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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卢青青|常年打工成了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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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的是自己常年外出打工的父母被边缘化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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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1994年开始出去务工的,带着两岁的妹妹。他们去的是上海,跟着亲戚一起进厂上班,也在那里开了个小诊所,因为父亲毕业于卫校,算是半个医生。但只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为着爷爷的身体状况考虑,以及自身的乡土观念,其间不断奔波在回家与去上海的路上。爷爷去世之后,父亲就没再出去,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种着几亩地,其间我们家建起了新房。但由于我们庄上除了父亲外,还有一对父子也是医生,大家都是邻居,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看病的人又都是邻里亲朋,看病基本都是无法收到钱的,有时候一袋红薯就抵了几次看病的医药费。眼看着我们姐妹三人也都快上初中了(那时还没有赶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小学和初中都是收费的),学费的压力让父亲又有了出去的念头。2001年父亲与朋友一起去广东,一年后母亲也过去了,但父母农忙的时候还回来种地收割,忙完了再走。后来就只有父亲一人在外,他农忙也不回家了,母亲留在家干农活儿,守着奶奶和我们三姐妹。2005年父亲从广东回来又辗转去了上海,半年之后姐姐初中毕业也过去了,不久母亲农忙完也去了上海。这一次是彻底的外出打工,因为我们家的土地都承包给三姨家种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还在上学的我与妹妹。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属于留守儿童行列,因为往常在土地的牵绊下,父母每年总还是要回来待上一个多月的,但土地流转出去之后,父母回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在家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一直到2009年奶奶去世的那一年,我们家才真正在老家过了一个团圆年。自那之后直到现在,父母基本没回过老家,偶尔回家几次也只是为了祭祖。父母自此开始了在上海长达十多年的打工生活,也开始了渐渐被边缘化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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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从未在上海真正立足的父母一直都是城市的边缘人,但父母在城市边缘的打工生涯中,也渐渐被村庄边缘化了。如果说父母处于城市的边缘是因为外在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空间,那么处于村庄边缘的父母则是因为内在主观的人情关系因素熄灭了他们在村庄悠然生活的希望。这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导致了父母希望之火燃尽。其一是父亲2012年出事。父亲在上海租了间房,开了个小的私人诊所,但因为无照经营被人告发,判了大半年。最初母亲向亲戚朋友求助希望能解救父亲,因为文盲的母亲想不明白:这不过是生活所迫,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怎么就触犯了法律呢。但无论是金钱上还是人情上,几乎无人帮忙,直到父亲出来也没有几个人来看他。父母最初想不明白,认为虽然自己不经常回家,与同村人往来渐渐少了,但同在上海打工的叔伯们还是很多的,他们在上海也是常常走动的,谁家结婚生子在上海办的酒席自己也都去了,没去的在上海见面时也会补上份子钱,但为何自己出了事就没人来看呢?父亲后来说,没办法,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利薄情义更薄。母亲则将其归为这些越来越现实的叔伯们不凭良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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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关于妹妹考上大学回家待客的事。我们家乡考上大学的人很少,所以形成一个习俗,就是谁家出了大学生,都要祭拜祖先并招待亲朋好友,以示庆贺。于是父母带着妹妹一起回了家,只叫了些族里的叔伯们和村里的干部去镇上吃饭。但叔伯们去的不多,母亲说有的都叫了好几遍还拖拖拉拉的不去,而族里唯一在世的长辈爷爷去了以后又偷偷溜了,一顿饭吃得很是憋屈。父母自然也很生气,饭后如数把份子钱退还到各家各户。一件本应是高高兴兴的事就这样草草收场,不欢而散。事后父亲跟我说:“我本来也不想待客的,因为回家待客吧,人家觉得你是来收份子钱的,但是现在谁还在乎那一百元钱呢?不待客吧,家里人肯定该说我在外混抖了(混好了,挣到钱了),现在两个女儿又都考上了大学,就开始装胖儿(冒充老大)了,不甩(理)家里人,你说咋弄?咋弄都不好办。”对于父亲的纠结,我也挺纳闷,按理说亲戚里有孩子考上大学不该是给族里争光的事吗,为何叔伯们会这般反应? 母亲说:“因为你们是女孩儿,早晚要嫁出去,即使考上了大学对他们来说以后也帮不了多大忙,如果是你堂哥或堂弟他们考上,情形肯定就不是这样的。