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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四、权力强制形式与伤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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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一出场，掌权者对无权者的意志强制就来了，权力强制形式包括硬暴力、软暴力和暗暴力。权力强制在性质上分为两部分：一是统一群体意志所必须的正当强制，二是打击异己、实现私欲私利的伤害性强制。伤害性强制导致权力奴役和权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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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强制的形式：硬暴力、软暴力、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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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是最直白的暴力，权力则是变换了形式的、间接的、化了妆的、看上去比较温和的暴力。在古代社会，当某个武力集团血淋淋地消灭了其他武力集团，掌控了社会组织，它的武力就转化为漂亮的权力了。统治者不必再时刻高举着刀枪，而是把刀枪放在权力宝座后面，充当权力的后盾和底牌。因为有刀枪作后盾，所以当他们以权力形式（文件、指示）发号施令时，人们“莫敢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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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一种有序暴力，通常比强盗的“无序暴力”温和得多。这倒不一定是掌握权力的人的德行必然好于强盗，而是因为掌权者通常有长期行为，而强盗通常都是短期行为。如果让强盗长期掌控社会，那么很多强盗也会像国王那样从长经营自己的“王国”，其中素质较高者还会打起“民生社稷”的大旗。吴思在《血酬定律》和《潜规则》中，援引很多事例证明，当政府掌权者预期自己的权力很短命时，其行为甚至比强盗还可怕，而强盗如果预期能够长期获得保护费，往往会采取措施维持社会秩序，向统治区域提供“公共产品”。李自成在看不到政权前景的时候，他的起义军干了很多烧杀奸淫的事，而一旦夺取政权的曙光来到眼前，他马上发布命令严禁烧杀奸淫：“杀一人者如杀我父，奸一人者如奸我母。”强权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以使自己的“权力利润”（吴思用“血酬”表示权力利润）长期化，军阀、强盗甚至会高举改革和反腐败的大旗，山东军阀韩复榘就是例证。政府和强盗如此容易转化，以致吴思感慨：“在辨别历史上的专制政府与黑手党的实质性区别时，我常常感到自己愚钝无能。”（吴思：《血酬定律》第8—1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当然，人民的政府不会再具有强盗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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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在暴力形式上包括硬暴力和软暴力两种。硬暴力是指用警察、法院、检察、监狱、军队等强力工具对权力的打击对象实施软禁、监禁、流放、判刑、处决。软暴力是指用政令、文件、组织决定、官方舆论等工具对权力的打击对象实施撤职、降级、开除、“雪藏”、调离、批评、批斗、打倒、败坏名节等。摆在桌面上的只有上面两种暴力，但桌面之下还有一种“暗暴力”，即掌权者借机暗地里“整人”。“整人”之所以也叫暴力，是因为无权者通常有很多事情捏在掌权者手中，掌权者在操作公共事务时有很多利用权力整人的机会。当一种打击人的手段（如整人）来自权力时，它当然也是一种暴力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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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上只有国家强力机关才有硬暴力，一般掌权者只有软暴力。但国家的硬暴力支撑着广大社会组织的软暴力。谁要是胆敢对组织手段等软暴力拒不服从，他就会受到国家硬暴力的打击。至于暗暴力，它是一种不能被体制承认的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是掌权者违法持有的私器。在文明社会，体制内的暴力是在体制规范和法律规范下使用的。可是，当掌权者遇到公众或下级与他的权力作对时，即使从客观的立场看，反对者合理合法，但从掌权者的主观利害角度看，“反对我”这本身就是错误和罪过，因而掌权者通常都会施以暴力。暴力形式的选择通常都是不成问题的，杀头、坐牢的硬暴力不行，就用开除、解雇、降级、批评等软暴力；如果软暴力也不便使用，还可以用伺机报复的暗暴力。总之，掌权者有着使用暴力的极其巨大的自由空间或灰色空间。比如一个职员提出要查经理的账（或一个教师批评校长搞个人独裁，或一个医生指责院长拿回扣无度），经理（校长、院长）不能就此开除他，但可以找到机会批评他（用软暴力打击他），还可以暗地里整他（用暗暴力打击他）。在项目筛选、业绩考评、职务调整、职称评定等场合，得罪了掌权者的人，通常都会遭到暗暴力的打击。甚至仅仅是别人都送了礼而你没送，也会因“相对错误”而遭遇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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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的公众被逼无奈时，有时也会向掌权者施以暴力，但他们没有权力，只能使用拳头、刀枪等违法暴力。而一旦使用违法暴力，就得承担法律惩罚。掌权者可以合法地使用权力暴力，无权者只能使用违法暴力，所以民众在与掌权者较量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于是乃有“民不与官斗”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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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强制或强暴及其对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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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与“强暴”只有语言色彩差别，内涵上并无根本区别，如果有人只许说“权力意味着人对人的意志强制”，不许说“权力意味着人对人的意志强暴”，那我只能对他说：“我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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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强制（强暴）是权力的基本内涵，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是基本的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韦伯给掌权者下的定义是：“（掌权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己的意志的地位上。”