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89966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9]
1702489967
第四节 政党组织与地方精英
1702489968
1702489969
一、民初政党的诞生
1702489970
1702489971
这一节笔者要从政党组织及维持组织的人际关系角度，检视上述的政治对立局势。在讨论嘉定县政党组织时，有必要先就中央的政党组织变迁作一概观。从大体来看，民初基本的政党局势，是清末以立宪共和为理想的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后转为公开政党，形成以同盟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和立宪派成立的进步党，彼此相互对峙。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11月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一系列政治变动使得议会制民主主义遭到挫折。此后体制要如何建构，只有靠革命政党来摸索了。[86]
1702489972
1702489973
辛亥革命后的嘉定县也出现政党、政治团体林立的情形，如表2-4所示。不久这一局势，演变成为同盟会、国民党对抗共和党、进步党。[87]然而在嘉定县内，政党组织的成立基础却呈现出一种地方特有的情境，不完全与全国的普遍情况相同。有关这一点，先从分析地方上同盟会与共和党重要党员开始。
1702489974
1702489975
先检讨同盟会。同盟会嘉定分部的成立肇始于1912年7月。在江苏省分部的指示下，由黄守恒和王元增设立。重要成员及其党分部成立时担任的职务，如表2-4、表2-5所示。
1702489976
1702489977
表2-4 辛亥革命后嘉定县的政治团体
1702489978
1702489979
1702489980
1702489981
1702489982
续表
1702489983
1702489984
1702489985
1702489986
1702489987
表2-5 同盟会嘉定分部创设时主要会员
1702489988
1702489989
1702489990
1702489991
1702489992
从表2-2、表2-5所见，可知以黄氏为首的议事会派控制着当地同盟会。未任公职的廖世培与秦曾钺都是社会党嘉定支部领导者，也都是《疁报》的发行者，这样看来，几乎可把社会党嘉定支部，视为同盟会嘉定分部的党内之党。所以说，它是议事会派的强力支持者，也是很自然的。另外，同盟会本部在完成统合共和党、国民致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之后，接着创立国民党。随后，嘉定分部在9月就改组为国民党，由于领导阶层几乎相同，所以实质上就是同一个组织。
1702489993
1702489994
另外，议事会派汇集到同盟会、国民党；民政署派则汇集到共和党。在共和党成立前，日后与共和党合并的共和协会，先于1911年12月成立，会长杨卫玉，副会长顾瑞。1912年6月，以戴思恭为发起人，开始筹组共和党，7月成立嘉定分部。主要党员及其当时所任公职如表2-6。
1702489995
1702489996
表2-6 共和党嘉定分部成立时的主要党员
1702489997
1702489998
1702489999
1702490000
1702490001
从表2-6可知，共和党中枢部门组成有三部分：一是由如民政长许苏民、民政署总务课长戴思恭等在职人员在内的民政署派所把持；二是从吴廷耀、顾瑞、戴思恭、金念祖等人的参与来看，城区精英的意见相当程度地得到反映；三是由与城区精英利害与共的各乡议事会议员所构成。对于夫束具体权益采取何种立场，嘉定县共和党党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三党统合组成进步党，1913年12月，共和党嘉定分部也改组为进步党嘉定分部。[88]另外，共和党、进步党发行机关报《练水潮》，主笔为金念祖。该报不时与《疁报》展开论战。从这些论战所产生有关政治行动的规范意识，笔者深觉相当有意思。
1702490002
1702490003
政党对地方社会的组织化及影响力，到达什么程度？对于这一问题，因为所知有限，不易回答，但地方领导层参与政党的程度，应可成为衡量的指标之一。先看两党的规模。1912年7月在发起阶段的党员数：同盟会约50名，共和党约70名。[89]随着组织制度日臻完备，党员人数当然可能增加，但目前还没有可供利用的准确数字。符合县议事会选举权资格者的有7644人，这和发起阶段的党员人数相较，可知加入同盟会和共和党的人数，在有选举权者中所占的比例极小。[90]但若换个角度，把这一数据看成是政治行动积极者所占的比例，那么这个数目就不小了。例如，革除夫束期成会呈请江苏都督撤除夫束时，陈情册上的人数逾600名。把这一数字和议事会的定额及政党高层的组成相比，我们就可明白：政治行动积极的地方人士，大多加入了这两大政党。接着问题是：这些精英参与政党的动机与意图何在？
1702490004
1702490005
二、参与政党的动机与规范意识
1702490006
1702490007
地方精英加入政党的动机，首先可能是因他们相当支持各个政党在纲领中所揭示的政治主张。黄守孚认为国民党的党纲以“平民政治”为宗旨，纲领中心是“采用民生政策，发展地方自治，保持政治统一，励行种族同化，维持国际和平”。[91]而他对共和党标榜“国家主义”的党纲，则批评是“我国民之进行能力为无几何者。而官吏所处之地位，遂跃然超出国家与人民之上矣”。[92]如此议论国民党和进步党，即一为激进政党、一为保守政党之对立局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3]
1702490008
1702490009
但是，党纲之间的对立，和中央与省之间的对立局势，甚至和当地社会政党之间的对立并不全然相同，其中原因很多。我们不能忽略，地方社会的政党对立很可能另有一番面貌。在此先提示两件事：第一，由于张謇的影响，整体来看，江苏省有不少领导阶层选择站在进步党一方。相对地，嘉定县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的党员，清末时他们共同站在广义立宪派的立场，但临到利害关头，就分道扬镳了。第二，议事会派与民政署派之所以发生政治斗争，其根源就在于权益的矛盾，此一对立也反映在政党的组成上。[94]举个例子，宣称共和党的党性是奠基于夫束权益上，这则消息来源正是《疁报》。它报道了提倡恢复夫束的党派所作的顽强抵抗：[95]
1702490010
1702490011
吾邑所谓民意之代表有二派，舆论之代表亦有二派。一为真民意之代表；一为戴民意代表之假面具，而阴实为满清胥吏之代表。一为真舆论之代表；一为冒舆论代表之假牌号，而阴实为淆乱是非之代表。夫束有利于胥吏，而害于民者也。恢复夫束非民意也，非舆论也。其非真民意代表与真舆论代表所忍出之口，毫无疑义。
1702490012
1702490013
从这一报道，我们这才恍然知悟：原来戴思业虽身系囹圄，但旧胥吏依然握有势力，把持共和党的中枢以操纵县政。还有报道说他们煽动乡民起来抗粮，或唆使民政署派的市乡董事，命令催科吏不下发由单，以瘫痪征税业务，使征收额严重不足，以提供恢复夫束的理由。[96]几年后，黄受孚在《疁报》上提倡设置分柜，即根据县参事会所通过的，让自封投柜能顺利进行的征税方法。[97]这则报道内容暴露出了议事会派主持县政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说，要建立新的田赋征收机关，相当困难；而旧胥吏或当地的征税承包业者，却能奏功。
1702490014
1702490015
但上述与共和党权益挂钩的事实，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史料所展现的历史情境。无论布拉德利·里德（Bradly W. Reed）有关四川巴县胥吏、衙役的讨论，还是山本英史对江苏太湖厅地保、经造的研究，都显示了胥吏在地方社会扮演某种程度的积极角色。[98]再则，高岛航细致的研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乡村役的地位能够如此稳固，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错综复杂的田地资料。[99]同样的，在讨论嘉定县的情形时，我们也有必要从当地民众的立场，思考引发政治对立的夫束问题，亦即通过自封投柜的这一办法，实际上是难于执行的。所以把征税业务交给熟悉本地风俗的人士，是就事论事的合理办法。由他们来经手税务，也是不得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