而且最关键是我们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你那些厉害的叔伯家一个都没出,风头盖过了他们,他们肯定要更压咱。”母亲说的是有道理的,这跟父亲的家庭结构有关。父亲没有至亲的兄弟姐妹,唯一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在我小的时候又搬回去了,父亲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村中兄弟多的才是强者,而父亲又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在村里一直被看不起。原本在家族里最不被看好的一家似乎突然要强大起来,这是对宗族里长期以来既有的强弱关系结构的一种威胁,叔伯们自然都是恐慌的,而应对恐慌的策略就是集体孤立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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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妹妹那件事还只是孤立的话,那这第三件事就是赤裸裸的施压了。这件事年前刚发生,事情是由我那搬回去的大伯引起的。这个与父亲同母异父的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甚至有些懦弱的人,因为怕老婆,在家里什么事都做不了主,连搬回家都是大伯母吵着要回去的。大伯母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又不讲理的人,印象中她总是因为小事情跟邻居吵架。我们两家的关系自然也不好,这既跟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有关,也跟大伯不赡养奶奶有关。自从大伯一家搬走后,我们两家就基本不来往了,尤其在奶奶去世后就完全断了联系。但搬回去十几年的大伯在年前被赶了回来,原因是没了土地。大伯搬过去时是他们族里一位与他隔了三四代的一个四叔给他的地,因为这个四叔只有四个女儿且都已出嫁,家里地多又没人种,于是就给了大伯种。但现在土地升值了,四叔家就要回了地。对于一个没有土地又只能依靠土地的农民来说,就像鱼儿离了水般无法生存。因为目不识丁的大伯除了种地也没有其他手艺,虽在镇上的建筑工地打工,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土地才是根本保障,生死都要守在土地旁。走投无路的大伯于是又回到我们村,想要回他以前的地,因为他搬走之后,他原有的土地被村里内部私下均分了。我家也分到一块,而大伯最可能要回的当然是我家的,所以这件事就从大伯向我家要地开始。因为我们两家关系并不好,且长久未联系,大伯不好直接找我父亲要,就托了族里的叔伯。但跟我家关系本就越来越淡漠的叔伯并未直接跟我父母讲此事,而是想暗地里行事,我父母还是通过种我家地的邻居才知晓的。因为恰逢国家普查土地,要把每家每户各有多少地都统计备案,邻居帮我父亲就那块土地签字时,族里的叔伯却阻挠他不让签父亲的名字而签了大伯的名字,邻居没有办法只能告知我父亲。父母得知此事后很生气,觉得这次叔伯在故意欺负打压他们,因为其他叔伯也有人种了大伯的地,却单单只逼迫我父母还地,而逼迫我父母还地的居然是我的大伯。父母气不过,电话一直打到乡里,乡镇府听说大伯一家早就迁了户口,不再是我们村的人,就把土地签回了父亲的名。这块地名义上是属于父亲的,但因为这些土地是私下分的,并未上报,所以土地证还在大伯手中。父母自然也是知道的,但父母私下商量说,如果大伯不亲自跟他打电话,不亲自开口跟他要,而仅仅通过叔伯们的施压,他是坚决不松口的。后来大伯亲自跟父亲通了话,父亲狠批了他一顿,还是把地给他了。其实单就这一块地而言,父亲并没有那么在意,至少他的在意程度远不如大伯,但父亲咽不下这口气。虽然折腾了一番终究还是给了地,但对于父亲而言,这意义是不同的,因为这不是基于叔伯的威逼被迫给的,而是自愿的,决定权在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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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事只是普通的家长里短,却又复杂得让人感慨万千。父母就是在经历了许多这样类似的大小事情之后,对叔伯们越来越没有最初的好感,对家乡也渐渐失去深切的眷恋。所以父母越来越不喜欢走亲串友,越来越不想与家里人牵扯,只想躲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日子很苦,也不想回家乡。其实父母现在的日子也确实很苦。父亲自出事以来,就没了正经工作,无头苍蝇一样转悠了大半年,在朋友的劝说下,2014年开了一个小的五金店,最初月租是一千五百元,但选址不当,对五金无知、对市场更无知的父亲,终于在渐涨的房租下不堪重负关了门。现在父亲就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只是偶尔帮姐夫的公司卖点儿文具用品,挣点儿小钱,所以父亲一直焦虑着要出去找个正经工作干。因为不识字的母亲也无法找到正式工作,仅仅帮私人的小制衣坊做些钉扣子、串珠子之类的针线活儿,而且还要帮姐姐带不到两岁的孩子。父母现在与姐姐、姐夫在闵行区的一个村里,蜗居在一套破旧的一室一厅,父母住在客厅,姐姐、姐夫住在小房间里,于是两间房没有了厅室之分,厨房和卫生间也只有能容纳一人的空间,我与妹妹假期去时,更是拥挤不堪。父亲说这三年挣的钱仅仅够花,没攒下一分钱。但就是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境遇,父母仍然不想回家。父亲说,实在不行就去投奔三姨租地种菜去。母亲说:“你看家里的人还有热乎劲儿(人情味儿)吗?回去有啥好,我不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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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外打拼了十几年的父母不想回去,因为家里没有了任何念想,更重要的是,在家里的边缘性地位让他们难以忍受。这是当下强劲的社会流动性和复杂的市场化对村民原有熟人圈子的人情关系产生冲击的结果。