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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前言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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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亲近的两个女人——祖母和母亲,据我所知都是一边 工作一边 抚养孩子的。祖母1935年从拉脱维亚的济卢佩(Zilupe, Latvia)移民到基尼烈(Kinneret,位于现以色列北部)的基布兹(Kibbutz),作为基布兹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和男女同胞一起从事公路建设、农耕和挤奶方面的工作。就是在怀着身孕挤牛奶时,她出现了首次宫缩,不久后就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之后她继续工作了很多年,一直到79岁。她当过基布兹服装仓库的管理员、集体食堂的厨子,再后来是基布兹椰枣厂的包装工。她有四个儿子,从出生起就在基布兹集体社区的儿童之家长大。当我父亲弟兄几个去祖父母的小公寓探望他们时,祖母会做他们最爱的蛋糕和饼干,以此表达作为母亲巨大的快乐和幸福(虽说她一直想要个女儿!)。虽然她毕生所做的各种工作都特别辛苦,但她从不抱怨。我对祖母的乐观心态和无比旺盛的精力记忆犹新——她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工作很长时间,常常还是在酷热的天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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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4岁丧母,时至今日一直把母职视为“首要职业”,并引以为豪。她接受的是师范教育,嫁给我父亲后,随他搬到了基布兹。由于没有教师工作可做,她便有什么活做什么了。我出生后,母亲成功领导了一场运动,废除了基布兹的幼儿集体睡眠制度——孩子睡在儿童之家,晚上由男女值班员轮班看管,通过对讲系统来发现并回应孩子夜间的需要。对我母亲而言,想到孩子没法睡在她身边是难以忍受的。后来,我们全家搬离了基布兹,父母离了婚。母亲虽然受过教师培训,但从未做过这一行。她做的都是管理和销售一类的工作,经济上能够自足——这一点在离婚后显得尤为重要。“永远要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从小到大,她一直这般叮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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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身对工作和家庭的态度,深受这两位亲爱的女士,以及她们所示范的妇女、工作与家庭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性别平等热潮的影响。我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女孩力量”(girl power)思想(我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 ,也译作《霹雳娇娃》]、辛迪·劳珀[Cyndi Lauper]、麦当娜[Madonna]和蒂娜·特纳[Tina Turner]的海报)与在职场和家庭领域都“放手去做”的赋权妇女形象(我记得那会儿很热衷《上班女郎》[Working Girl ]和《婴儿热》[Baby Boom ]这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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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最后一年,我在一家广告机构开始了第一份带薪工作,从那时起就一直坚持工作,包括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各种兼职,以及2003年博士毕业后开始的全职学术工作。情同此心,给两个儿子做他们最爱的饼干和蛋糕或履行其他作为母亲的职责时,我也深感幸福。和祖母、母亲一样,有份职业对我从来不是问题。但与她们不同的是,有了母亲的鼎力支持,我有幸能够追求自己选择和热爱的职业。而且不像她们,我会抱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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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的妇女们选择了和我截然不同的道路:放弃有偿工作,成为全职妈妈。不过,我们的经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虽然我在以色列长大,而她们大多在英国,也有些在美国、欧洲和拉美长大,但我们接触了类似的思想和社会愿景,以及很多类似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女性气质的流行再现。我们这一代成长于女权运动觉醒和日益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下,同时经历了它们的好处和弊端,以及二者的紧密交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精神创伤。本书讲述的就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塑造这些妇女——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一代人——工作和家庭经历的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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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谢愿意同我分享私人经历的男士和女士。没有他们的慷慨和坦率,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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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非常感激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帮助的一些人。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Sara De Benedictis)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十分高兴有此机会与她共事。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Frontier Economics)的吉利恩·波尔(Gillian Paull)利用英国劳动力调查(UK Labour Force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慷慨地分享了她在英国劳动政策方面的专业意见。理查德·斯图帕特(Richard Stupart)坚持不懈地为本书所用图片争取版权。