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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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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社会稳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互相维系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功能不能耦合的状态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化无异于一句空话。因为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系统是自我保持系统，它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旧的功能耦合只要不破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谈不上新结构的确立。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总是发现，社会结构即使没有受到外部冲击，互相维系的状态往往也只能保持一段时间，各子系统之间的不能互相维系迟早要出现。不同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的破坏是否存在共同的规律?这是研究社会结构演化规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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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中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显然，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罗马共和国也是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功能耦合的破坏，会给我们的研究投之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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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表明，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出现兵源缺乏的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急剧破产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功能耦合的破坏是小农经济瓦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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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把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自由农民急剧减少归为它对外征战的失利。我们在1.5节讲过，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调节措施，是把从对外征战中获得的土地分给或租给自由民，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但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这一政策的实施碰到了困难。当时，罗马在对外战场上遭到一连串挫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出兵罗马，转战于意大利半岛近十二年。罗马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米诺湖一战，罗马的四个军团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翌年坎尼再战，又有七万人被歼，一万人被俘。注258因此，罗马共和国用战争获得土地来保持小农经济的调节办法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了干扰。无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可以发现，它无非是一种外部原因。在整个罗马扩张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失利的情况，为什么早期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的失利却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瓦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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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马共和国中小农经济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瓦解，是破坏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无非是到了某一时刻，小农经济内部已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它再也经受不住战败的冲击了。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小农经济是被政治结构的功能慢慢破坏的。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征服战争。自由农民要为参战准备各种物资，而且把大量劳动力抽出来组织公民兵，这必然会延误农时，战争从来是自由农民不堪忍受的负担。但奴隶是不能参加对外战争的，他们一年四季在田间为主人劳动。因此，只要战争频繁，在经济结构中又有奴隶制并存，小农经济将无法与奴隶制经济竞争。如果战争打赢了，自由农民虽然得到了部分土地，但奴隶的来源也增加了，自由农民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它至多是给不断衰退的小农经济打支强心剂。如果战争输了，则自由农民破产更加迅速。总之，只要战争长期延续，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状态，政治结构的这种功能从长期看必然一点点侵蚀与它适应的经济结构。自由农民迟早要破产到无法对罗马共和国提供足够兵源的地步。除了长期战争破坏小农经济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商品经济一旦从小农经济中萌发，竞争就开始了！土地兼并必然出现。但是，只要建立城市共和国，就必然会对商品经济产生较大的需求。可以说，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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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似乎存在二律悖反。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是以大量的自由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又要依靠政治结构的调节。这种调节，使罗马共和国形成功能耦合系统。没有对外战争的征服，没有城市的建立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谈不上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扩张。但是，政治结构的必备功能，如战争以及对商品经济的需求，却慢慢地破坏着经济结构。这不是同功能耦合的调节原理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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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概念精确化，可以发现这里不但不矛盾，而且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破坏提供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出发点。功能耦合、互相维系是一种短期效应。无论从经济结构为政治结构提供兵源、提供商品粮，或是政治结构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对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都是在短时间内有效的。但像频繁的战争、商品经济导致土地兼并这些破坏性因素的增长却是十分缓慢的。它往往需要近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它只是政治结构功能在长期内所产生的副作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后果。罗马共和国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在短期内虽然是功能耦合的，但因为政治结构的功能(如对外战争)长期作用却在慢慢瓦解着小农经济结构，使得功能耦合迟早有一天无法维持下去，旧社会结构一定会被新社会结构所取代。罗马共和国在扩张中必然要演变为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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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有无普遍意义呢?