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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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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结构比英国晚一百年呢？为什么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明显不同呢？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法国是采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方式，用暴力推翻专制王权，建立了共和国，而不像英国那样采用君主立宪制实现了近乎于平稳的过渡。在经济结构的取代上，法国不像英国那样有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瓦解了自耕农，逐步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和农业工人。对英国来说，资产阶级政府确立前后自耕农的瓦解和雇用工人的产生只是速度和规模不同。而法国大革命前这种转化过程几乎不存在。自耕农、佃农经济足足保持了两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是市民、自耕农和佃农等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专制政府的联合暴动。法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也很特殊，它没有如同英国和德国那样，经历过宗教改革，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即通过启蒙运动来确立现代价值，因此声势比英国、德国更为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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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些特点似乎同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百年毫无关系，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法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王权、诸侯与市民力量的消长过程，分析一下法国王权的特殊形态，就会发现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现象完全可以得到统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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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中世纪后期封建制度的衰落，王权和城市力量的壮大这两点来看，法国和英国基本相同。法国王权的强大也相当早。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法两国王权力量与城市市民力量的对比相差不多。腓力二世时期(1180~1223年)，法国战胜英国金雀花朝，夺取了金雀花朝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地，从而使王权一跃成为统一全国的力量。腓力二世也采用与市民结盟的办法来抑制诸侯力量。他实行了全国的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加强了官僚机器，他规定国王铸币为全国通货，促进了经济统一。注302可以说，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同英国一样，依靠王权与市民结盟大于诸侯的力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建立起中介体。但法国和英国有一点不同，法国贵族诸侯与市民之间的等级鸿沟比英国深得多，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英国的封建主义是从西欧输入的，诺曼底人带着血统等级制度征服不列颠后，不得不同英吉利人的各种观念融合，结果淡化了等级观念。而法国却是西欧封建传统的发源地，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约四百年中，贵族等级制度深深侵蚀了所有贵族的灵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即诸侯与市民结盟极其困难。在英国，诸侯只要与市民在利益上一致，双方就会跨越等级鸿沟，携起手来反对王权。但在法国，这种结盟几乎从未实现过。十六世纪后则完全失去了结盟的可能性。法国国王把部分市民商人吸收进官僚机构。法王还把一些主要的税收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者将税款预先垫付给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税。这样一来，整个市民阶级被王权分化了，其上层和王权联合起来对付下层市民。于是，市民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诸侯结盟的可能性势必丧失。我们知道，英国诸侯与市民结盟大多发生在反抗国王附加征税的问题上。但在法国，这种时刻来临时，被分裂了的市民阶级根本无力去同诸侯结盟。特别是由于法国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务，可以用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了官职，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超额收回捐官的本钱。这样一来，上层市民商人进入官僚机构，成为穿袍贵族，王权与上层市民的结盟就更加牢不可破。最终使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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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法国不存在英国那种王权、市民、诸侯两两结盟，形成三角均势的条件。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王权与市民结盟。这样，法国的王权中介体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形态，不是议会制系统，而是短暂的三级会议和随后立即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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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法国的三级会议类似于萌芽状态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法国不存在诸侯与市民结盟的可能，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被破坏了。由于王权势力的膨胀比市民力量的增长快得多，因此三级会议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议会，而只能是绝对君主制的前奏。我们翻开法国三级会议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级会议仅仅出现于王权弱小的时候，王权一旦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很快就被膨胀起来的专制王权所吞噬。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是1302年召开的，到了1483年，王权足够强大之后，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开过。十六世纪末，法国王权再度衰落，三级会议又一次召开。但到了十七世纪初，王权很快又占了统治地位，国王索性把三级会议取消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70年间，三级会议竟然无人问津。三级会议两起两落的过程，说明法国缺乏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由此不难理解法国王权与英国王权中介体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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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三级会议出现的条件是王权力量小于诸侯力量，而王权力量加上市民力量则大于诸侯力量。因此它与市民结盟便能抑制诸侯，实现统一。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究其社会背景，表面上似乎是腓力四世与教皇的斗争，实际上是王权与市民联合反对代表封建割据力量的诸侯。在整个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与诸侯在经济利益上往往是一致的。