同样要感谢詹姆斯·迪利(James Deeley)在项目各个阶段提供的行政支持,感谢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Hila Shkolnik-Brener)和埃莉诺·卡特赖特(Eleanor Cartwright)对本书封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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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几位阅读了书稿的全部或部分草稿,并提供了建设性反馈的人士表示感谢。衷心感谢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见解独到、富有启发的慷慨反馈和不断鼓励,以及凯瑟琳·罗滕贝格(Catherine Rottenberg)详尽、犀利、一贯振奋人心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特别要感谢沙伊·阿朗(Shai Aran)在阅读部分手稿后对内容和形式给出的极好建议。我也要感谢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让·拉德韦(Jan Radway),以及我的读书会的成员巴特·卡默茨(Bart Cammaerts)、利耶·舒利阿拉基(Lilie Chouliaraki)、埃伦·黑尔斯佩尔(Ellen Helsper)、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彼得·伦特(Peter Lunt)对各章草稿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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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莉·阿朗(Natalie Aran)、克伦·达尔蒙(Keren Darmon)、迪娜·东布(Dina Domb)、米利·马尔(Milly Marr)、莉萨·罗伯茨(Lisa Roberts)、亚历克斯·辛普森(Alex Simpson)和凯特·赖特(Kate Wright)几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受访者或能够征集受访者的平台——真心感谢他们的帮助。另外非常感谢斯韦特兰娜·斯米尔诺娃(Svetlana Smirnova)花费数小时给书稿精心排版,还有辛西娅·利特尔(Cynthia Little),十分荣幸由她来审校和编辑手稿(包括这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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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传媒学院的研究委员会基金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基金,承担了这项研究的部分开销。还要感谢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管理员希瑟·道森(Heather Dawson)提供非常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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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要特别感谢埃里克·施瓦茨(Eric Schwartz)从项目初期以来的热情支持和主动提议出版本书。还要感谢埃里克迁就了我对本书封面的各项要求。同时感谢卡罗琳·韦泽尔(Caroline Wazer)和洛厄尔·弗赖伊(Lowell Frye)的鼎力协助,感谢卢纳娅·韦瑟斯通(Lunaea Weatherstone)为本书精心撰写的文案,以及本·科尔斯塔德(Ben Kolstad)对生产流程的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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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亲爱的朋友玛雅·贝克尔(Maya Becker)、罗莎琳德·吉尔、凯瑟琳·罗滕贝格、阿维塔·莎勒(Avital Shaal)、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和萨吉特·施奈德(Sagit Schneider)给予我无私的爱、关心和鼓励,她们对我的支持说不尽,道不完。何其有幸能与这些睿智、聪慧、慷慨大方的女士建立美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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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爱的儿子约阿夫(Yoav)和阿萨夫(Assaf)是我一直以来的支柱:他们总是给予我包容、关爱和谅解,助我识破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巨大谎言,而且从我们家很多奇妙的失衡中发现了有趣之处。他们也是很棒的(志愿!)研究助手,常常帮我搜罗描绘母亲的影片和广告。非常感谢丈夫阿姆农·阿朗(Amnon Aran)给予我的支持、关心和爱,以及他为我们烹制的许多营养又可口的饭菜。我有幸得到亲爱的母亲阿塔利亚·沃尔夫(Atalya Wolf)、父亲内肯米亚·奥加德(Nechemya Orgad)、科比·沃尔夫(Kobi Wolf),以及亲爱的兄长伊塔马尔·奥加德(Itamar Orgad)一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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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献给艾琳·艾尔德(Eileen Aird),她是灵感、指导、关怀和无穷女性主义能量的巨大来源。承蒙厚爱,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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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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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在英格兰北部一间公营房屋[1] 里由当泥瓦工的父亲和当夜班护士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夜间工作,因此白天可以照看孩子。“我妈从来不会歇着,跟我爸两人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干。我小时候家境困难啊。”劳拉回忆道,“他们没什么休闲爱好,也没闲钱去追求闲情逸致。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可以乘旅行拖车去度假。主保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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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记得,在她十几岁时,英国电视上满屏幕都是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场面。