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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前言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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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亲近的两个女人——祖母和母亲，据我所知都是一边 工作一边 抚养孩子的。祖母1935年从拉脱维亚的济卢佩（Zilupe, Latvia）移民到基尼烈（Kinneret，位于现以色列北部）的基布兹（Kibbutz），作为基布兹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和男女同胞一起从事公路建设、农耕和挤奶方面的工作。就是在怀着身孕挤牛奶时，她出现了首次宫缩，不久后就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之后她继续工作了很多年，一直到79岁。她当过基布兹服装仓库的管理员、集体食堂的厨子，再后来是基布兹椰枣厂的包装工。她有四个儿子，从出生起就在基布兹集体社区的儿童之家长大。当我父亲弟兄几个去祖父母的小公寓探望他们时，祖母会做他们最爱的蛋糕和饼干，以此表达作为母亲巨大的快乐和幸福（虽说她一直想要个女儿！）。虽然她毕生所做的各种工作都特别辛苦，但她从不抱怨。我对祖母的乐观心态和无比旺盛的精力记忆犹新——她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工作很长时间，常常还是在酷热的天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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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4岁丧母，时至今日一直把母职视为“首要职业”，并引以为豪。她接受的是师范教育，嫁给我父亲后，随他搬到了基布兹。由于没有教师工作可做，她便有什么活做什么了。我出生后，母亲成功领导了一场运动，废除了基布兹的幼儿集体睡眠制度——孩子睡在儿童之家，晚上由男女值班员轮班看管，通过对讲系统来发现并回应孩子夜间的需要。对我母亲而言，想到孩子没法睡在她身边是难以忍受的。后来，我们全家搬离了基布兹，父母离了婚。母亲虽然受过教师培训，但从未做过这一行。她做的都是管理和销售一类的工作，经济上能够自足——这一点在离婚后显得尤为重要。“永远要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从小到大，她一直这般叮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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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身对工作和家庭的态度，深受这两位亲爱的女士，以及她们所示范的妇女、工作与家庭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性别平等热潮的影响。我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女孩力量”（girl power）思想（我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 ，也译作《霹雳娇娃》］、辛迪·劳珀［Cyndi Lauper］、麦当娜［Madonna］和蒂娜·特纳［Tina Turner］的海报）与在职场和家庭领域都“放手去做”的赋权妇女形象（我记得那会儿很热衷《上班女郎》［Working Girl ］和《婴儿热》［Baby Boom ］这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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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最后一年，我在一家广告机构开始了第一份带薪工作，从那时起就一直坚持工作，包括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各种兼职，以及2003年博士毕业后开始的全职学术工作。情同此心，给两个儿子做他们最爱的饼干和蛋糕或履行其他作为母亲的职责时，我也深感幸福。和祖母、母亲一样，有份职业对我从来不是问题。但与她们不同的是，有了母亲的鼎力支持，我有幸能够追求自己选择和热爱的职业。而且不像她们，我会抱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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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的妇女们选择了和我截然不同的道路：放弃有偿工作，成为全职妈妈。不过，我们的经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虽然我在以色列长大，而她们大多在英国，也有些在美国、欧洲和拉美长大，但我们接触了类似的思想和社会愿景，以及很多类似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女性气质的流行再现。我们这一代成长于女权运动觉醒和日益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下，同时经历了它们的好处和弊端，以及二者的紧密交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精神创伤。本书讲述的就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塑造这些妇女——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一代人——工作和家庭经历的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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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谢愿意同我分享私人经历的男士和女士。没有他们的慷慨和坦率，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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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非常感激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帮助的一些人。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Sara De Benedictis）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十分高兴有此机会与她共事。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Frontier Economics）的吉利恩·波尔（Gillian Paull）利用英国劳动力调查（UK Labour Force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慷慨地分享了她在英国劳动政策方面的专业意见。理查德·斯图帕特（Richard Stupart）坚持不懈地为本书所用图片争取版权。