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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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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与市镇社会——以盛泽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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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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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根据20世纪20年代地方报纸的发行人、主要执笔者的经历，分析他们推动平民教育的背景，以及所依据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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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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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是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之中，可以找到的现存刊物一览表。[30]其中，很早便受关注是以柳亚子、陈去病为中心所组成的南社，以及柳亚子在20世纪20年代历经内讧、分裂后组成的新南社。以往研究对于他们身为“爱国民族主义者”，乃至国民革命前夕的“新文化”推动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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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吴江及其周边市镇所发行的新闻报纸（现所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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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时期，支持柳亚子的是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毛啸岑（1900-1976），既协助柳亚子，又是《新黎里》副主编，还担任了县立第四高级小学的校长。[32]《新盛泽》的发行人徐蘧轩（1892-1961）与其徒弟徐蔚南（1900-1952），也是新南社社员；他们一面与《新黎里》进行频繁地交流，一面发表许多具有独立观点的报道。徐蘧轩从龙门师范毕业之后，在绍兴第五中学、上海稗文女子中学等处任教；徐蔚南则在震旦学院求学，后以官费留学日本，并曾在复旦实验中学、浙江大学等处教书。[33]在《新盛泽》上发表许多文章的汪光祖（？-1928），虽然是位医生，但他组织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导盛泽的识字运动和组织通俗演讲团。[34]相比起来，引进近代教育的推动者往往出自科举群体，他们既具有科举功名，又担任地方公共事务。而新南社的这群人，可说是由清末以来的近代教育而诞生，具有新知识分子的特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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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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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分子阶层与以往的士绅阶层并不重叠，因此在《新黎里》《新盛泽》上的言论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性。他们论点涉及许多课题，其中一些还成为特刊号的主题——如地方自治、劳动问题、体育、婚姻问题等，均被视为当务之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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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本章有关的，可举出以下两点。第一，在清末以来的地方社会，为了对抗处于主导地位的士绅阶层，实现真正自治，新知识分子阶层曾与之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例如，徐蔚南有如下的描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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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既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一般所谓知识阶级的少数人，暗中把市权袭取了，俨然代表了地方上的办事人员。他们假设都是“出类拔群”的人才，尚且还不能光大盛泽镇；何况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社会事业毫不一顾呢？我称他们为“办事的闲人”，确是“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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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改革盛泽的责任是落在盛泽全体市民肩上的！你们应觉悟这层责任的重大，不要再轻轻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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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着手改革的第一步，我以为须由各业举出若干有职业的人（最好商人自己），组织一市民公社，努力革新市政，发起识字运动，提倡平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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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垄断市政的士绅阶层的“绅治”，工商业者组织市民公社，提出推动“民治”。第二，认识到自己真正的立足点之后，他们积极倡导识字教育、举办宣讲会，以及推进开设公共阅报室、公共图书馆等平民教育项目，[38]由此可看到20世纪20年代地方社会新开展的教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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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前后开始，他们以介绍三民主义为主，近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结果是国民革命时期被孙传芳和国民党右派通缉，柳亚子和毛啸岑等人离开吴江避难，之后与徐蔚南一起以上海通史馆为主要的活动据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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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高校友会与盛泽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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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着眼于新南社，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平民运动中的中坚人物，下面将从其他角度探讨这一群体的特征。除了《新盛泽》外，盛泽镇还有《盛泽》《盛泾》两种报纸发行（参见表7-3）。这两种报纸虽然没有看到像《新黎里》《新盛泽》那样激进的政治主张，但由于主要发行目的是为了推动平民教育，因此登载许多启蒙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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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盛泾》，有必要进行若干说明。该报由盛泽镇与浙江省秀水县王江泾镇的人士共同发行，因此各冠以两地名中的一字。发行人与许多主要执笔者以盛泽镇为基地进行活动，但因为他们在地方县政中并没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追踪到的经历较为详细的参与者，只有汪光祖、丁趾祥（1904-？）、程良偁（1898-1933）三人而已（见表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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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盛泽镇报纸发行者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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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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