社会的流动性不仅指往来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也指农民工本身在城市中的流动。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让村民之间的互动减少了,让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面目模糊了。无论是在家务农的还是在外打工的,村民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少,一切都变成了“听说”,一切人事变化也都由他人转述,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了,关系也自然生疏起来。农民工本身在城市中的流动,或是职业性的,或是地域性的。因为换工作是常有的事,搬家更是常见,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很少见到对方,更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住址。这就造成了打工的村民之间的信息隔膜,偶尔见面也只是寒暄一番,并不真正去关心彼此。这种流动性让熟人变成了“半熟人”,也让熟人心安理得地享受“半熟人”的相处方式,因为造就“半熟人”社会的这种流动性同时也给予了“半熟人”社会的生存空间。因为这种流动性让村民们不必时时相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偶尔见一次,所以即使人情上淡薄了也没有太大的心理负疚感。就像父亲出事,没人来看,可能是由于他们忙或是不想来,但过了许久之后,谁还会提起此事呢,再见面也不过又是兄友弟恭的“和乐”画面。当然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市场是一个开放的黄金屋,进去了似乎就意味着有钱了,有钱了似乎就意味着生活幸福了。在这样的金钱观诱导下的村民渐渐涌向市场化的城市,目标就是挣钱过好日子,渐渐地生活在奋斗挣扎中,迷失在斤斤计较中。钱确实越挣越多了,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确实越来越好了,但挣钱的担子却也越来越重了。竞争性和攀比心,让村民不知道“有钱人”的标准是什么,只知道村里那个最有钱的人还在挣钱,钱是挣不完的,所以继续挣吧。活在挣钱的艰苦生活中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经营人情关系,而人情关系在市场化的冲荡下摇摇欲坠,又怎敢跟金钱平分秋色?所以,虽然父母经历了这些事,但这能怪我的叔伯吗?这难道不是他们对变了味儿的人情关系的无声妥协吗?又或者是父母自身的缘故,鲜少回家,鲜少往来,造成亲朋关系生疏?但父母真的不想往来吗?处于城市边缘的父母最初的归属不就是家乡,不就是亲朋吗?所以谁都无法怪罪,大家不过都是无力抗拒社会大潮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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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浪潮下推着走的父母,他们的边缘化处境表面上看是与叔伯关系紧张,被孤立、被排斥的结果,实质上却是整个乡村人情关系变革的无奈而又必然的结果。但是不是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都会被村庄边缘化?这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村里大多变成了强者,因为手里面有了钱,在村里慢慢就能说上话了。尤其像现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我一个有钱的叔叔就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家搞起了房地产,一人盖了三栋楼房卖,一跃成为村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外出打工多多少少改变了村里固有的强弱关系结构,之前的弱者变成了强者,之前的强者也可能变成弱者,就像我们村现在最富有的一家曾是村里最穷的,或者像我的另一个曾经很厉害的叔叔现在悄无声息了。打工村民变成村里的强者,多是与金钱上的富足有关,而挣钱并不多的村民,就成了村里相对的弱者,加上常年外出打工,就渐渐被边缘化了。这类人被迫回家后,在村中也是默默无闻的。像我父母这样勉强能维持而不归家的,在村中更是鲜少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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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边缘化境遇,如果说最初是被迫的,那现在则是主动的。被冷漠人情关系无情冲击的父母也渐渐成为这个浪潮中的一员。父母说,现在不喜欢去别人家,也不希望别人来我们家。这似乎是对冷漠人情的无声抗议,其实不过是以逃避的心理去顺从罢了,因为逃避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但是父母真的就不想回家吗?为何还留有家里的土地?为何还时常说“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还能饿死不成”?家乡仍是最后的归属,土地仍是最终的保障,即使是被迫如此。父母又是否真的想与叔伯们彻底断绝往来?单看他们最稳固的社交圈子里的那些熟面孔就知道,虽然他们尽量自动远离家乡与亲朋,但关心和知道的却还是家乡的变化和亲朋们的家长里短,否则妹妹考学请客被孤立以及还大伯地时被施压,父亲也不会那么气愤,恰恰是因为有所期待才会那么心有不甘。从农村走出来的父母,一方面是渴望在城市扎根的,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是向往的,但由于自身的能力和局限,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又是眷恋的。尽管常年外出打工的物是人非让他们被迫并自愿成为边缘人,但骨子里的乡情是斩不断的。与我这一代不同,常年外出求学的经历,让我对乡村只留有模糊印象,并没有任何深刻牵绊。