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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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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改变 vs. 无形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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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改变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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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5章所示，我采访的妇女几乎都想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以获得她们遗失了的意义感和目标感：“自己想做的事儿”“让我的大脑活动起来”“找回我自己的世界”。然而受访者们不仅谈到改变个人生活的意愿，也热切地谈到改变社会的需要。她们谈到有害的新自由主义工作文化对她们辞职以及更大范围的职场妇女造成的压力。她们批判了丈夫的过度工作和在家中的缺位，表达了对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以及文化对于妇女作为母亲兼照护者的压迫性要求的深切沮丧和愤怒。她们渴望职场环境和文化能有根本上的改变，她们希望两性薪酬差距能够消失，她们热情地谈到打破性别成见、挑战社会规范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四分之一的受访妇女指责前雇主有性别歧视，而且曾就工资、孕妇权利，以及育儿相关的不公待遇等问题提出抗议（常常是通过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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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就是其中一位妇女。她以前是一名记者，过去11年里是四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在英格兰南部长大，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我妈不得不上班。印象里她总是带着四个孩子辛苦工作。她晚上都不在家。”玛吉回忆道。成长经历造就了她很强的职业精神。“我一直认为女人应该工作，”她说，“你要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跟我说，‘其实，你会成为全职妈妈’，我肯定会惊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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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的社会意识本质上受父母的影响，不过也受到了成长过程中文化和政治环境的重要熏陶。“你看，”她补充说，“我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长大……那个年代有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Greenham Common）……有穿马丁靴的女人和矿工罢工……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做女人意味着什么……争取同工同酬……和自尊。”“那个年代不算特别激进啦。”她笑着补充说，但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英国流传的思想，尤其是媒体上大肆报道的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1] 这类女性主义抗议和矿工罢工[2] 这类工人阶级抗议，深刻地塑造了她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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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是家里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业后她当了一名记者，但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辞掉了工作。像其他很多妇女受访者一样，玛吉丈夫高强度的工作和她自己高时长的工作，都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玛吉对妇女肩负的不平等劳动和她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不平等分工表达了失望和愤怒，常常还带着明显的挖苦。她尤其激愤地讲述了在上一份工作中遭到的薪酬差别待遇，而且提出了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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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玛吉经受了挫败、遗憾和愤怒，尽管她真心渴望个人和 社会能有所改变，但她觉得自己对于促成改变的作用有限。丈夫的裁员曾为她打开“一扇机会之窗”，回归有偿岗位的可能令她兴奋。“要是全家人和家务都扔给他管，就太棒了！”她喊道。然而，当丈夫几周后找到新工作时，这扇窗就关闭了。“那时候我们应该谈谈的。”玛吉懊悔地说。她没有主动谈论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她渴望实现的改变停留在幻想阶段。“如果我丈夫，比如说，一周工作三天半，剩下的日子是我工作，那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下达某项指令，要求缩短或拆分每周的工作时间。玛吉觉得，那种丈夫缩短工作时长，花更多时间在照顾孩子或家务上，好让自己重返职场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她来说，国家下达一项缩短工作时长的指令，是种空想的，甚至奇迹般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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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其他妇女和玛吉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带来她们想要的改变，但想象不出自己在个人生活和/或社会层面能做些什么来推动这一改变。另一些受访者指出，该由妇女“先锋”来引领性别平等。例如，安妮在满怀激情地谈到职场妇女的平等权利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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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一说到职场，说到女人能干的职业，说到轮班制，女人还是受歧视的……是有些妇女，当然是地位比较高的，在努力消除这些障碍，比如一起走出去、组团参加工作面试，来证明她们可以轮班……兴许等我女儿长大了……形势在变，机会确实越来越多了，但我觉得歧视没有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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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安妮：“那么改变从何而来呢？”她回答：“由那些妇女先锋带来啊。有人已经想自上而下地证明首席财务官也是能两个女人轮班做的。越多女人能上前一步，有胆量这么做（就越有希望改变）——要位高权重的女人来证明职位是能轮班做的！”“那你觉得男人也能实现轮班制吗？”我问。“那样倒好了！”安妮嗤笑着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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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辞职时，曾在法庭上打赢了和老板的官司，起因是老板不许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转为兼职工作。然而11年后，安妮却觉得无力反抗不平等了。她指望着那些“有胆量”消除性别障碍、为她女儿开创别样未来的女性“先锋”们，却并不寄望于自己或丈夫。她嘲讽地回答我提出的男性轮班问题（那样倒好了！），表明她选择痛苦地忍耐父权制，仿佛那是固定、不容挑衅和无可避免的。