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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雷望红|阿周叔的甘苦人生——乡村社会的另一番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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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江汉平原的我，对于大山和传统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和敬仰。原本计划在年前到朋友的广西博白老家看望他的家人，今年寒假终于满足了我对客家传统文化一探究竟的愿望。想象中的广西，是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却偏僻落后的地区。出行之前，朋友开玩笑说，老家现在还有械斗，甚至在年终还会出现拦路抢劫的事件，博白在早期因村民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焚烧乡镇政府的事件而闻名全国，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他问我怕不怕，我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笑言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况，那将是今年春节最大的收获，就当作是穿越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家乡了。实际上，械斗和抢劫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存在宗族之间的对立势力，械斗是正常的；而博白处两广交界处，社会环境相对复杂，治安状况欠佳，会出现一些抢劫案件，这些对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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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及其周边农民的生活，要比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为艰难，由于对计划生育的强势抵抗，计生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村民们坚持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的观念不动摇，生育数量至今还保持在平均每家三个的水平，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加上当地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水稻，而是以黄麻、红薯、花生等作物为主（丘陵地区水田少、坡地多），适合种植的作物并不值钱，也不能满足口粮需求，在现金收入极少的情况下，一般百姓家庭维生艰难。但想象中的艰难并没有刻写在老百姓的脸上，我所见到的是他们身上焕发的顽强意志与生命活力，纵使生活艰难，却依然不屈不挠，充满希望。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朋友父亲阿周叔的故事，也是这个家庭的奋斗史，也许周家的故事就是当地一般老百姓家庭，甚至是全国大多数平民家庭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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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来，周家先后从福建到广东，再到广西，最后迁至北海合浦县白镇西村，定居在此。在新中国成立前，阿周叔祖上有上百亩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划分成分，由于阿周叔的三叔是知识分子，在村中有威望，在土改小组中担任职务，阿周叔的祖父被划为上中农，成了“漏网地主”。在频繁的批斗运动中，阿周叔的祖父并未卷入其中，一直过着贫苦而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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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叔的父亲遗传了祖父的聪明与勤劳，他擅长各种手艺，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以外，还会在外面做各种活赚钱养家，但由于生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即使再勤劳也顶不住十三张孩子的嘴。所以，阿周叔家享受着多子的荣光却过着极贫的生活，七兄弟（夭折一个）住四间房子，结婚的儿子住一间，未婚的儿子几个住一间，经济水平属于村中的底层。等到阿周叔这一代人结婚生子，贫困没有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多子依然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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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叔1986年成婚，连着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孩子按照家族男丁的排名被称作周三、周四。1991年怀了第三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为了躲避计生政策，阿周叔从北海合浦白镇逃到了相邻的玉林博白龙镇，当时白镇的老家，财产只有一口破锅，一家四口没有任何牵挂地逃走了。来到龙镇后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在女性排名中排第二，人称周二妹。最初到龙镇的几年，他们还会在老家种点儿农作物，收割时跑回家乡收获花生、红薯等，但这些农产品不值钱，后来索性将农田彻底抛荒。阿周叔一家五口，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屋居住，全家靠阿周叔一个人做木工维生。当时租住的房屋中，所有的家产只有一口锅、两个桶和一张供四人睡的床，结果没多久这口由岳父捐助的锅还被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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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阿周叔木工手艺精湛，很快在当地树立起名声，他成了全镇首屈一指的木匠，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镇所有的自然村。