王权越衰落，诸侯力量就越强大，教皇的权威也就越巩固。但是，由于法国没有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三角均势不能保持，导致王权无限地扩大起来。三级会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王权的约束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决定怎样分摊新税，不过对行政和司法的改良提出一些要求，根本不可能像英国议会那样迫使国王遵守法律。这就难怪法国王权和官僚机构会迅速地膨胀起来。当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超过诸侯的力量时，英国的议会会出现诸侯与市民的联盟以抑制王权，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则绝不可能，唯一的历史结果就是停止三级会议，王权演化为绝对专制的形态。历史证明，1484年以后，王权凭借自己的力量已足以抵制诸侯的分裂割据倾向，因此三级会议就有70年没有召开。等级君主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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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时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历史常愿意把内在规律向人们再现一次。十五世纪末，法王发动了侵略意大利的战争。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意大利被威亚大败被俘，丧失了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紧接着，法国又陷入三十年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法国的王权衰落了，诸侯势力膨胀起来。王权不得不再次与市民结盟，以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三级会议又一次戏剧性地出现了。但到了路易十三时期，王权又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干脆被取消了。1614年，贵族为了限制一天天膨胀起来的王权，坚持要召开三级会议，但是城市代表不肯与诸侯结盟，他们都支持王室，贵族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很显然，法国和英国不同，市民宁可让国王取消三级会议，也不同诸侯结盟。因此，法国的三级会议不能成长为资本主义政治结构性质的议会。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加紧从穿袍贵族中选择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进入鼎盛时期。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专制王权官僚机构已强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市民与诸侯结盟，也不可能同它抗衡。1648年巴黎法院的贵族反对王权斗争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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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君主制这种中介体决定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结构不可能和平地取代封建结构。强大的中介本身就是障碍。从政治上看，虽然它把一个个自治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组织在统一的君权之下，自治城市的市政厅却是隶属于官僚机构的。虽然大批的穿袍贵族加入了官僚机构，但这毕竟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它同议会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包含一个像议会这样的资本主义政治组织。资产阶级虽然通过参加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但就一个阶级而言，它没有从旧的政体中分离出自己的组织形式，因此，要从绝对君主制这一中介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首先粉碎原有政体。革命的过程势必十分激烈，而不像英国在议会制条件下能够实现较为短暂、顺利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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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绝对君主制一开始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这使法国一度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因为专制王权要维护自耕农、佃农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国王取得了对诸侯的胜利后，就开始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官僚机构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事实证明，法国进入绝对君主制以后，整个经济停滞在自耕农、佃农经济上。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法国的农业已大大地落后于英国。可见，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至多把农奴从对领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却不能建立现代契约社会。随着王权力量的膨胀，对自耕农、佃农的剥削一天天加重起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国王和贵族把大部分领地作为贡地分给农民或下一级领主，坐收贡赋。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领地直接出租，以获取高额地租。从领主那里得到份地的农民，每年要缴纳贡赋，他们被称作纳赋农或年贡农。向领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以收获的一半来交纳地租，称为对分制佃农或分成制佃农。由于绝对君主制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中发展，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尖锐起来。当农奴刚刚被解放为佃农之际，整个农业生产充满了活力，但是，只要社会停滞在绝对君主制，农民获得的自由很快又被沉重的赋税、地租吞没了。在中世纪，领主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而绝对君主制剥夺了领主对领地的行政管理权，仅仅留下了领主对农民收租的权利。这就使领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日益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因为贵族越衰落，剥削就越加剧。同时，膨胀起来的官僚机构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封建反动时期，领主们把多少年前已被废除的各种税收特权又强加在农民头上，如养鸽权、打猎权、桥头税、尘埃税等。同期，国家的各类税收也急剧上涨，直接税在1715~1789年的74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间接税在十八世纪增加了两倍。国税之高有时竟至夺去农民收入的一半。注303毫无疑问，绝对君主制的延续，使整个农民阶级同贵族、王室、官僚机构的矛盾一天天尖锐。最后导致了自耕农、佃农和市民的联合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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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君主制中介体也给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来了新问题。王权已经强大到可以控制教会的地步，天主教不过是王权手中维护正统的工具，这样，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已绝无可能。相反，宗教改革必然要以由下而上的农民反封建主、诸侯反王权的奇怪形式出现。十六世纪中叶的胡格诺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无论诸侯还是农民的力量，都不可能同王权抗衡。所以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必然失败。这样，现代意识形态的建立就不能走宗教改革的道路。现代思想为了取得社会优势，不得不与宗教彻底决裂。这正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原因。