他们有着“在社会行动中不顾该行动其他参与者的反对而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而权力的来源问题，在韦伯看来，根本无需哲学论证或者逻辑推理，直接从历史事实中即可找到答案：权力来自有形暴力即武力，权力不过是有形暴力转化而来的无形暴力而已。他还认为，“政治就是争取分享权利或分享一种影响力——对于权力分配的影响力”。正因为政治或权力建立在暴力和意志强暴上，所以他毕其一生都认为，“一切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以上见《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为什么政治必然发生冲突？因为政治的目的是权力，权力的功能除了维持秩序外，就是把各种资源、利益、机会、成本、好事、坏事在群体内进行分配，在这种分配中，掌权者和无权者必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因此人们要在争夺权力、影响权力的走向上发生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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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的强暴不但发生在掌权者和无权者之间，也会发生在大权者与小权者之间。一位副职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正职和副职各自的权力范围不界定清楚，副职就会左右为难，因为他既要办事，又没有独立的权力，正职随意干涉副职管辖范围，既破坏权责对等原则，又扰乱副职的思路。若跟他对抗起来，又破坏组织原则（“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原则），如果一切都对上唯命是从，既不利于下级保持独立健全的人格，也不利于下级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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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强制在性质上分为两部分：一是为统一意志进行公共事务的正当强制，二是打击异己、实现私欲私利的伤害性强制。下面我们分析伤害性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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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命令、服从等概念，使人在意志上失去自由。康德从这个角度，对人的自由作了思考。康德认为：“自由是同隶属和依附相对立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依赖许许多多的自然事物，但是服从他人的意志比起服从外在必然性来，其残酷和难以忍受的程度不知要高多少倍（被上司训斥摆弄的痛苦不知比被狗咬伤的痛苦大多少倍）。如果从前我是自由的，那么再也没有比想到有一天我的处境将不取决于我自己的意志而取决于他人的意志这一点，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今天是一个严寒的日子，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我是外出或是留在家里，但是他人的意志却不关心我在这种场合下的冷暖，他只按他的需要来支配我。我想睡觉，而他却要叫醒我。我想休息或消遣，而他却强迫我工作。他今天对我很关心，然而有谁能保证他明天不会翻脸不认人呢？依附于他人的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他已丧失了人的称号，他成了别人的附属品。在人的天性中，奴性是最大的恶。”（［苏］阿尔森·古留加著：《康德传》，商务印书馆出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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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伤害案例与权力“蜇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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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论述给权力的可怕性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下面这些案例可以给他的观点提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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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被冤杀者无数，然而上自布哈林下至许多平民百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是喊着“斯大林万岁”或“永远忠于斯大林”一类的口号被杀害的。布哈林被审查后给斯大林写了43封信，一个痛苦的、扭曲到毫无人格的灵魂，在这43封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些信除了布哈林对自己的糟蹋、对其他被害者的谩骂诬陷外，就是对斯大林无耻的肉麻吹捧：“我最近的全部愿望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紧跟领导班子，特别是紧跟你，以便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同时完全服从你的建议、指示、要求。我看到，伊里奇（列宁）的精神体现在了你的身上，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在最后一封信中，布哈林确知自己死期已到，反为这种“大清洗”寻找理论的“合法性”：“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天啊，要是有个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支离破碎的心就好了！你要是看到我多么依恋你就好了。我在想象中拥抱你，永别了，你那不幸的布哈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吧！”——这是一个被权力宰制的人在绝望中的扭曲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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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苏联战斗英雄在大清洗中被诬为德国间谍而被判死刑，他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和亲近的斯大林同志！