但当时的村民生活艰苦，赊账太多，木工生意好但不能及时拿到工钱，为了保住客源，不得不经常通宵做工，熬夜到深夜一两点是常事。他一个人要解决一家五口人的吃饭问题，还要付房租、买工具，并适当支持一下双方的父母和兄弟，所以生活极为拮据，家里经常只有白米饭吃。周四回忆他小时候的生活，说有一次好几天没吃饱饭，到同学家玩，同学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白粥，把同学全家人吓到了。阿周叔夫妇两人在沉重的负担中还是攒下一笔钱，1993年付了两千元定金在镇边买了一块地皮，花了几年时间还完一万元购买地皮的钱，又于1997年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房子，新建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一楼作为工作间，二楼住人，没有厨房，就在顶楼搭建一个棚屋做饭吃饭。新家没有购置家具，几张床和简易的衣柜全由阿周叔自己打造，尽管没有豪华的装饰，但至少全家人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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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之后，生活本该开始变好，不料，第三个儿子于1998年意外降临，这个儿子已经是家族中的第十个男孩。周十出生时，计划生育的风声紧，罚款重，阿周叔不敢请接生婆，而是由自己亲自接生，由于不懂接生技术，在剪脐带时使用酒精过猛，不慎将婴儿的腿部烧伤，至今留有疤痕。为了避风头和寻找奶水，孩子出生几天后就送到五姨家哺育，当时五姨刚生了一个同龄小孩，正处于哺乳期，有奶水吃，周十不得不去与表哥抢食。在五姨家待了十个月之后，周十被送到外婆家抚养，直到几岁之后，才回到家中。为了掩人耳目，周十称呼阿周叔夫妇为伯伯婶婶，作为叔叔的孩子生活在周家，他从小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生怕惹了伯婶兄姊生气，所以表现得勤快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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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男丁固然喜悦，但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四个小孩的抚育费用成为阿周叔心头的烦恼。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和教育，全家人节衣缩食，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销。那时穷得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都舍不得买，阿周叔家住在镇北，学校在镇南，每天早上五点多，三个大点儿的孩子就起床，步行四十分钟到学校，放学后再走回家。每天放学回家后，周二妹帮着带小弟弟，周三哥帮着母亲做家务，周四哥则跟随父亲到村民家里安装门窗。这样的生活模式，我从未亲历过，只是从父母长辈口中有所耳闻，却未曾想过会发生在异地的同龄人身上。但我想象的艰苦在他们的叙述中未曾表现出来，他们的童年记忆充满着多子女家庭的欢乐，两个哥哥一起去偷甘蔗，坐在草地上啃的甘蔗皮堆成了小山包，小弟弟是哥哥姐姐逗趣的对象，他又乖又可爱，却被比作猪栏里的小猪，至今还被叫作“小猪头”。冬天，一群小孩会在空地上“窑薯”，据说比烤红薯更香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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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伴随着艰辛，一家人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靠着勤劳的双手与生活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凭着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阿周叔攒下了一笔钱，准备加高房屋。在当地，儿子与房子就是面子与荣耀，阿周叔生有三个儿子，在家族中赚足了面子，但儿子们过得好更为重要。为了儿子们未来的婚姻大事，阿周叔在2007年分两次建起了四层楼房。当时只有材料钱，为了省工钱，全家决定在周四放暑假时，由父子两个建房。周四当时上高二，一放假就回到家中，白天做木工，晚上与父亲一起码砖砌墙，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活儿，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三楼建好后，父子俩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才狠心花了一万块工钱将四楼包给包工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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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房子建好后，阿周叔的木工生意却开始走下坡路，木门木窗等木制品开始被铝合金等新材质的制品替代，赚钱变得不易，而家里的经济压力却越来越大，孩子们要读书，大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还没有装修。经过一番纠结，阿周叔决定转型做铝合金门窗，当时他已经接近五十岁，学习能力和体力都在下降，但为了孩子们，他还是决定搏一把。转型初期，由于年纪大，进入行业晚，拼不过年轻人，生意惨淡，家庭经济开支难以维系，曾几度无法支持小儿子上高中，都是依靠借贷才渡过难关。随着入行时间的增加，加之此前做木工积累下的人脉，铝合金门窗安装的生意逐渐好转，发展到除夕前一天还要做活，年初三开春之后就开始复工，一年没几天完整的休息时间。但阿周叔乐滋滋的，他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只要有活儿干，自己就还有价值，就能为儿子们增加一份资本，减少一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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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是阿周叔一生奋斗的希望与动力，为这几个孩子的成长他没少费心，对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倾注了心血。