法国的启蒙思想，以英国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结构为模式，系统地构造了新社会的蓝图。它彻底批判了王权、教会和一切封建特权，宣传建立“理性”社会，提倡自由民主，成为欧陆理性主义的主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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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市民的力量来看，法国绝不比英国逊色。但是，由于中介体不同，决定了取代方式不同，因而取代过程和时间也都不同。无论是启蒙运动的展开及逐步深入人心，自新农、佃农与王权贵族矛盾的日益激化，还是与王权结盟并进入官僚系统的资产阶级感到王权已是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法国资本主义结构对封建结构的取代，在政治上需要砸碎旧的政治结构进行重组，为此要学习消化英国已经建成的模式。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现代社会结构的确立比英国来得晚，而且方式上采取了大革命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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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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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英国、法国、德国十六世纪的经济作一宏观比较，可以发现，德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最高。德国的城市虽然比法国兴起得晚。但发展更快，整体经济水平已居欧洲首位。注304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里尼在写回国的报告中说，德国大约有100个弗里敦市。注305这表明在十二至十五世纪之时，德国的资本主义潜结构正在迅速壮大。十三至十四世纪时，德国的农奴制几乎已经全部消灭。注306十六世纪时，德国从事冶金和采矿业的工人已达12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同时期的英国，采矿工不过3000~4000人，十七世纪初，英国采矿工与运输工的总和也不过3万人。远远不及十六世纪德国的水平。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结构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加速成长。对整个西欧社会来说，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这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与英国、法国明显不同的是，德国封建势力似乎特别顽固，资本主义潜结构取代旧结构格外艰难，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社会结构取代艰难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中介体。众所周知，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九世纪，德国处于分裂状态达1000年之久，王权一直十分弱小。正是因为缺乏中介体的作用，虽然旧结构中资本主义的潜结构——城市十分发达，但无法统一起来，进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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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上，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始终是一个谜。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国和法国的王权日益强大，国家趋于统一。当时德国卓越的诗人瓦特·冯·福格尔魏德(1170~1230)曾这样哀叹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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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啊，我为你悲伤！对秩序的嘲弄——这是你的景况。甚至蚊子也有自己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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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八世纪，英国已经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法国已确立绝对君主制，德国却分裂成300个独立邦、50个利伯维尔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有的邦国还不如一个中等的村庄大。为什么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统一的中介力量呢？过去，史学界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是由于教皇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的。确实，在整个中世纪，德国教皇力量比英、法两国都强大，但是，教皇力量的增长与其认为是王权衰落的原因，不如看成是王权衰落的结果。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和王权是互相对立的，教皇总是支持诸侯反对王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英国和法国，教皇力量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正是因为王权对他的限制。因此，要真正理解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真正中介的原因，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德国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在历史上的消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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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王权强盛起来并不是奇特的现象。但保证强盛王权的稳定，却需要一定的条件。对于德国来说，历史也曾提供了两次王权强大、实现统一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十世纪中叶奥托一世在位时期。公元949年，奥托成为第一个完全控制五大公爵领地的国王。他是十九世纪以前，德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国王。但是，王权的优势并没能保持下去，随着诸侯势力的膨胀，很快就消失在诸侯割据之中。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保持王权的强大是有条件的。十一世纪时，英国国王和英吉利人联合起来抑制诸侯；十三世纪时，法国王权靠同市民的结盟保持稳定。而公元十世纪时，德国的城市尚未兴起。德国大多数城市是在十一世纪后才出现的。比法国和意大利晚两个世纪。难怪奥托一世的王权很难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奥托一世发动侵略意大利的战争加速了王权的衰落。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上，国内诸侯乘机扩大力量，反对王权。德国历史上王权的第二次强大是十一世纪亨利四世在位时期。当时德国的城市已经兴起，王权与市民结盟已有可能。1074年，莱茵市民帮助亨利平息了诸侯的叛乱。1104~1106年，教皇勾结大封建主发动叛乱，莱茵市民又一次站出来支持亨利。编年史中记载：亨利四世“军队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注307当时王权强大，社会安定。然而，亨利四世以后，王权很快又衰落了。王权稳定之所以又一次被破坏，关键是德国推行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政策，结果破坏了王权与市民的结盟。据一位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951年到1250年，德国侵略意大利共43次，平均每六年一次。十二世纪以后，德国又一再发动对西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掠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易北河畔的西斯拉夫人逐渐日耳曼化，到十四至十五世纪时，他们已丧失自己民族原来的语言，完全讲德语。