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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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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之前，性就是性，它不是人的本质，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衡量它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适度的，还是过量的（也许还有过少的）。其他标准过去是没有的，比如说：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它是自然的还是违反自然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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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性行为作为个体自我的象征，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有趣的是，在19世纪以前，那些被禁止的行为，尽管受到严厉的限制，却总是被视为某种过分和多余的举动，即所谓‘放荡无度’。同性恋仅仅被看作是过量的自然行为，一种失控了的本能。从19世纪起，我们看到像同性恋这样的事情逐渐被人们视为反常的行为。……我以为，在19世纪以前，通常是不从性行为或欲望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的。‘告诉我你的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这是典型的19世纪的话语。……人们仍然认为、并且被鼓励来认为，性的欲望揭示了他们深层的本质。性不再是秘密，但仍是一种征候，一种对我们的个人性的最大的秘密的表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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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好像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全都可以由性来加以解释。“性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过程，在精神分析学那里达到了顶点。在我们的时代，所有关于性的话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向精神分析学。”(31)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将人的自我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似乎通过自身性的欲望，我们就能了解关于自我的一切。难道人的自我仅仅通过性就能全部加以解释吗？饱暖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安全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归属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性也许是解释人的自我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要想解释人的自我，一定要了解他的性；但即使已经完全了解了一个人的性，也不一定能够解释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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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异常领域的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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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西方，人们创造出一套崭新的性话语，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各种各样的“异常”性行为分类和命名。这种分类和命名最初的动机是好的——将一些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划归疾病的范畴，如奸尸行为从犯罪改变为疾病；同性恋从犯罪改变为疾病等。这种做法虽然部分地改善了这些少数族群的地位，但同时使他们陷入新的陷阱——病理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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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经历了边缘性欲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严厉控制和惩罚的过程。但是从19世纪开始，对边缘性欲的控制逐步从法律模式转向医学模式。从表面上看，环境变得宽松，但是控制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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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这类边缘性欲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实意味着道德律令的松动。在法律愈益听命于医学的19世纪，各种性犯罪的确分别受到愈益轻微的惩罚。但源自医学甚或与医学共事的学习和监视机制的产生，也可视作强化控制的形式。对边缘性欲的这种新迫害把各种性变态行为的混合变成了根据不断变化的性偏离分类和炫耀稀奇古怪的希腊拉丁名词的科学话语和个人记录。旧的司法制度，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无一例外地与行为有关；而新的司法制度则从医学上渗透了划分性变态者的种和亚种的秩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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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性学诞生的时期，也是人们以为性的压抑得到缓解的时期。但是，在福柯看来，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性被“性科学”划分为许多的亚族，医学控制模式与先前的法律道德控制模式相比，对人的压抑并没有减轻多少。“有关快乐的所有形式都被孜孜不倦地作了分类……医学已经驾驭操纵了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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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划分种类的病理学新话语除了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之外，还导致了另一种效果：反向话语的形成。福柯说：“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学和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和‘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这毫无疑问促进了‘性异常’领域的社会控制的有力进步；但它也有可能造成一种‘相反’话语的形成：同性恋经常运用同样的词汇，运用与医学诊断同样的分类，来为自己辩护，要求承认其合法与‘合乎自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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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新的性分类和命名有两个效果：一方面是新的社会控制——对各种各样“性异常”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在过去是没有的；另一方面是被控制方对控制方所使用的话语的利用。例如，控制方认为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因为它不能导致生殖繁衍；而被控制方则用许多动物当中也存在同性性行为这一事实来证明，人类的同性恋活动也不违反自然的规律。但是，无论如何，19世纪出现的病理学的性话语的主要作用是强化了社会对各类“性异常”人群的控制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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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排斥非生殖性的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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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性活动的目的不外三种：第一，为了生殖繁衍，传宗接代；第二，为了建立和维持某种人际关系，如爱情关系、婚姻关系；第三，为了性快乐本身。长期以来，性的压抑、与性有关的忏悔，总是褒赏性的生殖目的，贬低性的快乐目的。一切非生殖性的性活动都在被贬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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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权威和道德权威为了普及以生殖为性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努力。“这一努力就是要把经不起繁殖经济检验的性形式从现实中驱逐出去，不允许非繁殖活动的性的存在，排斥不郑重的快感，消减或排除不以繁衍为目的的行为。……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以围绕生殖的性状态的利益出发对付所有毫无生殖成果的快感所使用的方法吗？所有这些唠唠叨叨的关注使我们处于对性状态的烦恼之中，它难道不是出于一个基本动机：保证人口，增殖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构建一种经济上有用、政治上保守的性？”(35)按照福柯的说法，国家、宗教和道德对性的控制有两个动机，一个是经济上有用，另一个就是政治上保守。它们所关注的是社会人力资源的生产，既存社会关系的维持，而将以快乐为目的的性活动视为“不郑重”的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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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违反了性的生殖规范的人们，渐渐地被划归另类，成为与众不同的种族或“亚种”。福柯写道：“倒错的天地出现了，它有几分反叛法律和道德的味道，但却不单单属于法律和道德反叛。一个完全次种族的种族诞生了……在那个世纪的进程中，他们依次带上了这些标记：‘道德罪恶’、‘生殖神经症’、‘基因本能的偏离’、‘变性’、‘生理失去平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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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性恋之外，虐恋、恋物、异装、易性甚至自慰（手淫），都因为不能导致生育而被归入“另类”，受到以生殖为目的的主流性文化的排斥。性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被派上经济的用场？难道性就不可以仅仅因为快乐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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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手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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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看到我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文献后，认为我国对手淫的观点停留在西方18世纪的水平上。在18世纪，西方社会对手淫行为的看法和处置方法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对手淫的限制在18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突然之间，出现了焦虑：一种可怕的疾病在西方世界流传。儿童手淫，尽管家庭不是始作俑者，但却是通过家庭的媒介建立起对性进行控制的系统，对孩子的身体建立起一种与性结合在一道的肉体迫害。”(37)“在20年里，在全欧洲的范围内，医生和教育者统统被一种可怕的、威胁人类的时疫所困扰：儿童手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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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淫的禁制演化成一种真正的折磨：“18世纪的性问题是男性的问题，对性的禁律是在男孩的学院、军事学校等地实施的。然后，当妇女开始从医学—社会的角度获得重要性之后，伴随着生育、母乳喂养这类问题的出现，妇女手淫的问题也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19世纪末，女孩子被施行外科手术，这是真正的折磨：用红热的烙铁烧蚀阴蒂。如果这种做法没有成为惯例的话，至少也是很常见的。就手淫的问题而言，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发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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