同样要感谢詹姆斯·迪利（James Deeley）在项目各个阶段提供的行政支持，感谢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Hila Shkolnik-Brener）和埃莉诺·卡特赖特（Eleanor Cartwright）对本书封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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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几位阅读了书稿的全部或部分草稿，并提供了建设性反馈的人士表示感谢。衷心感谢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见解独到、富有启发的慷慨反馈和不断鼓励，以及凯瑟琳·罗滕贝格（Catherine Rottenberg）详尽、犀利、一贯振奋人心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特别要感谢沙伊·阿朗（Shai Aran）在阅读部分手稿后对内容和形式给出的极好建议。我也要感谢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让·拉德韦（Jan Radway），以及我的读书会的成员巴特·卡默茨（Bart Cammaerts）、利耶·舒利阿拉基（Lilie Chouliaraki）、埃伦·黑尔斯佩尔（Ellen Helsper）、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彼得·伦特（Peter Lunt）对各章草稿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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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莉·阿朗（Natalie Aran）、克伦·达尔蒙（Keren Darmon）、迪娜·东布（Dina Domb）、米利·马尔（Milly Marr）、莉萨·罗伯茨（Lisa Roberts）、亚历克斯·辛普森（Alex Simpson）和凯特·赖特（Kate Wright）几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受访者或能够征集受访者的平台——真心感谢他们的帮助。另外非常感谢斯韦特兰娜·斯米尔诺娃（Svetlana Smirnova）花费数小时给书稿精心排版，还有辛西娅·利特尔（Cynthia Little），十分荣幸由她来审校和编辑手稿（包括这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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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传媒学院的研究委员会基金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基金，承担了这项研究的部分开销。还要感谢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管理员希瑟·道森（Heather Dawson）提供非常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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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要特别感谢埃里克·施瓦茨（Eric Schwartz）从项目初期以来的热情支持和主动提议出版本书。还要感谢埃里克迁就了我对本书封面的各项要求。同时感谢卡罗琳·韦泽尔（Caroline Wazer）和洛厄尔·弗赖伊（Lowell Frye）的鼎力协助，感谢卢纳娅·韦瑟斯通（Lunaea Weatherstone）为本书精心撰写的文案，以及本·科尔斯塔德（Ben Kolstad）对生产流程的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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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亲爱的朋友玛雅·贝克尔（Maya Becker）、罗莎琳德·吉尔、凯瑟琳·罗滕贝格、阿维塔·莎勒（Avital Shaal）、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和萨吉特·施奈德（Sagit Schneider）给予我无私的爱、关心和鼓励，她们对我的支持说不尽，道不完。何其有幸能与这些睿智、聪慧、慷慨大方的女士建立美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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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爱的儿子约阿夫（Yoav）和阿萨夫（Assaf）是我一直以来的支柱：他们总是给予我包容、关爱和谅解，助我识破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巨大谎言，而且从我们家很多奇妙的失衡中发现了有趣之处。他们也是很棒的（志愿！）研究助手，常常帮我搜罗描绘母亲的影片和广告。非常感谢丈夫阿姆农·阿朗（Amnon Aran）给予我的支持、关心和爱，以及他为我们烹制的许多营养又可口的饭菜。我有幸得到亲爱的母亲阿塔利亚·沃尔夫（Atalya Wolf）、父亲内肯米亚·奥加德（Nechemya Orgad）、科比·沃尔夫（Kobi Wolf），以及亲爱的兄长伊塔马尔·奥加德（Itamar Orgad）一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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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献给艾琳·艾尔德（Eileen Aird），她是灵感、指导、关怀和无穷女性主义能量的巨大来源。承蒙厚爱，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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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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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在英格兰北部一间公营房屋[1] 里由当泥瓦工的父亲和当夜班护士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夜间工作，因此白天可以照看孩子。“我妈从来不会歇着，跟我爸两人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干。我小时候家境困难啊。”劳拉回忆道，“他们没什么休闲爱好，也没闲钱去追求闲情逸致。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可以乘旅行拖车去度假。主保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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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记得，在她十几岁时，英国电视上满屏幕都是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场面。