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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一、生命通道两端的两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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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像一个时间通道，通道两端是两道门——“生门”和“死门”。你对你的生门毫无发言权，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的一生；你对你的死门想得很多很多，它却只是结束你的生命。生命就这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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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门——造物主经由父母身体创造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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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父母而来，却不是父母创造的。是宇宙意志赋予父母情欲和生育能力，父母才生育儿女，父母生育儿女的表象后面，是宇宙意志创造一代一代新生命。宇宙意志让处于“潜在生命状态”（“可能性状态”）的你借道你父母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家庭。你是这样，你的父母，你的父母的父母，也是这样，大家都是经父母身体而来的上帝造物。当然，在人类掌握节育技术后，迟生早生、少生多生，甚至生或不生，都是可以选择的，但只要有生育，其儿女就都是借道而来的。正因为是“借道而来”，所以儿女的很多东西，都不决定于父母，儿女聪慧或愚顽，丑陋或美丽，强大或懦弱，不决定于父母。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聪慧、俊美、强大，但儿女到底被生成一个什么人，由不得他们。在一对夫妇生育一群儿女的情况下，儿女之间会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聪明，有的愚昧，有的漂亮，有的丑陋，因为缔造每一个子女的精子和卵子都不同，而夫妻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精子和哪一个卵子结合成了某个子女。所以决定儿女造化的，不是父母的心意，而是天意。现在有些人把生孩子说成“造人”，一对男女，连鸡蛋、白菜、虫子都造不出，他们有什么能力把复杂无比的人造出来？（猪妈猪爸那么愚蠢，有什么智慧造出小猪来？）如果父母真能造人，为什么不认真一点，造出完美的人来？其实不是夫妻自己在造人，是造物主通过他们的生理机能在造人。造儿女的是造物主，导致儿女未来死亡的，也是造物主。每一代人都是在造物主的掌心翻筋斗。在可以计划生育的时代，是否决定生育儿女，表面上是一个自由选择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决定的过程，因为一切选择都是若干力作用下的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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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是妖他妈生的，人是人他妈生的。”可以对每一个处于“可能性状态”的生命这样说：你若被一个男妖和一个女妖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妖；你若被一只雄兽和一只雌兽交合而生，你就是一只兽；你若被一个男人和女人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人；你若被皇帝和皇后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皇子；你若被懦夫和愚妇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贫儿。每一个生命都是被生、被造。每一个生命都挑选不了自己的种属（是妖、是兽、还是人），也挑选不了自己的具体“生命通道”。天意把你定为妖你就是妖，定为兽你就是兽，定为人你就是人，定为王子你就是王子，定为贫儿你就是贫儿。同样，你的“生命通道”也挑选不了你。你盼望有好父母，但不一定能有好父母；你盼望有好儿女，也不一定能有好儿女。一对伟大的夫妇生育儿女，其儿女就有伟大的父母；一对低下的夫妇生育儿女，其儿女就有低下的父母。你的父母不好时，你不能责怪你的“生命通道”，你的儿女不好时，你也不能责怪自己无能。儿女是借道父母来到世间的，所以父母要承担格外的责任，但儿女却不能像对待肇事者那样要求父母承担无限的责任。表面上他们是肇事者，实际上他们是被指使的肇事者，指使者就是宇宙意志，指令就是赋予在他们身上的情欲和生命基因。生育完美的儿女，父母并无特别的功劳；生育低下顽劣的儿女，父母也没有故意的过失。只有当低下儿女的生育起因于父母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过失时，父母才成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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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出生都是一场赌博。对父母是一场赌博，因为他们不知道将生出的是一个优秀的儿女还是一个低劣的儿女。对于出生当事人则是一场“被赌博”：如果所“投”父母较好并且自己被生为优秀者，则容易有顺畅通达的一生；如果所“投”父母很差并且自己被生为低下者，则难逃艰难困苦的一生。即使父母既定，儿女的出生仍然是一场赌博，因为一对男女在何时交合，交合时母体排出的是一个优秀的还是有问题的卵子，在父体排出的几亿个精子中，是一个优秀的还是平庸的或有问题的精子与卵子结合，都取决于天意。正是这种天意，使得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出差异很大的子女，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可能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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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哲理分析，这些话虽然冷冰冰，在哲理上却是真相。明白这些哲理也有好处，它可以让人们以超脱的眼光看待生命的传承，看待父母与儿女之间义务和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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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回到非哲理的情感世界，亲缘关系就会变得充满温暖。特别是父母对儿女，会产生无尽的疼爱：这是一个由我带到世上来的生命，我对他（她）负有最高责任，我要尽我所能，给他（她）创造最美好的一生。父母对儿女的爱，与其说是来自觉悟和理性，不如说是来自本能。父母爱儿女的本能，是天底下最强烈的本能。但即使是这种本能的爱，其实现程度也与儿女的造化有关，如果儿女本身是可爱的，父母之爱就会非常顺畅、非常圆满地实现；但如果儿女不甚可爱，甚至毛病一大堆，那么父母之爱就会在挫折中打折扣。因为人的心归根到底只能爱他人之可爱，不能爱他人之不可爱，更不能爱他人之可恨。即使父母之于儿女，也不能违背爱的原则。如果父母不太爱自己的儿女，那要么是他们违背了爱儿女的本能，要么是儿女本身不可爱，使父母对他（她）欲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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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能决定儿女天赋的优劣，但在可以预期、可以控制的情况下，父母应该避免生养“预期不会幸福”的儿女，能避免而不避免，父母就成罪人了。