过冥想接近上帝。这种寻找救赎的方式和天主教差距极大，和新教更是南辕北辙。在思维结构上，它有点类似于黑格尔的观念一元论。注153据此，以东正教为背景的民族主义只能是泛斯拉夫主义，沙皇仍是民族国家的代表，其建立的民族国家属于德意志帝国及日本同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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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俄社会整合三层次结构的相似，使得这两个社会现代转型过程表现出某种类似性，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会发生社会整合危机。而且，因两国都缺乏(天主教传统社会具有的)法治传统，意识形态或宗教本来在整合传统社会上、中、下三层次中就具重要功能，注154当社会整合被摧毁时，都可以用新意识形态建立党国，重新实现社会整合。然而，中、俄社会结构三个层次中每个子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巨大差异，又使得它们的社会现代转型方式、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以及社会整合危机发生的原因都有极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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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因其特殊的米尔制度使得国家具相当大的汲取能力，可以利用农奴制经济的剩余推行国防现代化。这使得俄国面临西方现代社会冲击初期，在保持其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的国防现代化相当成功。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指出，晚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目标正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推行国防现代化，但国家汲取能力太低，中央政府只能拿到农业剩余的百分之四还不到，建立现代国防如无根之木。注155俄国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十七世纪末，俄国已感受到西方最早现代社会的军事冲击，因米尔可以向国家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业剩余，俄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国营工业，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可望而不可即的。注156十八世纪，俄国打败瑞典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十九世纪初，俄国又在对拿破仑的入侵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国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俄国社会现代转型要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西方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全球化不可阻挡时才感到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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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制度固然可以使俄国有效地榨取农业剩余，将其转化为国防和工业投资，但代价是农民被严格禁锢在集体所有制的村社中，生活极其悲惨。它造成贵族和农民之间严重的阶级对立。众所周知，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贵族中，出现了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注157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满沙皇专制，同情米尔制度下的农民，这一切都促使民粹主义在知识界的传播成为俄国独特的近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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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类似于洋务运动的国防现代化无论怎样卓有成效，由于没有实现社会转型，迟早不能应付全球化冲击。在中国，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拉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序幕。1854~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暴露了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军事现代化和官办现代工业的弊病。军事失败亦是俄国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亡了60万人，其中一半是俄国人，它对俄国统治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们终于认识到，如果不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再也不能保持昔日的霸权。注158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推行改革，这是俄国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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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而言，所谓社会现代转型，是指将沙皇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它包括在农村推行私有制，并将服役贵族转化为现代科层制官僚机构。其前提除了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外，最重要的是东正教退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将沙皇、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这正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兴起的原因。注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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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斯拉夫人和相应文化的优越性，沙皇被视为斯拉夫文化的代表。泛斯拉夫主义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一样，都指向建立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表面上看，只要随着泛斯拉夫主义普及，帝俄整个统治结构的正当性可以平稳地从东正教转移到民族主义之上。然而，事情不那么简单。问题在于，东正教和德国新教不同，不存在individual“个人”观念，亦不接受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本来东正教是维系米尔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的根据，一旦统治正当性转化为民族主义，米尔面临瓦解，俄国农民又很难接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又由于帝俄一直没有法治传统，这就造成一旦基层社会有机体解体，整个俄国将面临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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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民族主义虽然兴起，但东正教并没有退出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废除农奴制只是解除米尔农民对服役贵族的义务，并没有破坏米尔结构。1861年的改革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大量贵族分得米尔部分土地，将其据为私有财产；二是米尔村社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1874年实行军队改革，实行义务兵役制，使得国家可以更方便从米尔中征兵。由于服役贵族与米尔的分离，贵族不再是村社主，这为贵族大规模转化为经营地主和知识分子准备了前提，它亦导致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概括的：“铁路建造从1861年的1500公里扩充到1890年的30，500公里。同样的，1860年到1890年间，工业劳动力增加超过了一倍，达到150万人。扩张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私人企业——特别是铁路建设……政府在计划与财政上有主导地位；强调工业上的资本财而非消费财；资金的来源来自对已负担过重的农民抽重税；鼓励外资大量投资……计划的核心是铁路建设的庞大扩张……横越西伯利亚所需的大量炼钢与采煤工业，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地位。”注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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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村社土地由于贵族变成地主而减少，面对国家的榨取，俄国米尔农民生活更为悲惨，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更为严重。由于贵族向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转化，在俄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注161因俄国社会比其他社会转型造就了更大的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格外丑恶，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呈现出巨大的说服力，俄国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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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刚产生时，就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出版后一年，即1868年秋天，第一个俄文本就在圣彼得堡出现。马克思知道后大吃一惊，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英译本，但直到去世，这个期望都没有实现。而俄国读者则频频地和马克思通信，成为他的信徒，询问在俄国有否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注162翻开俄国近代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同步。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规模社会实践准备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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