她说，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一个有些不一样的新时代”。随着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加强私有化、放宽市场管制，以及向国际贸易和资本开放市场的积极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迅速从许多社会供应领域撤出。在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推动下，福特主义模式[*] 被中小型企业取代，制造业基础衰落，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主导产业。结果，大量男人失业，而从前只收男人的劳动力市场向青年妇女开放，为她们带来了一大波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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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选择、赋权和独立的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青年女人的学力也渐渐得到重视。劳拉一辈的年轻妇女接触到“女孩力量”的说法，即坚信妇女不仅能在劳务市场中大展身手，而且能够事业与母职两不误。[2] 那种“自信、迷人的中层（女）经理形象——拥有两个快乐的孩子（在学校或日托所），一个有条不紊地运转的家（多亏所有省力的新型家居技术）和有幸支持她的丈夫”[3] ——遍布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妇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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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以及我为本书而采访的其他大多数妇女，便是在这类形象和文化观念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中长大成人的。随着全球劳务市场和英国经济出现这些变化，加上受到“女孩力量”前景的鼓动，劳拉的父母满心期望女儿能过得比他们（本能过得）更好。他们督促她取得好成绩，考上大学。正如瓦莱丽·沃克丁（Valerie Walkerdine）、海伦·卢西（Helen Lucey）和琼·梅洛迪（June Melody）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劳工阶层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进入专业领域的职业希望，令他们有机会摆脱平庸的、苦苦煎熬的工人阶层生活”。[4] 劳拉成绩优异，1992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以一等学位从古典文学和英语专业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软件程序员，在一家总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跨国公司供职。她很喜欢那份工作，得心应手地干了九年。然后她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伦敦。36岁，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劳拉辞掉了带薪工作。在过去七年里，劳拉已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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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从没想过“既要上班，又要带小孩，还要请全职保姆”的人生。她并不想效法她认识的那些全职工作的模范妈妈。劳拉自己的母亲就是那类“楷模”之一，但劳拉“不想像她那般事情缠身、永远累死累活”。而她婆婆（她称之为“进取心强的事业型妇女”）“从来不在子女身边”。她以前上班的那家国际公司，女员工在竭力兼顾育儿责任和事业需要时，看上去“身心俱疲、压力重重，时常灰心丧气”。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其他那些似乎能将事业和母职无缝对接的女人，劳拉觉得，只能说“太完美”也“太不现实”了。后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那些“兼顾型女性”（juggling women）形象对劳拉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她们只是极力试图“两头兼顾”，而从未真正实现工作与生活的理想平衡[5] ——艾利森·皮尔逊（Allison Pearson）2002年的畅销小说《凯特的外遇日记》（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后改编为电影）便是最通俗的写照之一。[6] 劳拉“从未想要照着那些女人的路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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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全职妈妈。她是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女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被妇女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观念深深鼓舞。[7] 她接受高等教育，真心希望在职业上发展并实现自我。与母亲不同的是，劳拉有能力 一边雇用优质托儿服务，一边追求理想的职业，而且很快意识到了作为新式中产阶级妇女，她所肩负的期望：“社会期望你，尤其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胜任一切。期望你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我能为自己辩解，说那压根儿是胡扯！”劳拉沉吟道，不过很快摒弃了这个想法，说道，“但我不能真的［不顾社会的看法］，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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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无法摆脱那些强烈的社会期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简单存在于“外部”的外界信息。相反，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所犀利指出的，“‘外部’信息进入‘内部’，改造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自我意识”。[8] 媒体、政策和日常生活中传播的关于妇女、工作和家庭的主流信息和观念，深刻塑造了劳拉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在拼命学习而拿到“所有那些该死的资格证”之后，劳拉期望自己“有一番作为”，而不是 当居家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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