我将带着热爱您、热爱党和国家的语言，怀着对共产主义胜利的火热信念赴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卑鄙之徒和寡廉鲜耻者。”（以上两段文字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24—425页、428—430页、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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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是谁？是和列宁同志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天才理论家！这样的人都被迫奴颜婢膝地为权力的淫威欢呼叫好！何以至此？我看除了人在面对死亡时精神严重扭曲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掌权者会给人带来“思想正确、道德高尚、目标崇高”的优越假象和虚幻光环，而被权力压垮了的反对者则容易产生一种孤独感、歧途感、犯罪感和堕落感，以致令人产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错觉。另外，一个更凄凉的现象是，权力会让被宰制的人对掌权者产生一种“人质爱劫匪”式的爱恋和依恋。曾有报道，一个女孩被劫匪关在一间屋子里不许外出，如发现她逃跑就严厉惩罚她，听话就给她饭吃，女孩根本不可能反抗劫匪，只有曲意逢迎以博取他的一些施舍。于是女孩对劫匪渐渐产生了依恋，进而产生了“打不赢他就和他交朋友”式的爱恋。被人解救出来后，这个女孩竟说：“我爱他。”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爱”时常可见，下属对上司的肉麻恭维和“由衷”歌颂中，大抵都有“人质爱劫匪”的成分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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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大权者与小权者之间，不闹矛盾、对抗还好（无权者和小权者通常都会尽量避免与掌权者或大权者闹对抗，不到迫不得已时不会让对抗发生），一旦矛盾不能化解，对抗发生，结果就不是双方搏斗，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屠杀。死于搏斗的人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死于屠杀的人则会死不瞑目，因为他们无助——根本没有与对手公平搏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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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在他用毕生精力写作的巨著《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就权力的魔性做了很好的分析，他的这些分析说出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下面我以概述的形式介绍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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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提认为，与“权力和群众”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指令”和“蜇刺”。权力一定表现为掌权者对群众的指令，而这种指令必然会成为伤害指令接受者的“蜇刺”。所以他的一句警言是：“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卡内提认为，与原始小群体的理想平等关系不同，现代群体是由指令者和隶属者这两种人构成的。不少人既是指令者又是隶属者。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人的伤害。指令的原始意义是逃脱死亡，如动物听到狮吼就会奋力逃命。卡内提说：“每一道指令的背后都有死亡判决的意思。”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道命令都是以不服从就可能受到惩罚至死的肉体威胁为支持。现代社会的悲哀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于指令，受到指令的蜇刺。真正的群众是与权力对立的，在真正的群众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利向别人发指令；或者也可以说，谁都可以向别人发指令。这时不但不形成新的蜇刺，而且还能够暂时除去一切旧的蜇刺”。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群众时刻是少之又少，而且十分短暂。带着蜇刺，人格分裂的个人会觉得孤单，由于害怕孤单，人们会不顾蜇刺之痛，拼命表现出对指令的顺从，唯恐一时一刻脱离人群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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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提还分析了指令之蜇刺对人际关系的腐蚀性作用。他认为，指令之蜇刺在人的身上要转化为一种强大的能量，那就是“逆转”指令的欲望。受指令蜇痛的人一心想要指令别人，给别人扎上蜇刺，这样才能“除去自己身上的蜇刺”。人群社会中许多提拔制度都建立在人的这种基本欲望上。上级对下级越凶狠，下级就对更下级越凶狠，小媳妇熬成婆，自己会成为恶婆婆。受害者一旦得势，就会加倍地迫害别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每一个“王国”、每一个单位，大家都想争夺一把手的位置，因为只有一把手才能只蜇别人，而自己不受别人蜇。在卡内提那里，理想的、真实的群众恰恰时刻代表着与权力相反的存在状态。而权力是不可分享的，只能由掌权者独享。而且，权力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是站在他人尸体堆上的胜利（这里的“死亡”和“尸体”可以是精神意义上的）。卡内提还指出，受权力伤害的群众往往容易产生暴行，因为群众企图通过施暴来补偿权力对自己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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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志上存在着强暴与被强暴、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还不能把它消除，这就是“权力麻烦”、“权力悲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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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被权力蜇伤的人们呢？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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