她说,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一个有些不一样的新时代”。随着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加强私有化、放宽市场管制,以及向国际贸易和资本开放市场的积极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迅速从许多社会供应领域撤出。在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推动下,福特主义模式[*] 被中小型企业取代,制造业基础衰落,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主导产业。结果,大量男人失业,而从前只收男人的劳动力市场向青年妇女开放,为她们带来了一大波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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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选择、赋权和独立的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青年女人的学力也渐渐得到重视。劳拉一辈的年轻妇女接触到“女孩力量”的说法,即坚信妇女不仅能在劳务市场中大展身手,而且能够事业与母职两不误。[2] 那种“自信、迷人的中层(女)经理形象——拥有两个快乐的孩子(在学校或日托所),一个有条不紊地运转的家(多亏所有省力的新型家居技术)和有幸支持她的丈夫”[3] ——遍布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妇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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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以及我为本书而采访的其他大多数妇女,便是在这类形象和文化观念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中长大成人的。随着全球劳务市场和英国经济出现这些变化,加上受到“女孩力量”前景的鼓动,劳拉的父母满心期望女儿能过得比他们(本能过得)更好。他们督促她取得好成绩,考上大学。正如瓦莱丽·沃克丁(Valerie Walkerdine)、海伦·卢西(Helen Lucey)和琼·梅洛迪(June Melody)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劳工阶层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进入专业领域的职业希望,令他们有机会摆脱平庸的、苦苦煎熬的工人阶层生活”。[4] 劳拉成绩优异,1992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以一等学位从古典文学和英语专业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软件程序员,在一家总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跨国公司供职。她很喜欢那份工作,得心应手地干了九年。然后她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伦敦。36岁,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劳拉辞掉了带薪工作。在过去七年里,劳拉已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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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从没想过“既要上班,又要带小孩,还要请全职保姆”的人生。她并不想效法她认识的那些全职工作的模范妈妈。劳拉自己的母亲就是那类“楷模”之一,但劳拉“不想像她那般事情缠身、永远累死累活”。而她婆婆(她称之为“进取心强的事业型妇女”)“从来不在子女身边”。她以前上班的那家国际公司,女员工在竭力兼顾育儿责任和事业需要时,看上去“身心俱疲、压力重重,时常灰心丧气”。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其他那些似乎能将事业和母职无缝对接的女人,劳拉觉得,只能说“太完美”也“太不现实”了。后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那些“兼顾型女性”(juggling women)形象对劳拉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她们只是极力试图“两头兼顾”,而从未真正实现工作与生活的理想平衡[5] ——艾利森·皮尔逊(Allison Pearson)2002年的畅销小说《凯特的外遇日记》(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后改编为电影)便是最通俗的写照之一。[6] 劳拉“从未想要照着那些女人的路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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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全职妈妈。她是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女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被妇女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观念深深鼓舞。[7] 她接受高等教育,真心希望在职业上发展并实现自我。与母亲不同的是,劳拉有能力 一边雇用优质托儿服务,一边追求理想的职业,而且很快意识到了作为新式中产阶级妇女,她所肩负的期望:“社会期望你,尤其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胜任一切。期望你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我能为自己辩解,说那压根儿是胡扯!”劳拉沉吟道,不过很快摒弃了这个想法,说道,“但我不能真的[不顾社会的看法],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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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无法摆脱那些强烈的社会期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简单存在于“外部”的外界信息。相反,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所犀利指出的,“‘外部’信息进入‘内部’,改造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自我意识”。[8] 媒体、政策和日常生活中传播的关于妇女、工作和家庭的主流信息和观念,深刻塑造了劳拉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在拼命学习而拿到“所有那些该死的资格证”之后,劳拉期望自己“有一番作为”,而不是 当居家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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