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到浙江打工，跟着叔叔们在模具厂中做模具，第一年是做徒弟，工资低，年底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只好忍痛第一次一个人在异乡过年。大儿子一个人在外，父母在家揪心，夜夜睡不着觉。好在周三勤奋好学，学会了模具设计，很快从一个普通工人变为技术工人，工资逐年增长，虽然在外消费高，攒不到钱，但至少能够保证每年可以回家过年。不料，周三在打工时突然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一年，依靠父母悉心照顾，来年再返浙打工。在外打工几年后，周三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开始为他张罗相亲事宜，先后选了几个对象，最后选择了本镇的一个姑娘，两人顺利成婚生子。大儿子的婚姻大事完成了，如他所愿生了一个大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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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一直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孩子，由于跟随父亲做活儿，听闻父亲的教诲最多，见识最广，又聪明伶俐，是父亲最器重和操心最多的孩子。周四在初中以前以帮父亲干活儿为重，学业倒是辅业，成绩平平，他当时考虑自己未来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在老家的村庄，还从未出现过大学生。阿周叔在周四读初二的某一天，突然告诉他，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这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周四并不懂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只是觉得，听父亲的话准没有错。初一初二时奇懒无比的周四，在初三时开始进入爆发状态，经常废寝忘食地学习，他头脑灵光，学习东西上手很快，成绩突飞猛进。中考时却与录取线相差八分，不能如愿进入县一中。他极为绝望，但阿周叔却激励他不要放弃，铁了心要让儿子冲出去，硬是咬着牙交了六千元钱择校费进了县一中。六千元钱是东拼西凑得来的，在当时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交了择校费之后，家里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但全家人硬是挺过了难关。周四进了县一中，将自卑化作动力，每天的生活只有学习、运动、吃饭、睡觉，其他一概不管，父母的愁苦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他是将父母的期望融于骨髓、践于行动。但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由于高考时发挥失常，他虽然考上了重点大学，但不是他满意的学校。他毅然决然地复读，独自闯到复读学校与校长谈复读条件，要求安排教师额外辅导“短腿”科目，双方经过平衡之后，周四开始了复读生活，复读一年后，最终考到华中科技大学。对于周氏家族而言，这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阿周叔对儿子很满意，在他的培养下，周氏家族出了第一个名牌大学生，至少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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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叔的心情跟着孩子们跌宕的人生起伏，交织着失落与欣喜，却从未失去希望。他这大半生一路走来并不顺当，从一无所有到白手起家，积攒家业，其中的坎坷和艰辛只有他与家人的体会最为深刻。一切的酸楚，都被孩子们成长的喜悦冲散，尽管几个孩子的成长并不顺利，但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每次跌至谷底都能够耐心重新出发，凭着全家人的韧劲冲出重围。如今，周三哥和周二妹已经完婚，周四还在大学深造，“小猪头”周十在读高中，家里的生意慢慢好起来，几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开始为父母分忧。按理说，阿周叔夫妇俩应该可以好好歇息了，但他们俩依然不知疲倦、精神抖擞地干活儿，在他们看来，还有两个儿子没有自立，任务没完成，就不能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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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家庭的奋斗，重重艰难也未曾浇灭他们一心向上的希望之火。阿周叔的人生，何尝不是当地甚至中国大多数父母的人生呢？为了家庭后代的发展，父母们总是无私奉献，鞠躬尽瘁。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乡村面貌的改善，要感谢一个个家庭默默无私的奋斗，而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善。乡村社会是否发展有望，取决于这些普通家庭的发展状态。虽然今天的中国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却留有普通家庭上升的空间，让他们的奋斗充满意义与希望。国家与社会所要做的，就是为底层家庭保留和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不至于泯灭一个个普通家庭与普通民众奋斗的决心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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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陈光林|胡同里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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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因被道路、河流、胡同、院墙等这些有形的分割线分隔，从而显得错落有致。然而村庄还被宗族关系、邻里关系和亲属纽带这些无形的分割线分隔着，实际上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村是一个自然村，村民的房子整齐地分布在公路的两边，胡同三米宽，每条胡同里都有五六户人家。村落的布局倒是秩序井然，最近几年，村庄发展了，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房子变新了，道路修得也很宽敞平坦。