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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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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料——注目于“乡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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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上述课题研究可以进行的，是因为存在所谓“乡土史料”，即地方文献。根据史料性质对“乡土史料”进行分类，大概指个人文集、年谱、地方报纸、地方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族谱等史料群。近年民国史的研究之中，由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档案史料的公开，使得研究获得重大进展。除了中央档案馆外，全面利用省、直辖市一级档案馆所藏地方档案的研究也日益渐多。[58]但是可以用于本研究的对象——清末民初江南市镇社会的地方档案，迄今尚无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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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关注这些“乡土史料”还有以下理由。第一，地方报纸、乡土志等史料，与清末以来出现的新闻业、学校教育制度紧密相关，带有清末民国这个时代的烙印。第二，无论上述清末的史料还是地方志、个人文集等，不限于特定时代的史料，无疑都反映了新知识阶层、地方精英在参与地方自治、引进近代学校制度时所表达的主张，也就是乡土是怎样存在、乡土应该如何存在的秩序意识。地方报纸本身具有强烈自我主张的性格，直接反映作为发行者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及秩序意识。而且由于线装本刊行、藏于图书馆古籍部而被忽视的个人文集不少，其中许多有很高的信息价值。例如秦锡田的《享帚录》、黄守恒的《谋邑编》中收录了许多公文和时评，可以说其刊行本身就带有时代性的自我主张。第三，本书使用的主要“乡土史料”作者，与民国时期盛行的地方志编纂有密切关系。明确展现这一特征的地方志，可举民国《上海县志》（吴馨等修、姚文楠等纂，1936年）、《嘉定县续志》（陈传德修、黄世祚等纂，1930年）、《川沙县志》（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纂，1936年）等。其中，以本身格式和记述完成了“近代化”而屡被引用的《川沙县志》为例[59]，该志广泛收集、利用了“乡土史料”，特别是有关自治的部分，是根据当时存在的档案和公牍而详加记述的。[60]作为自我主张、自我认同的“乡土史料”，作者承担了地方志编纂的任务，对地方志中的记叙方式、乡土意识造成很大影响[61]。这种关系也是“乡土史料”成为分析清末民国地域社会绝佳材料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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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获取方式和保存形态来考虑“乡土史料”的话，尚可以指出两点特征。第一，“乡土史料”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90年代陆续出版的新编地方志之间密切相关。[62]新编地方志的价值不仅在于帮助我们了解该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状况和历史过程，也在于厘清了其编纂时参考的乡土人物文集、年谱、族谱、地方报纸、历代地方志、当地采集的“民俗资料”、地方文书、地方档案等各种史料，就像《上海市上海县志》第三十五编《文献》《上海市嘉定县志》卷二十八《地方文献》那样。新编县志中将曾利用的“乡土史料”内容、收藏机构等信息详加罗列，以此为线索，可能获取多种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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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是：它们不是省、直辖市一级的收藏机构的资料，而是由县级、乡镇级机构所典藏，有的还是个人私藏。[63]但是，这些材料也存在不便利用之处，即“乡土史料”往往因为没有严格根据其所属史料种类，而被分散收藏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64]关于私人收藏的史料，如地方志工作者传抄而不在市场上流通的油印本很多，通过新编地方志虽可知其存在，却无法完全获悉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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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通过关注“乡土史料”，可以更具体地贴近地域社会，以微观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变动的性质，正是本书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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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书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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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三编八章构成。第一编“地方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在各种行政财政制度引进地域社会，将清末民初地方“制度化”的过程中，通过三章来解析以下问题：新的建制对地域社会产生（或没有产生）怎样的影响？地方上如何内化这样的建制？在此过程中乡土又是如何被主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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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末的城镇乡自治与自治区设立问题”环绕自治区设定问题中的城乡对立及乡区动向，概述随着地方自治的引进，最初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行政区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分析因地方“制度化”而产生的多样的乡土逻辑。伴随江苏省嘉定县自治财政制度的形成，“夫束”征税惯例被视为阻碍自治的原因。第二章“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中的对立局势”，以精英人士内部就“夫束”改革的政治对立和过程为素材，探讨在精英阶层内部利益冲突的脉络下，从西方引进的政治活动——议会运作、首长选举、政党政治——对地域社会结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第三章“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通过详细追踪秦锡田的政治活动，观察地方精英人士承担的非正式“地方公事”——即所谓民间被纳入地方自治制度，带来了怎样的官民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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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如何叙述乡土”，关注地方志、乡土志、竹枝词中记载的地域形象和叙述方法，通过三章考察了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从乡土出发构筑的秩序观念。第四章“地方志和乡土志中的近代中国乡土意识”，以知名的地方志《川沙县志》为主，辅以其他乡镇志、乡土志等为素材，概述从都市化、产业化等文明化视角观察乡土。第五章“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解析编纂乡土教育课本《陈行乡土志》的过程中地方精英如何在地方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以“改良”“合群”等关键词来考察国势不振的现状，展现从乡土中挽回秩序的方法等内容。