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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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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方志和乡土志中的近代中国乡土意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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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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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怎样的意识来想象乡土及故乡，与国家等观念的出现密不可分。这一点曾有过的相关讨论，是对城市社会及其居民认同变迁的研究。顾德曼（Bryna Goodman）针对上海的外来移民所建立的同乡组织，分析“上海人”认同及国家意识的形成，并探讨所产生的作用。[1]除此之外，吉泽诚一郎考察天津城市居民的归属意识，指出清末消弭各集团间利益冲突之际，出现了新的整合——“中国人”意识。[2]两位研究者都阐明，在城市社会的异乡中，所谓“乡土”的生存战略发挥的作用，以同乡为主的，各种团体的归属意识，向更高级别的归属意识进行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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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中乡土意识的样貌，如何被当地的民众所掌握？其乡土形象具有哪些特征？此处有必要加以检讨。从这些各式各样的论题中，可举出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及联省自治运动等一系列由地方主导秩序、建设国家的尝试。[3]在本章中，笔者希望以江南地方志编纂工作，以及地方志叙述的地方样貌特征为线索来探讨。[4]这是因为：清末民国时期江南许多县志、乡镇志乃至类似体裁乡土志的编者和作者，都是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引进近代教育的地方精英阶层，所以地方志、乡土志充分反映了他们的乡土意识和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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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文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引用的清末民初时期地方志的类型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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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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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最基础且最重要的行政单位，同时县志占据了地方志绝大比例。根据许卫平有关近代地方志的研究，为了编纂《会典》，清末（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下令编纂地方志，数量并不亚于康熙、乾隆年间。此外，民国时期虽受战乱与政治变动所影响，纂修的环境相对恶化，但仍编有不少县志。[6]受到近代地理学的影响，民国时期刊行的县志之中，出现了与过去大相径庭的体裁，反映了清末以来高涨的地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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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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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志、镇志、里志、村志等可称为乡镇志的私撰地方志，是江南地区独有的现象。[7]江南地区自16世纪之后经济发展，市镇高密度地分布其间，从明末到民国时期，编有大量的乡镇志。森正夫曾就清代江南乡镇志的序文，分析地方知识分子的意识，指出与周边市镇之间的对立意识，及地方对朝廷企盼的定位，伴随独自地域性而形成了自我意识。[8]对于清代乡土意识生成于朝廷及近邻市镇之间的关联，清末的乡镇志则以城市化与近代化为“坐标轴”，记述乡土这一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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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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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是随着清末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进，为初等教育而编纂的教材。编纂乡土志是从黄绍箕上奏《乡土志例目》、朝廷颁布之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下达编纂命令而开始的。[9]到民国时期，1914年教育部敦促各县编纂乡土志。作为乡土教材。[10]据统计清末就已有450多种，加上民国时期全国编纂的乡土志，共达1000多种。[11]参照有关清末乡土志的编纂过程及体裁差异的讨论，乡土志相当于地方志或类似于地方志的文献。[12]尽管不能和地方志等量齐观，但与地方志密切相关，所以本章也将此视为地方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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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从三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川沙县志》的内容及其纂修背景。二是从上海近郊农村的乡镇志之中，观察乡土意识以及地方社会观的内容。三是检讨乡土志中所见的爱乡、爱国的观念及其变迁。通过上述三方面探讨，分析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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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川沙县志》中关于地方的叙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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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空间的描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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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讨方志学领域被誉为具有革新意义的地方志——黄炎培编纂的《川沙县志》，通过其编纂背景、体裁、编纂意图，厘清地方志如何叙述地方社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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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川沙县志》的编纂经过。《川沙县志》于1936年刊行之前，曾有两次中断编纂。1915年，黄炎培、陆炳麟（1875-1938）、张志鹤（1879-1936）等人开始着手编纂，由于时局混乱，出现了第一次中断。又经历了第二次中断后，于1933年重新展开编纂工作[14]。《川沙县志》的特征是在编纂各阶段中，搜罗了有关的地方文献，并节录各种现今较难入手的县级档案和公文。特别是与编纂者直接关联的工作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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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民国《川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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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学者对《川沙县志》体裁及记述方式的革新评价，集中于其实用性和科学性。[15]实用性反映在《大事年表》、《概述》等崭新的记述形式上。黄炎培曾谈到“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实，串行焉，其同时者并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16]强调县志的卷首登载《大事年表》，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更能显出明确的意义。至于各志的开头设有《概述》，则出于“将使手此书者，读该书后，进而浏览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纷，其简者，亦将押阐焉而有得，或竟不及读全文而大致了了”，考虑读者的便利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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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笔者要探究《川沙县志》的革新性指标，包括其深具科学快的具体情况。此处检讨受到《川沙县志》影响的近邻地区的县志，以及清末以来发行地图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叙述地方时引进“科学”。关于近代地理学的引进与形成过程，相关著作针对清末传教士传播西方地理学和传统地理学的变迁，以及留日学生带回的西方地理学的翻译书籍等，都有详细的实证研究。[18]最近学者开始重视20世纪初编纂乡土志在内的乡土地理教材，通过爱乡心教育而产生高涨的民族意识，与地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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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而言，吉泽诚一郎以清末地图为主题，指出面对国土“瓜分”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迅速高涨，反清势力以唤起国土的完整性及实体性为契机，曾广泛地使用地图。[19]正如这类研究所阐明的，乡土联结到整体的“中国”这点上，与如何把握乡土、记述乡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民国后嘉定县中主导过清末地方自治的黄守孚（1878-1931），即在自己发行的报纸里，对地方志应有的样貌有如下陈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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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乘之作，所以表示地利，发挥民德，鉴既往，筹将来。盖政治之要籍，非文人学士竞词藻，尚考据，讲格局，炼字句，谋名山之藏，以博后世文学家玩赏之具也。前代志书，以朝邑武功为有名，顾特文学家之私言耳。且使盖后来修志者而规抚之，可使修志之事业绝交于政治界。其于人间世之位置，盖难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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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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