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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八、加速与“承认情境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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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哈贝马斯关于正义的（和理性的）概念会因速度而受限（Habermas, 1981），但是霍耐特以相互承认模式为基础的社会观，并不同样受到时间的限制（Honneth, 1993）。沟通需要时间，但承认不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承认的批判理论长期来看也无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社会加速的后果（与肇因）。我相信，除非霍耐特和他的追随者考虑到社会加速，否则他们会看不到社会承认情境在当代社会的改变，也看不到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具有阻碍性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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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速度已经是主流的社会规范，并且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自然化”了。时间规范和时间结构似乎是“既定的”，人们好像从来没有想到时间是可以由社会所建构、由政治所协商的。因此速度也会影响处于承认与蔑视之间的分配正当性。快的人获得胜利，慢的人就只能在后面追赶或失败。此外，霍耐特假设出自结构性成因的蔑视会造成恼怒与愤慨；但与此正好相反的是，在速度游戏当中遭到蔑视的人，却很少感觉到他们其实遭受了不公正。在第二节第一小节当中已经讨论过“成就”的定义，那儿已经提到竞争蕴含着速度逻辑。而霍耐特自己就提到，至少在经济领域，竞争是合法的分配机制，落后的人怨不得别人。然而，如我在前文论证过的，竞争逻辑和成就逻辑根本上就是社会加速的核心驱动力。因此，现代社会当中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也会变成一场速度游戏。因为我们通过竞争而获得社会评价，所以速度对于现代社会的承认而言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行动必须够快且够弹性，才能获得（与维持）社会承认，但同时，我们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又会成为加速的推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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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想想看承认模式和蔑视恐惧在当代与前现代时期之间的关系。在阶层分明的社会当中，分配模式和承认模式是事先就固定下来的。某人所拥有的地位、权益、身份和承认，或多或少都是由他的出身所决定的。国王、公爵、僧侣、士兵，或是棋子，在几乎是以本体论结构的方式构筑起来的分配模式当中，他们所拥有的（身份、权利、权益、责任）都是事先就被界定好的。所以他们的某些财产或权益可能会被系统性地剥夺了，但他们会认为这种剥夺的原因是因为“世界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在宏观社会世界当中的）为承认而斗争，唯有作为对抗既定社会结构的斗争才得以可能，也因此不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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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在现代世界当中的地位不是被预先决定好的。分配模式和承认模式会根据一个人为他/她自己挣来的地位而重新安排。身份、权益、承认、财富，都是靠自己的成就得来的。“在世界当中的地位”不再根据本体论层面预先指派，而是（至少原则上）在竞争斗争当中分配的。但如此一来，世界的“动态化”就会变成分配的前提。工作、家庭结构，还有宗教和政治的“地位”（亦即信仰和态度），都不再单纯地继承自父亲；每个新的世代都被认为担负着创新的使命。儿女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创建他们自己的家庭、寻找自己的信仰立场和政治立场，等等。如此一来，承认是在“自己所作所为之后”，根据竞争游戏的结果所获得的地位来分配的。对蔑视的恐惧，也就等于恐惧在竞争当中会失败，恐惧自己能力不足，无法获得工作职位、养不起老婆和小孩、买不起房子和车子。于是，为承认而斗争毋宁说是为了更好的地位而斗争，或是为了相对的地位荣誉和价值的再定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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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社会加速的过程让社会变迁的步调从世代之间加快到世代之内（这也是如上述所定义的，从“古典现代”转变到“晚期现代”）之后，为承认而斗争就会再次转变它的形式。在21世纪，在竞争当中争取与获得某个特定的、事先被界定的地位，已经是不够的了。工作情况、家庭情况，还有政治倾向和宗教倾向，在人的一生当中不再是稳定不变的了。仅仅说要当一位经理、主编、教授（这些职位通常被认为处于社会阶层当中比较高的位置），或是当一位清扫员、保安、门卫（社会阶层中比较低的位置），都是不够的。承认（以及与之相关的，像是财富、安全、权益等等）都是根据表现来分配的。一位经理如果在季度财报当中表现不好，一位编辑如果丢掉了发行量，一位教授如果没办法稳定地在排名高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都会渐渐走下坡路，而且迟早会丢了饭碗。就算是清扫人员或是门卫，也都仅是短期雇聘，新的合约必须视其表现而定。如此一来，为承认而斗争所要争取的，就从地位变成了表现。承认不再是一辈子的成就，而是越来越变成每日的竞争。昨日的胜利和成功，在今天已经不太算数或几乎不算数了。承认已不再能够被积累起来，它随时可能会因为事态的流变与社会景观的改变，而陷入完全贬值的危险。一个人拥有的地位对保持与获得社会评价的机会来说很重要。但一个人始终无法确切拥有这个地位，无法确信这个地位在明天还有同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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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个过度动态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情境当中，一般观念会认为个体不再可能拥有一个“终身地位”了。在政治文化与选举变迁的调查数据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政治越来越反复无常。人们不再会说自己单纯是保守派、左派，还是绿党，他们倾向于根据政党与政客的表现来改变他们的政治偏好。在宗教领域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常常可以看到，人们会愿意根据宗教制度的“表现”，来决定自己要信什么教。除非信徒在应对无止境地变动着的社会景观、物质景观与精神景观时，特别转而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以顽固坚守的立场面对世界，才有可能固定维持某个信仰。如果，像埃伦博格（Alain Ehrenberg）和霍耐特这些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Ehrenberg, 2008; Honneth, 2003），晚期现代的自我逐渐在耗尽自身（这种自我的耗尽，在医学的抑郁症和过劳病例日益增加的现象当中，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那么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果不是仅仅）由为承认而斗争所引起的。从隐喻上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即是日复一日地从头开始，而且再也无法拥有一个稳定的根基或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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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境与世代之内的社会变迁步调当中，日常生活里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情况会变得非常严峻。除了承认斗争的逻辑从“地位”竞争转变为“表现”竞争之外，它还持续用永恒的不确定性、高度变迁速率，以及日渐增加的徒劳感，威胁着主体。落后的结果，就是遭受蔑视，于是，在人们一生当中似乎没有什么比“落于人后”更恐怖的了。从一生下来开始，父母就开始偏执地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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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在竞争社会当中就是社会持续加速的驱动力，它显著地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增加，而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如果没有考虑到时间面向，那么就无法完整掌握与了解这种斗争。