第六章“文学作品中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民俗观”，分析上海县陈行乡当地知识分子所创作、收集的歌谣，展示地方精英的民众观及民俗观，以及以此为基础施行的社会教育试验，与由自治、乡土出发的秩序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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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新文化与市镇社会”，关注20世纪2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组成的新南社，分析近代学校教育产生的新知识分子，如何将“新文化”带入市镇社会，如何认识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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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清末民国时期近代教育的引进与市镇社会”在比较市镇和农村差异的同时，分析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普及过程及其扩展方式，经由新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平民教育活动实际情况及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探明“新文化”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第八章“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从新南社成员在各市镇发行的报纸报道出发，通过其中呈现的民俗观，阐明他们以怎样的尺度来认识地域社会，并致力于构建怎样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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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序章-1 江南社会的三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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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费孝通的江南农村认识和他提倡的“乡土工业”，参见小岛晋治等译：《中国农村の细密画：ある农村の记录1936～82》，第201～203页，东京，研文出版，1985；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收入费孝通学术指导，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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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宇野重昭、鹤见和子将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乡土工业”、农村副业以内在发展视角为题，与日本研究者和中国方面共同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宇野重昭、朱通华编：《农村地域の近代化と内发的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东京，国际书院，1991年；宇野重昭、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と外向型发展：现代中国における交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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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南模式的目标是，以传统中国时期形成的市镇与农村为基础，实现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推动乡村工业化。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降，引进外资的“外发型”因素引人注目。宇野、鹤见前揭书，第1～11、第251～276页。关于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论和模式论，佐佐木卫：《费孝通：民族自省の社会学》（第84～102页，东京，东信堂，2003）有一个简明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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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乡镇志，取得的实证成果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后大幅增写为《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而且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学者关于江南市镇的先驱性实证研究成果（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也在中国大陆出版，显示了当时对江南市镇历史的高度关心。关于江南市镇研究，参见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所收《市镇研究文献目录稿》；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47期，1999；及陈忠平、唐力行编：《江南区域史论着目录（1900-2000）》，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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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近的研究，有从空间视角的讨论，即市镇与周边农村关系的有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关注个别市镇，分析市镇与外部世界的网络有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也扩展到江南地域史，在不同领域都有专书刊行，研究基础确实扩大了。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王卫平：《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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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南京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名古屋大学研究班成果，有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与复旦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大阪大学研究班，其成果有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别刷，1994。关注市镇社会空间性的专著，有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东京，汲古书院，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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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田（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包伟民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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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把焦点从市镇转向华中农村整体的话，有很多非常有用的专著。如笹川裕史：《中华民国期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弁纳才一：《华中农村经济と近代化》，东京，汲古书院，2004；饭塚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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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t，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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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南农村具有开放性、多层性的特征，被概括为町村（乡镇）共同体。关于町村（乡镇）共同体，参见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福武直著作集第9卷》，第258～262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而且，福武直曾以助手身份参加林惠海对苏州农村的调查。林氏的一部分见于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东京，有斐阁，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