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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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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及交谈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阅读,因为阅读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谈。当然,阅读与跟人交谈一样,重要的是读谁的书或者跟谁交谈。阅读一本粗制滥造的小说就像做白日梦,它不会激发积极的回应,小说就像电视剧或是看电视时大口嚼着的薯片一样被囫囵吞下。但优秀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可以在人的心里产生共鸣和积极的回应——即以存在型模式进行阅读。只是也许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以消费的方式,也就是占有型模式来阅读。他们产生了一些兴趣,想知道故事情节,比如主人公是死是活、女主人公有没有失身,他们想知道答案。小说就像是让他们兴奋的前戏,而结局,无论是喜是悲,才是体验的高潮。当他们知道了结局,他们就占有了整个故事,仿佛可以日后在记忆里翻箱倒柜一番。但他们并没有提升自己的知识:他们不懂得书中的人物,没有获得关于人性的深刻见解,也没有更加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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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历史书籍也是如此。人们阅读哲学、历史书籍的方式被所受的教育定型,或者说“变形”更合适。学校致力于为每位学生提供一定的“文化财产”,然后在结束时颁发证书,证明学生至少占有最少量的这种财产。学生学会阅读书籍,为的是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这样“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萨特的。从高中到研究生,不同层次教育的区别仅仅在于学生获得文化财产的多寡,与之对应的大体是学生日后能赚取的物质财富的数量。那些所谓的优秀学生能够精确地复述每一位哲学家的话。他们就像博物馆里经验丰富的导游。他们没有学到这种知识财产之外的东西,不懂得质疑这些哲学家、跟他们对话;没有意识到哲学家们自身的矛盾以及那些他们遗漏或是避而不谈的问题;他们不会区分什么是新的观点,什么只不过是哲学家们不经意间表达的那个时代的“常识”;他们不懂得区分什么时候作家在用头脑说话,什么时候作家的心跟头脑一起说话;他们无法发现作家是真诚还是虚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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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模式的读者常常发现广受赞誉的书籍可能并无价值,或者价值非常有限。他们对书的理解很深刻,有时甚至比作者更透彻,因为作者可能觉得自己写下的所有东西都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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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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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存在型模式的差别也体现在行使权威上。关键的一点体现在“拥有权威”和“作为权威”的不同。我们几乎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行使过权威。不管愿不愿意,抚养子女的人必须行使权威,这样才能保护孩子免受伤害,才能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建议,告诉他们在不同状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父权制社会,女人是男人行使权威的对象。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当中,官僚主义盛行、等级森严,大部分人都在行使权威,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外,他们仅是实施权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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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两种生存模式中权威的理解取决于对“权威”一词的认识。“权威”是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即“合理的”权威和“不合理的”权威。合理的权威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能够帮助倚靠它的人成长。不合理的权威建立在权力基础上,剥削所有屈从于它的人。(我在《逃离自由》一书中讨论了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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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原始的社会,即捕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权威由大家公认的最能胜任工作任务的人来行使。到底什么称得上胜任,取决于具体的环境,但大体上包括经验、智慧、慷慨、技巧、“气场”和勇气。很多这样的部落之中不存在永久的权威,在社会需要的时候权威就会出现。在不同场合中权威也不相同,比如战争、宗教行为、调解纷争。一旦权威赖以成立的这些素质消失或者减弱,权威也就终结了。类似形式的权威可以在很多原始社会中观察到,权威不是建立在体力上,而是建立在譬如经验和智慧这样的素质上。迪尔加多(J. M. R. Delgado)在1967年拿猴子做了一个新颖的实验,发现它们的首领哪怕只是短暂性地丧失让其胜任的素质,它的权威也会马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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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权威不仅仅建立在履行社会职能所需的个人能力上,也根植于一个达到高度成熟和完善的人的本质之中。这样的人由内而外散发着权威感,根本无需下命令或者进行威胁和贿赂。他们是高度完善的个体,真实地展现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展现着人可以到达的高度,而非仅仅依靠言行。伟大的哲学家们就是这样的权威。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尽管不像大师们一样完美,却存在于各种教育层次和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教育问题的关键。如果父母自己是人格发展完善的人,且安于自己的内心,那么权威教育还是放任教育的争论就不存在了。孩子需要这种存在型的权威,并会对它做出积极的回应。相反,如果对孩子的要求家长自己都做不到,孩子就会对家长的压迫、疏忽或“灌输”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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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与狩猎和采集社会相比,社会形态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让位于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权威。这倒不是说现在的权威一定能力不足,而是说能力不再是权威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君主制权威——君主的能力与素质由基因随机决定,还是心狠手辣的罪犯靠谋杀和阴谋上位;抑或是在现代民主制里,权威由选举产生,依据往往是候选人的面相和投入选举的财力,在这些情况下,能力和权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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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也会存在严重问题。一个领导可能在一个领域里有能力,在另一领域却无法胜任。比如有的国家领导人在战争时期能够胜任,在和平时期却能力不足;有的领导可能在事业初期诚实且充满勇气,但渐渐受到权力腐蚀,丢掉了一开始的良好素质;或者年龄和健康问题使领导力恶化。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于一个小部落而言,成员们很容易评判权威行使人的行为;但对于数百万人的社会体系而言就不那么容易了,成员们只能通过公共关系专家打造的候选人的虚拟形象来作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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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领导人丧失能力与素质的原因是什么,在大多数庞大且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权威正在发生异化。权威最初那真实或者宣称的能力转变为制服或者头衔。一旦权威披上恰当的制服或者获得一定的头衔,外在的表示能力的符号就取代了真实的能力和素质。