因此，承认情境的批判理论与时间情境的批判理论彼此互补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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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九、加速与新的集权主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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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节，我想指出，事实上社会加速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因此就像所有其他的集权主义一样，这种力量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集权主义式的”不是意指政治上的独裁或是某种政治团体。而是说，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上，这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我之所以将这种力量称作集权主义式的，是因为：（a）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b）它无可挣脱，所有主体都会受其影响；（c）它无处不在，亦即它的影响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当中某个或某些领域，而是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d）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去批评或反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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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之所以会说它是“集权主义式的”体制，是因为它让主体因为胸中充满恐惧与压力，而在半夜惊醒过来，而且是因为预见了死亡而吓得魂飞魄散、冷汗直流。然而我们可以确定，让人在半夜如此惊醒过来的，却多是在所谓的自由、先进的西方社会，而不是比方说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即便是残酷的政治独裁，也几乎从未完全满足（b）、（c）和（d）。对于政治独裁，人们总是有可能抵御、反抗，或至少可以躲避，甚至也可以逃离秘密特工的监视与控制。至少政治独裁无法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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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加速就不一样了。如我前文试图指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舞台很难不受到由速度所控制的转变的影响。社会加速的进展改变了我们社会的时空体制，可以说无所不在、囊括了一切。它让我们不断害怕会在竞争中输掉，害怕无法维持步调，害怕我们所有的（不断增长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害怕一喘口气就会被排挤出比赛之外；然后它通过让我们如此害怕而对我们施加压力。或是，反过来也一样，一旦失业或生病，人们就会开始恐惧无法赶上已经在竞争行列当中的人们了，因为失业和生病的人已经落在后面了。如果已经做好准备或是在竞争一开始就已经有优势的人也同样要尽可能快速领先，以及要用尽全力来维持排名，那么对于那些起步时就已经吃亏，又不积极追上的人来说，状况就更糟了。这群吃亏又没优势的人甚至变成一种被称作“朝不保夕族”（precariat）的新社会群体，被认为没救了而被社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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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批判理论的核心要点是，这些控制很难被承认或视作是由社会所建构的。这并不真的是正式的规范或规则，而且这也不会出现在政治辩论当中，所以原则上也很难抵制，或是反抗与违背。人们依然觉得时间一视同仁，是自然给定的。如果觉得没时间了，也仅是抱怨自己的时间管理不好。时间基本上都处于政治讨论的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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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本书第三章将会初步建立一个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提出一套意识形态批判，探讨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的伦理面向与时间面向（第十二节）。不过在第十一节，我会先来进行社会加速的功能论批判。我将会指出，晚期现代社会令人窒息的互动速度，会压倒一切规范，危害、削弱现代社会当中的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在第十三节我会指出，在伦理方面与政治方面的“现代性的计划”与自启蒙时代以来承诺要让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诺言，以及社会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世界的变动程度对追求“现代性的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晚期现代的速度却又会危害“现代性的计划”。在全书最后，我会提出一个新版的批判理论，尝试重建异化概念，以及与异化相对立的“有共鸣的”世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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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批判理论传统，及其基础原则的更仔细的重构，参阅Gertenbach/Ros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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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第三章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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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时间情境批判的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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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的时间情境分析作为社会批判基础的构想基础在于，时间是社会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要素。事实上，所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都具有过程的特质，是通过时间加以整合起来的。时间并非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而是所有社会领域的核心构成要素。所以，以时间作为分析社会的切入点，是一个分析的“诀窍”，它可以为分析与批判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提供一个稳定且一贯的焦点。不过，就像在前文中可以看到的，社会加速概念并不只局限于时间范畴，因为基础性的加速过程除了推动社会在时间层次上的演化之外，也会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当中带来改变［如果我们用卢曼的著名区分的话，可以将社会区分为时间面向、社会面向、事物或物质面向（Luhmann, 1984: 127）］。在我看来，社会加速是现代化的核心过程，所以现代社会批判必须首先而且要格外关注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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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社会批判有两种或三种基本形式。首先，有很多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批判。比如，晚期的马克思和他的诸多后继者，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矛盾，必然会造成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早晚会导致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崩溃。简单来说，功能批判的核心是预言社会系统（或社会实践）最终会失败、无法运作。这跟第二种批判形式，亦即社会的规范批判截然不同。当然，功能批判和规范批判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但就分析而言，这两者显然必须区分开来。规范批判认为社会结构或社会分配，根据规范和价值来看，是不好或不公正的。当然，规范和价值必须要先定义并论证何谓好和公正。实际上，规范批判有两种版本。一种可以称作是“道德的”，另一种是“伦理的”。道德批判基本上建立在公正概念之上，因此其论点通常认为既有的社会制度让财货、权利、身份和/或权益出现了不公正（比如不公平）的分配。此处的焦点一般是社会关系，亦即团体或个体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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