但对于在家乡生活了几十年的父母而言,他们的命运早已与乡村相连,所以无论他们在哪儿,知道的也还是那个圈子,关注的也还是那人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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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城市立足却难比登天,所以一直被城市边缘化着;想远离家乡的物是人非却根本难以脱离,所以被乡村边缘化着,也自我边缘化着。在渐渐边缘化的境遇中,父母渐渐失去了社会、乡村的认可,由此导致自我认同感直线下降,所以父母选择了远离、逃避。走不进城市的繁华中心,又回不到家乡的温暖怀抱,一面试图摆脱边缘化,另一面又用远离和逃避加深着边缘化。这就是父母的边缘化境地,也反映出他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我问过父母的想法,父母说:“我们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指望,只要你们几个以后过得好,不受苦就行。”显然,对被城市和家乡双重边缘化的父母而言,他们最深切的归属莫过于子女。因为子女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挣脱边缘化的拐杖,更是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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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张雪霖|农民建房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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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回到家,发现村里有一片未收割的玉米地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别家的玉米在十月已经收割,田地里早已长出绿油油的麦苗,这片地上的玉米穗还挂在秆上,历经冬日的凄风苦雨和冰雪霜寒的摧残。不是玉米地主人太懒或太笨不知收割,而是被其他村民阻拦无法收割。这个复杂的故事还要从一起农民建房出路(农户出行的道路)的纠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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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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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斧子和锯子是亲兄弟(文中人名均为化名),虎子和狮子是亲兄弟,同时斧子、锯子、虎子、狮子是堂兄弟关系。斧子有两个儿子,需要两块宅基地建两栋楼房,但是斧子只有五块宅基地。与斧子的境况相同的是,村里的智子也有两个儿子,也面临宅基地不够的困境。斧子和智子的宅基地前后相邻,于是两家就商量,把智子家向后的出路占了,就可以建六间并排的两层楼房,一个儿子三间,这样儿子结婚娶媳妇的楼房就解决了。建房的条件是斧子要帮智子解决出路的问题,经过斧子的努力,智子家可以走虎子家的出路。几栋房子中右边的三间两层楼房及门口的道路是虎子的,左边的六间两层楼房是智子的,和智子背靠背的六间两层楼房是斧子的。原先智子的出路是在自家房屋右侧向后通往村里的主干道,但是现在斧子和智子将出路建成一间房,就没有出路了,现在斧子出行就要经过虎子的门前,这也是比较简单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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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里,除了主干道是集体公共道路以外,其余的支线路都是私人的。要走私人的道路就需要协商,经过对方的同意。农民建房前首先就要解决出路的问题,否则就只有被憋死。出路在北方农村非常重要,不仅用于日常生活的出行,还有仪式性出行的用途,即家里办红白喜事时的出行。红事代表着喜庆和吉利,经过别家门前的道路还好说些,而白事及丧葬仪式自古以来就充满了各种禁忌,代表着晦气,建房前没有协商好出路,别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由于缺乏村集体组织的规划和引导,村民建房时形成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往往在建房时几家就会坐下来协商好共用出路的问题,故事中的斧子、智子也是先协商好出路后才建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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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中建房和协商出路是大事,所以当事人还邀请了村中几个最有威望的排场人出来公证,所涉及的八家农户也都签了字、按了红手印,订立了一份民间契约。按理说事情到此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但现实并未往完美的方向发展。因为虎子建的三间两层楼房占了好几户人家的地,是通过几家互换才拼成了一整块宅基地,他主张自己的宅基地范围应划到门口的树跟前,理由是这是按照老尺丈量的尺寸。斧子则认为他的宅基地范围不应到门口的树跟前,理由是应该按照新尺丈量。从此斧子和虎子两家之间产生了嫌隙,矛盾越来越深。后来虎子就开始反悔之前签订的出路合同,不让智子从自家门口走,在门前道路的左边放了一堆碎砖块堵着路。这样智子就只有去找斧子,请他重新帮自己解决出路的问题,因为前面说过斧子是占了智子的出路建的房。