罗马帝国建立并达到鼎盛之后，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已不占主要地位，代之以奴隶制商品经济；公元二世纪政治结构的对外征战功能也基本消失了，出现了“罗马和平”。一系列新的功能基本取代了旧功能，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在新的系统中，是否同样存在结构因功能而释放出来的毒素由积累而瓦解的现象呢?也就是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在机制上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我们发现，这种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机制确实在罗马帝国中存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通过对这两个具体例子的深入剖析，我们将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它是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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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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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别的问题比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更令人困惑、更众说纷纭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列举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十三个原因，它们是：穷兵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度、民众贫困、地主贵族发财、资金减少，庇护制成长、公德丧失、血统混杂等。他接着指出，把这些原因罗列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是现象。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的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亨利·缅因勋爵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农业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过重和农业投资的递减?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使农民沦为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盗贼横行?注259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为奴隶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及奴隶对劳动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没有形成社会危机呢?当时的奴隶制度同样是十分残酷的。至于庇护制的成长，它无非是整个商品经济和帝国政治权力崩溃互为因果演变链中的一环罢了。当经济越来越近似于自给自足状态时，用奴隶进行群体性、专门化的生产必然过时，而且帝国已不再拥有对奴隶起义的威慑力量，奴隶制庄园从管理方式上就要发生改变，农奴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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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衰亡原因构成互为因果的大网。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功能耦合的因果循环系统，一旦功能耦合被破坏，变化的锁链也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注260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能够形成功能耦合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功能耦合被慢慢破坏，一系列的变化犹如滔滔的洪水，冲击着帝国的结构，使其离功能耦合的状态越来越远。事实上，当我们追溯这股吞没帝国的洪水源头，发现它竟发源于帝国的巅峰时代，起初不过是涓涓细流，来自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这种腐蚀剂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带来的慢性破坏一样，正是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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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为例，帝国后期对商品经济的致命打击莫过于通货膨胀。巴勒斯坦在公元一到三世纪之间，物价上涨了10倍。在埃及，公元一世纪价值8个希腊币的小麦，到公元三世纪末竟价值12万希腊币。注261毁灭性的通货膨胀犹如一次次的地震，摧毁了商品经济的大厦。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帝国货币的贬值。图2.1是从尼罗王时代到公元260年帝国货币含银量的变化，它是一条急骤下降的曲线。不到200年间，货币含银量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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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来，罗马帝国进行一次次的货币贬值是对经济规律的无知，有时是为了皇帝奢侈的生活，有时是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去满足贪得无厌的士兵。但是，罗马帝国后期，也有懂得爱护商品经济、节俭有为的皇帝，如亚历山大(222~235年在位)。他即位后，出卖皇室的大部分珠宝以充实国库，下令逮捕娼妓，放逐同性恋者，减轻赋税，把钱借给穷人买地耕田。他的行为引起了军团的愤怒，他本人和他的新政一起倒在了叛乱士兵的刀剑下。一位横征暴敛的皇帝取代了他。注263由此可见，罗马帝国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帝国财政日益困难，税收一天天减少。没有足够的税收，军事结构就会即刻瓦解。因此，货币贬值、横征暴敛只是在税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罢了。那么为什么在帝国兴盛之际，国家能够从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得到足够的税收以供养军事机器，而到公元二世纪以后，要想做到这一点就一天比一天困难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在漫长的运行中会产生一种积累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兼并。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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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竞争性的商品经济自发地倾向垄断资本。在古代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奴隶制商品经济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带有无法消除的胎记——土地兼并，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上一章分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导致自由农民的破产，在帝国初期，土地集中的倾向已不可阻挡，小农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到处盛行的是奴隶主经营的“维拉”型中小地产。这种地产一般有几百犹格，每个庄园用几十名奴隶。注264它的盛行标志着大批奴隶主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地产的所有者属于城镇人口，属于城镇的中产阶级或地方的劳动阶级。根据著作家及铭文的一般记载，罗马帝国的繁荣似乎主要是由于中小地产的耕作，至少公元后头两百年是如此。”注265然而，“维拉”型地产的命运和自耕农经济一样，终究要被更大的庄园地产所取代。这就是“拉蒂芬丁”型地产。山南高卢维列依城发掘出来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从“维拉”型地产到“拉蒂芬丁”型地产的兼并过程的史料。“拉蒂芬丁”型地产一般有数千犹格，拥有几千名奴隶，并建立起一个犹如政府般的庞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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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当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维拉”型地产合并成一个“拉蒂芬丁”型地产时，帝国的税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原则上，帝国的税收不应有变化，因为税收是根据地产的大小来计算、按生产量的比例征收的。