在安妮看来，革命应该是站在顶层的女性一边轮班式工作一边照顾家小，而男性一直保持全职工作的特权，不承担任何实质性的照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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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员玛丽·道格拉斯·瓦夫鲁斯（Mary Douglas Vavrus）写道，像安妮和玛吉这样的女性，她们“聪明、有才华、有抱负、受过良好教育，只要她们想，就可以引领一场经济革命。比方说通过迫使国内生产总值里计入‘经济妇女’的劳动……这些女性就可以彻底改变轻视母亲劳动的体制。”[3] 然而，这些才能卓越的妇女脱离劳动市场当全职妈妈太久了，感觉已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别说宏观的社会体制。[4] 怎么理解这一矛盾呢？如果玛吉和安妮她们那么渴望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有所改变，过去也曾运用自己的力量与不平等抗争过，为什么现在觉得自己发挥不了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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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夏洛特的故事。它说明了推动这类变革真正有多么困难，哪怕她满心渴望，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夏洛特十年前辞掉律师工作，当上三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孩子们现在都上中学了。她的丈夫是个雄心勃勃的律师，基本顾不上孩子和家务。夏洛特为自己一直全职陪伴孩子感到自豪又快乐，因为她相信，尤其是相比于那些妈妈要工作的孩子，自己的全职陪伴对孩子更有好处。两年前，当孩子们渐渐独立时，夏洛特开始考虑回归有偿工作，重拾目标。“我现在的状态是，46岁，感觉啥都能干，很能干，啥都能干。你给我个什么事儿，我立马一头扎进去搞定，而且学得飞快！”她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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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洛特申请了一家著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高级职位。在此之前，她拿到了硕士学位，这对她申请那份工作特别有利。她觉得信心十足，很有把握做好。虽然已经脱离职场十年，但夏洛特还是进入了面试。一想到可能被录用，她就十分激动。但在得知面试日期后，她发现那天与定好的家庭度假冲突了。她把这一情况告诉那个非政府组织，说她只能用Skype面试。然而，面试当天Skype出了故障，而她进行了电话面试。“所以显然，”她解释说，“我没能拿到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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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夏洛特不能叫她形容“非常亲力亲为”“非常支持我的丈夫”带孩子们去度假呢，这样她不就能参加面试去争取她梦寐以求的工作了吗？她毕竟付出了学习，而且能够胜任呀。她丈夫又为什么没有主动这样提议，好让她前去面试呢？为什么我见到的这么多女性都和夏洛特一样，要隐瞒自己的渴望，避免打破现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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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妈妈珍妮特，11年前辞掉了演员工作，现在很渴望回归某种有偿岗位。她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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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俗成就是这样的。你离开工作，回到这个环境里，差不多就定下来了……孩子们一天天大了，这个体系还是把你绑在家庭生活里。我气得恨不得掀了桌子，说：老妈要工作！［笑］对吧，你们不能再一个个地赖着我。老妈要工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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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维持这个现状付出了很多，对吧，都是为了家人，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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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的讲述充斥着自嘲和苦笑，掩饰了承认事实带来的痛苦。她一针见血的评论显示，让她失去力量的是长期以来对家庭结构的屈从。现有家庭结构完全依赖她担当主要照护者和家务管理者。虽然公众对这一角色的认识有了重要改变，但它仍旧顽固地压在妇女头上，而且价值被严重低估。珍妮特承认自己助长和维系了现状。要想改变，就需要好好反思其家庭所依赖的整个结构，反思严重不平等的角色、劳动和领域划分。这意味着挑战珍妮特这类女人多年来遵从的规范，是一项需要勇气的艰巨任务。用珍妮特的话来说，这需要妇女们突破“把她们绑在私人家庭”领域，而把丈夫们绑在公共经济生产领域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至今（就像另一位妇女说的）“完好无损”[5] 、无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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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一些妇女去实现渴望中的改变的，还有另一个障碍：经济舒适与保障。利兹就这一点提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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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你做选择，只是因为有51%想要这一个，49%想要那一个。你选了51%的一方，然后就这样了……会有点后悔，因为你会想，唉……于是［停顿］，所以没法两全其美，对吧？……而且我丈夫的工作很要命。我也在想：“好吧，要是我毅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他说：你得换份工作，会怎么样呢？”那不大可能，而且那样我们就不能住现在的房子了。要知道，我们都清楚房租和房贷贵死人，所以就当……是件倒霉事吧。我放弃工作是很糟糕，但又能怎么办呢？［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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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放弃了一部分重要的自我认同来换取经济舒适。她考虑过坚定立场的可能性，但是代表家庭的“我们”压倒了她：注意看从“要是我 毅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会怎么样呢”，到“我们 就不能住现在的房子了”的转换。她知道放弃自己的工作是“倒霉”又“糟糕”的决定，但直接承认太痛苦了。于是她权衡了一下放弃工作与放弃房子，指出比起不能住既不用贷款又不用租金的房子——英国大部分居民很少能有此奢望——辞掉工作更理智，也更安全。“但又能怎么办呢？”她认命地叹了口气，好像放弃一大块自我认同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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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选择不打破个人或社会现状这点，意外地违背了当前规劝妇女向前一步、坐到会议桌前并承担管理职责的文化和政策叙事。夏洛特最终放弃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珍妮特下意识地把家庭放在个人需要前面（“老妈要工作！”），以及利兹的宿命论口吻（“但又能怎么办呢？”），似乎都与提倡妇女自信、赋权和赋能的主流大众女性主义说法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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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赋权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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