注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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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会导致王权衰落呢？首先，它破坏王权与市民结盟。市民之所以在王权与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权，是因为王权代表着秩序，有利于他们发展工商业。他们对封建方式的侵略兴趣不大。因此，王权在战争中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因而总是强化骑士的队伍，对诸侯有利。果然，亨利四世以后，国王放弃了与市民的结盟，转而讨好诸侯，打击城市。1220年，腓特烈二世颁布法令，给诸侯以铸币权、司法权、收税权，并禁止城市收留农奴。此外，从侵略战争中获得大量土地，必然扩大诸侯的力量。当时西欧大多数封建国家都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余子女另找出路。原因是在封土不能扩大的情况下防止分割。而德国却可以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大批的新土。正如一位威尼斯驻德大使所说：“世俗诸侯习惯把封邑留给长子，然后把其他领土、主教区或教会采邑留给其他孩子。这样，如果公爵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都要求像父亲一样当公爵。结果，德国就出现了无数的伯爵、公爵和方伯……因此，大部分世俗诸侯总是乐于袭击意大利，好为他的什么儿子、什么兄弟和什么侄子等等，提供封地。”注309长此以往，对外战争必然导致诸侯封地扩大，王权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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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虽然市民力量已很强大，但是对外战争已使诸侯的力量强大到这种地步：即使偶尔出现王权兴盛，王权与市民力量之和，也不能大于诸侯的力量。因此，王权作为中介力量，在德国已失去了可能性。德国的三角均势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德国帝国议会制度上看到。德国的议会与英、法不同，它仅仅是诸侯表决的机器。帝国议会在表决重要的议案时，按惯例只有三票表决权，一票归选侯，一票归诸侯，一票归弗里敦镇代表。当议会快结束时，核对这三票，只要有两票赞成，表决结果就成立。注310而诸侯手中据有两票，违反诸侯利益的议案自然不能通过。弗里敦镇的选票只有选侯与诸侯发生矛盾时，才能发挥作用。王权则根本没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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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倒一切力量之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就难以形成。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王朝的更替。”注3111356年，查理四世颁发了黄金证书，从法律上正式肯定了七大选侯选举皇帝的特权。此后，选侯们专门选举那些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弱小诸侯为国王。只要发现国王势力增长，就立即改选。国王成为统一中介的可能性就完全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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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中介的缺乏只能阻碍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进程，并不能保证旧结构不衰落。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全面解体，从经济上看，农奴已基本上转化为自耕农或佃农。但是，由于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这一转化的结果与英、法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促使农奴向自耕农转化有两种力量，一是商品经济，二是王权。王权限制诸侯力量，促使农奴转化为自耕农，并保证自耕农的生存。但是，这一力量在德国不存在。所以十六世纪德国农奴制的瓦解完全靠商品经济的力量。因此，它得到一个特殊的结果：自耕农很少，大量的农奴转化为佃农或贫雇农。农村中贫富差别悬殊，大量农民没有土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德国不像英法那样有王权限制领主。因此，领主可以任意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假如有王权存在，领主经济出现衰落时，领主并不能任意剥夺农奴的份地，也不能随便提高农奴的地租。在德国，商品经济只可能使农奴中的一小部分演化为自耕农，而大部分则沦为佃农。尽管商品经济瓦解了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解放了的农奴已贫困得只能充当佃户。德国农民的境遇比英法的农民要苦得多。德国史学家赫茨研究了十六世纪初萨克森80个农村居民的状况，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80个村子共有居民4125户，其中完全没有土地的2689户，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注312也就是五分之三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这与英法大不相同。弗兰克于1534年写道：“德国有非常多的乞丐和一般的穷人，多数人贫困体弱”，“城里游荡着许多穷学徒”，他惊呼“总共只有一半人劳动。如果除去他们的主人、闲散的市民、商人、贵族、诸侯、学生、神甫、各类僧侣、儿童、病人、乞丐和全体妇女，则劳动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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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衰落，城市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民力量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诸侯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农村中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的贫雇农，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王权衰落失去了与教会抗衡的力量。教会的掠夺与诸侯强大成正比。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的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注314教皇对德国的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曾说：“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一百倍。”结果，这一切造就了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资本主义潜组织的生长提供了宗教改革的物质基础，农民极度贫困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提供了起义的基础，教皇对德国的掠夺使愤怒的人们把仇恨的目标集中起来，三者合一，正好造成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然而，诸侯毕竟是最强大的。个别诸侯保护了宗教改革，全体诸侯镇压了农民起义。因此，改革和起义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即逐步自下而上地完成意识形态结构的过渡，路德教从异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由于缺乏中介，政治和经济结构无法实现过渡。即使是意识形态的过渡，也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过程，这就是以不同宗教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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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七世纪，德国社会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本来新社会结构最后取代旧结构的过程已经开始，但由于缺乏中介，造成了分娩时长期的痛苦。取代过程中出现的动荡首先打击了新生长起来的潜结构——城市。结果，新社会结构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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