但是，村民的心里却没那么宽敞明亮，资本力量的进入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传统礼俗秩序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村庄的秩序变得没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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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村庄里多了一种新兴事物——小厂房。城市面临产业升级，落后产业要么关闭，要么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顺势转移到了农村。有些打工富裕后的村民承接了这样的代工生产业务，做一些委托加工生意。村里的闲置劳动力可以利用农闲时间挣点儿零用钱，虽说是一件好事，可是经常会有矛盾纠纷，村民在面对这些纠纷时，又不知所措，只好运用他们惯用的方式——背后议论或者当面叫骂，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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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年前刚发生的一件事来说，这件事跟我家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塑料厂的厂房就建在我家的宅基地上，厂房周边的住户也都是我们家族里的人。建厂房的厂长属于北队的村民，是本村另一个家族里的人，早年曾外出打工，从楼上摔下来落下残疾，走路不方便，但他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还好有几亩田地足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开车做客运发家致富，算是村里最早的小康户，富裕后他也没有抛弃田地，并且打出的粮食也不少。我很佩服这个人：虽历经磨难，却坚持不懈；虽富甲一方，却没有抛弃养活他的那块田地。他提起过想找块地建个塑料厂，而我们家的那片宅基地的地理位置也适合建厂房。他家跟我家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我家寻思着，反正那块宅基地闲着也是闲着，就租给了他，从2011年开始签了五年的合同，2016年到期。刚开工时，还是风平浪静的，可是从去年开始，这个塑料厂就纠纷不断，和周边的邻居闹得不愉快。厂房周边的邻居怨声载道，矛盾的升级就是在厂房所在胡同里的一条路被车碾轧破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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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腊月二十五，我放假回家，听家里人说本族堂婶（父辈的堂兄弟媳妇）和塑料厂的厂长前几天吵起来了。从下午三点一直吵到晚上九点，其间有村主任、村支部书记、本村两个队的队长过来调解，都无济于事，堂婶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就是要和厂长死磕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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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起因是胡同里的那条路。以前，听堂叔跟我提起过，那条路以前是一条土路，一到下雨天就容易积水，每经过一辆车，就会碾轧出几道很深的泥坑，泥泞不堪，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路放在谁家门前谁家也烦。而这条路又是塑料厂运货车的必经之路，货车一经过，胡同里的那条土路就被轧得不成样子。所以胡同里的几家住户颇有怨言，可是又无可奈何，毕竟那是条公共道路，没有谁能限制别人的进出自由。平时他们也会来我们家诉苦，说大货车一经过，那条路就泥泞得不能过人；厂子里排放的污染气体呛得人难受、固体废弃物随便堆放等。他们劝我们家，合同到期时就别再续租了。这些人都是我们家族里的长辈，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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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合同摆在那儿，信用还是要讲的，合同还没到期，塑料厂的邻居们就只能抱怨几句，别无他法。于是，在去年，胡同里的几家住户合计修个下水道，每家分摊两百元，五家合计一千元，用于购买排水管道和铺路的预制板，并且每家出一个青壮年劳力来挖沟、铺路。本来几家合计着要让那个厂长也出钱修路，厂长也说愿意出，可是本族堂叔没有要（不知道具体原因），所以，下水道和路也就没有铺到塑料厂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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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好了，几家的门前也变得敞亮了许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了。可是好景不长，厂长家的粮食堆放在厂房的仓库里，有一天厂长要卖自己家粮食，有五六千斤吧，收购粮食的车把铺在下水道上的预制板轧坏了几块。这下惹怒了胡同里的邻居，吵着要让厂长赔偿，厂长不愿赔偿，理由很简单：那是公家的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并且当时修路他是愿意出钱的，是那几家不要。此话一出，瞬间惹火了我堂婶，她认为，那是他们几家出钱修的路，厂长就不应该那样理所当然地走，怒指厂长特别蛮横。农村人之所以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就是争面子，咽不下那口气，不能让别人小瞧了自己，让别人认为自己是好欺负的。也就是说，忍气吞声，就意味着软弱无能、任人欺凌。农民微不足道的尊严，构成了他们意识世界的核心内容。平时很温顺的堂婶和厂长一直僵持不下，她用家里的东西堵住厂里的运货车，不让过车。这一闹又牵扯出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堂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赔偿她在塑料厂工作时碰伤手指的医药费、赔偿塑料厂门口她家宅基地上被货车剐蹭死的杨树等。听说，那天一直吵到晚上九点，那还不算完，堂婶骂累了，歇一会儿，又接着骂。夜里十二点，堂婶还站在自家二楼楼房上朝塑料厂骂，搞得厂长也没办法，只好停工。本来堂婶家跟厂长的关系还不错，这下倒好，路上碰面都不打招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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