斧子没有办法,就只好先让智子暂时从楼房前面的一片树林中斧子自家的禾场地绕道穿过,否则就只有把两家的楼房后墙砸开,让智子从斧子家里穿过了,这是很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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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虎子这么欺负自己,斧子很生气,于是就开始报复虎子。虎子的弟弟狮子要在村中心的位置建楼房,村中心是村落以前的老房,房屋小,且由于兄弟分家,宅基地产权分得更为细碎。狮子建房所占宅基地也是通过和好几家互换或购买而凑成的,其中就有一份来自斧子的弟弟锯子。锯子为了帮哥哥出气,于是也悔约了,不再同意和虎子的弟弟狮子换地,这样狮子就建不成房。2015年狮子没有外出务工,已经在家买好了沙子、水泥等材料,准备动工建房。但是斧子和锯子以自己的地为理由,阻拦狮子施工,所以一年下来狮子也未建成楼房。其间斧子、锯子和虎子、狮子还打了起来,斧子的儿子把狮子的儿子打伤住院,赔了几千元医药费。矛盾越来越深,斧子、锯子兄弟阻拦不让狮子建房,虎子、狮子兄弟联合起来阻拦不让斧子、锯子兄弟收割玉米,于是就有了开头出现的玉米至今未收割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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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一年没有外出务工,楼房也没有建成,就在村里扬言要斧子、锯子兄弟赔偿损失,不仅要赔偿沙子、水泥被雨淋坏的损失,还要支付一年的误工补贴等。斧子、锯子兄弟定是不肯的,因为他们的建房出路契约经过了村中有威望者的公证,但是虎子公然反悔,让他们很没有面子,所以纠纷出现后村里没有人再伸头去调解,矛盾越来越大。斧子和锯子兄弟的玉米都还在地里没有收,再不收估计就要烂在地里,还耽搁了一季小麦的种植。据村民反映,斧子、锯子兄弟已经起诉到了基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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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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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涉案人员众多、复杂而离奇的纠纷是因建房出路引起的,实质上体现的是在人地关系非常紧张的背景下过于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难以有效整合的反公地悲剧。我们村落的居住格局是沿着东西主干道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村庄宅基地的来源主要就是从父辈继承下来的老宅基地、自留地和麦场地。在大集体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碾轧麦子的麦场地,分田到户后就把集体的麦场地也分到各家各户,虎子楼房前的一片树林就是曾经的麦场,每家每户分到了一行树或两行树大小的地块。如果其中一户要想在那片麦场地上建房,就至少要和十家农户协商,通过互换地或购买才能连成一片,只要中间有一户不同意那就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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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村主干道两旁是最好的建房位置,但是村中心道路两旁却出现了空心化,楼房不断向南北方向扩建。不是大家不想在那儿建,而是都想建,但因为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无法有效整合导致零和博弈的结果。你不让给我,我也不会让给你,最后谁都建不了。村中心是我们村的发育地,因为传统的老房子都比较小,且兄弟多,经过分家,往往是一户只有一两间宅基地,宅基地的产权非常细碎。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产生了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当地的房屋居住结构一般是独栋三间两层楼房,再加上一个院落,总占地面积在二百平方米左右。所以一户建房就需要整合几户的宅基地连成片才行。但由于土地不可移动的自然属性,相邻的农户中只要有一户不同意就建不成。我们家在村中心也有两间宅基地,要是能再换或买两块宅基地使之连片,在那儿建四间两层的楼房,位置是极好的。但是由于换不到也买不到地,只好在另外一片较偏僻的宅基地上建了房,就是这样村中心出现了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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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心的空心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庄宅基地在农户中的分布不平衡,一户多宅和多户一宅的现象比较多。村里还出现一个怪现象,一户多宅的家庭,虽然自家的宅基地用不完,但别的村民就是给再多的钱也不愿转让,用耕地来换也不愿意,就喜欢放在那儿,“留着”,留给将来的儿孙们用。在他们看来宅基地一旦卖了,钱很快就会花完,而土地留在那儿却是不会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农民之间的经济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敏感,“眼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过于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在高度竞争型熟人社会关系内部的社会交易成本就极其高昂,从而就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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