其实不然。大地产交付的税收小于与它面积相同的众多的“维拉”型地产。无论罗马帝国政府实行包税人制度，还是利用帝国税吏，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政治权力基本掌握在大奴隶主手中。各地的巨富无论从经济力量上讲，还是从政治力量上讲，都在地方自治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奴隶主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或减少自己所应交付的税收。他们常常作为包税人把税收转嫁到中小奴隶主身上，或者行私贿赂，乘人之危进行兼并。到公元二世纪末期，大量的文件反映了各省行政长官对富豪僭窃政权的诉苦。到帝国后期，政府不得不改革包税人制度，而代之以税吏，但大领主们请税吏吃碗闭门羹，可谓税吏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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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带来直接税的减少，帝国不得不把部分损失转嫁到间接税上。在帝国鼎盛时期，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售货税、遗产税等。关税一般是百分之二，只有对少量的奢侈品才征以百分之十二的重税。到了公元四世纪，关税普遍上升到百分之十二，使从事长途贩运的中小商受到重大打击！注266商品经济几乎被沉重的关税所窒息。帝国后期，一系列导致商品经济瓦解的因果循环链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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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芬丁”型地产仍不是土地兼并这匹脱疆野马的终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被更大的奴隶主庄园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变为“萨尔图斯”，一种更为庞大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由于雇用人数和奴隶成千上万，管理权的无限膨胀，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庄园俨然是国中之国。帝国后期很多公共行政权转移到这些大奴隶主私人手中。按照狄奥西多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需要逮捕，执行逮捕的人，不能是国家官吏，而是大奴隶主的管家。国家不仅很难从大领地中得到税收，而且几乎失去了对大领地的支配权。注267领地本身的经济实力已强大到实行自给自足的程度。法国一些地区的地名至今还保存着这些庞大领地的历史痕迹，它们往往是用奴隶主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地区连成一片，甚至内部还出现市镇。每个大世袭领地都有工场商店，在领地上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到领地以外的城市去购买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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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的版图日益被这些规模越来越大的世袭领地所覆盖时，拥有地产的人却越来越少了，税源势必枯竭，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更彻底地榨取已经奄奄一息的城市。倒霉的又是那些商人、手工业者和中小奴隶主。帝国后期，政府甚至占取城市的公地，拍卖给周围的大奴隶主。这显然是杀鸡取卵之术。城市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中产阶级商人的衰落，不仅城市平民、小商人、奴隶跑到大奴隶主庄园中请求庇护，甚至城市内的官员和公职人员也不得不逃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颁布法律，规定地产在25犹格以上的市民必须充当城市议员。然而无论谁当议员，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可能交齐帝国摊派的税收，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于是人们故意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的改业务农，有的出家为僧。最后君士坦丁不得不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做圣职人员。政府像逮捕逃税、逃兵役的人一样，逮捕那些不愿当官的人，强迫他们回城市去为政府做事。甚至还明文规定，议员的儿子必须再当议员。注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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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必须以城市和非自给自足性的生产单位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却在不断挖去自身的基础。“维拉”型地产本来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依赖商业而生存。但商品经济的法则决定了它必然为更大的地产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向自给自足跨出了一步，它庞大的生产管理系统包含了行政自主的可能性。“萨尔图斯”及进一步形成的世袭领地则发展成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帝国后期，到处可以看到庄园吞没城市的历史过程。最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消失在世袭领地之中。崛起于都市化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文明，却在野蛮的乡村里找到了自己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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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土地兼并程度为横坐标，以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为纵坐标，就可以得到一条拱形典线。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好像在爬一座山坡，一旦过了顶点，土地兼并就把矛头对准商品经济自身了。奴隶制商品经济被它自己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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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甚至在各个子系统结构内部，我们都可以看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整个结构在互相维系的运行中被自己造就的结果破坏。例如，庇护制的兴起与帝国国家权力的丧失互为因果，导致大领地奴隶主纷纷独立。这难道不是“罗马法”自食其果吗？法律是罗马政治结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为了使奴隶制商品经济得到繁荣，为了使商业贸易得到保障，罗马帝国必然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奴隶主对农隶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强调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无限支配权。既然如此，当一个大世袭领地的奴隶主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和隶农时，那他用自己组织的小政府来管理他们也是合法的，庇护制更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大庄园发展成国中之国，导致帝国政府职能的衰落不也是罗马法长期实行的必然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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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罗马军团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支柱，要归功于雇佣兵制度的实行。直接依靠金钱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手段。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逐步腐蚀了军团的素质，金钱使士兵贪得无厌，它们热衷于掠夺城市，对征战越来越没有兴趣。军营中组建了家庭，驻地内办起了饭店，到处开设妓院，士兵们完全失去了尚武精神。罗马帝国的公民如此衰弱，以致不得不在蛮族中招募士兵。就连罗马大道都难逃这铁的法则，四通八达的大道所提供的交通便利反过来成为加速帝国灭亡的因素。它使得蛮族可以迅速地深入帝国的纵深地带。大道周围的盗贼比其他地方的盗贼更为猖狂。日耳曼人入侵高卢地区时，一举摧毁了大道旁的60座城市，市民和乡民不得不远离罗马大道，到荒僻的地区去寻找新的住所。注269罗马大道提供了发达的交通，同时也带来了不停的动乱，最后人们不得不抛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