一个国王因为获得了这个象征权威的头衔,也就拥有了权威,尽管他可能是愚蠢、恶劣和邪恶的,即完全不具备成为这一权威的能力。只要他占有这一头衔,他似乎也就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皇帝即使是裸体,人们也会相信他穿着华丽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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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制服和头衔当作实际的能力,这种现象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拥有权威的象征物并从中获益的那些人必须麻痹民众,削弱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批判思维能力,使他们相信虚构的谎言。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明白,政治宣传破坏人们的判断力,陈词滥调使人麻痹屈从。人们会丧失独立性,不再相信亲眼所见和自己的判断,变得麻木不仁。人们相信谎言,对现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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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知识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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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存在型模式在知识领域里的区别体现在两种表达中:“我占有知识”和“我知道”。占有知识是指获取和保存现有知识(信息);知道具有功能性,是积极思考的过程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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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存在型模式下知识的性质,可以看看佛陀、希伯来先知们、耶稣、埃克哈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等思想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在他们看来,知识始于我们认识到日常认知具有欺骗性,即我们所勾勒的现实图景并不是真正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没有意识到我们信以为真、以为不证自明的大部分东西不过是在社会生活的暗示下产生的幻象。因此,知识始于击碎幻象,即幻灭。知识意味着穿透表象、追根溯源,看到赤裸裸的现实。“知道”不是占有真相,它意味着透过表面现象积极、批判地朝真相不断努力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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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造性的穿透力在希伯来语中用jadoa一词表达,意为“知道”和“做爱”,即男性性行为的插入动作。佛陀作为“觉悟的人”,呼吁人们觉醒,认识到物欲通向幸福不过是幻觉,应该将自己从这种幻觉中解放出来。希伯来先知们也呼吁人们觉醒,认识到他们崇拜的偶像不过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象。耶稣说:“真相使人自由。”埃克哈特教士多次表达对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当谈到上帝时,他说:“知识是这样一种认识,它剥去所有伪装,不偏不倚,赤裸裸地奔向上帝,直到碰触他并紧握他。”(“赤裸”是埃克哈特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未知的迷云》的佚名作者——最爱用的词汇。)马克思说,人们必须摧毁假象,这样才能创造条件,使这些假象不必存在。弗洛伊德的自我认识概念就是建立在摧毁假象即“理性化”的基础上的,这样才能意识到无意识的现实存在。(作为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弗洛伊德可以说是十八世纪启蒙哲学的革命性人物,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十世纪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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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关注人类的救赎,都对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对他们而言,知识的目的不是“绝对真实”带来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而是对人类理性的自我确认过程。对于不断求知的人来说,无知跟知识一样都是好的,因为两者都是求知过程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无知跟毫不思索的无知是不同的。在存在型模式中,最好的知识是深刻理解的知识;而在占有型模式中,最好的知识就是越来越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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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们的教育训练人们把知识当作财富一样去占有,以便日后拥有大体相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人们受到的教育至少能满足他们正常工作的需要。除此之外,他们会得到“知识豪华大礼包”以提升他们的价值感,每个礼包的大小与其社会特权基本匹配。学校是生产这些知识礼包的工厂,尽管学校通常宣称要使学生了解人类头脑的最高成就。很多本科院校特别善于培育这些假象。从印度的思想和艺术到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知识像自助餐一样提供给学生,学生以自发和自由的名义这里挑一点、那里选一些,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个课题,甚至不会读完一整本书。[参阅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对学校系统的缺陷所做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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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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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政治和个人的角度看,信仰的概念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这取决于是在占有型还是存在型模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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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表示拥有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可以被理性地加以证明的。它由他人的看法构成,来源于对他人——通常是对官僚机构——的屈从。因为官僚机构现实的或仅仅是想象中的权力,这样的信仰给人带来确定性。它是加入一大群人的入场券。它免去了人们独立思考、做出决定的大麻烦,使人成为正确信仰的“快乐拥有者”。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给人以确定感,宣称带给人们不可动摇的终极真理。它很容易让人相信,因为那些宣传和捍卫这种信仰的人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力。确实,谁又不愿选择确定性呢?哪怕它要求人们放弃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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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原本象征着我们内心所能体验到的最高价值,却在占有型模式下成为了一尊偶像。在先知们看来,偶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物品,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投射上去,因而削弱了自身。我们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并由于这种屈从,用一种异化的方式与自己交流。当我像占有一件物品一样拥有一个偶像时,由于我们的屈从,它也就同时占有了我。一旦上帝变成偶像,他理应拥有的特质就与我们的个人体验毫不相关,就像政治教条外化于我们那样。我们可以把偶像赞颂为“仁慈的主”,但任何残酷的罪行都有可能在这一名义下发生,因为异化的信仰使人们抱成一团,甚至不会对最惨无人道的行为提出质疑。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为寻求确定性的人们提供了一副拐杖,他们想要关于生活的答案但又不愿自己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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