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是美国司法神殿中的“奥林匹亚山神”，他对保护表达自由权、被告权利的阐述和追求，成为“二战”后“权利时代”的先声。在1927年的“巴克案”中，霍姆斯代表最高法院写下了全体一致的意见，支持州对智障女性实施强制绝育，并写下了这样的法律意见：“为了防止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无能力的人，社会可以禁止那些明显不适合延续后代的人的生育，禁止方法可以是切除输卵管。”这样英明法学家的英明决定，却被后人指责为错误。我不知道他错在哪里。我认为人类要尽量避免预期不会幸福的生命来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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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曾报道过一个案例，一对健康夫妇生的一个孩子，到几岁时就因一种怪病而瘫痪，而且医学预期二十多岁就会死亡。这对夫妇为了自己有一个健康儿女，又尝试着生第二个，第二个到几岁时又瘫痪了，他们又尝试生第三个，结果又一样。天啊，他们为了自己有个健康子女，竟然置儿女巨大的风险于不顾，把生孩子当实验。他们做实验很容易，但他们替“生命当事人”想过没有，从小瘫痪、二十多岁死亡意味着什么？这对夫妇值得同情，但作为父母，却是愚蠢的，甚至是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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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个高度残疾的新生婴儿被人遗弃在湖南某大医院门外，该女婴没有双脚，只有一个鱼一样的下肢（因此被称为“美人鱼”），没有肛门等排泄系统，心、肺、肝、肾功能也都异常残缺，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发现这种婴儿，当然应该施以人道主义救助，但医院不只是救助，而是对那个可怜的小身体做全面的大手术，又是下肢分离，又是再造肛门，又是对她的内脏进行全面修整。折腾了十多天，死了。我不知道天下有多少父母（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时）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做那么痛苦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手术？我想真正的爱应该是让毫无希望的生命平静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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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例很少，但另一种对儿女不负责任的父母却很多：他们在可以节育的情况下，还生育一堆子女，他们的说辞是“多个孩子不过在煮饭时多抓一把米”，他们根本不考虑一堆儿女未来的生存状况。看来，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培养人才上，还在培养出合格的、理智的未来父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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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门这里，生命当事人完全被动，只能由父母把关，父母在可以预期和控制的范围内，应该以优生为最高原则，把儿女的预期命运放在第一位，其次才能考虑自己的生命传承和精神寄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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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门——人在死门前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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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生命者也创造死亡，一切生物在获得生命的那一刻，死亡之路就已开通。生命的旅程，也是走向死亡的旅程，所谓“向死而生”。死亡问题如此重大，以致医学、哲学、文学、心理学等都以它为重大研究题材。死亡问题也会成为人们萦怀一生的问题，不过有时想得浅，有时想得深；有些人想得浅，有些人想得深。对于死亡问题的态度，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尽量把死亡看淡。既然死亡问题无解，就不要去想它，把它看得越淡越好。淡忘它的最好方式是找到一种终生寄托心思的事情，全心全意做这种事情，直至死亡把它打断。“终生寄托心思的事情”可以是某项崇高的社会事业，也可以是某种令人沉迷的艺术活动、写作活动、文体爱好等。第二种是从哲理上把它想透谈透，让它成为自己的老朋友，以便遇到它时不感到突兀。第三种是从宗教活动中寻求寄托。当然这几种方式并不冲突，你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组合。所有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死亡是需要做思想准备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谈到哲学要为死亡预做准备，以便让人能够坦然面对。不少哲学家认为，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非得靠宗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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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否认通过“死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死门”的麻烦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接受死亡的心理压力或精神痛苦感；二是过关时的肉体痛苦；三是过关时的精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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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研究情况看，死亡的这三个方面，最让人痛苦的是离死亡较近时接受死亡的心理压力。死亡（过关）本身反而没有太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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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真正麻烦在于接受死亡事实所面临的精神压力。那么这种精神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分两个过程来评估，一是平时的精神压力，二是死亡时的精神压力。平时想到死亡时，精神上也会感到一些压力和不快。但这种感觉是很轻微的，从来没有见过谁因为想到死亡而在精神上被压垮的。只有在参加葬礼、亲人去世等情况下，才会产生比较重的压抑感、痛苦感，但也不会持续太久。真正的压力出现在自己面临死亡的那段时间。有的学者这样总结人在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首先是不相信，幻想会出现转机，接着是抗拒，最后是在绝望中接受。压力最大的时期是抗拒时期，这个时期人要从抱有一线希望走向完全绝望，接受死神的宣判，这个过程的压力是最大的。一旦接受了死亡，心反而会平静下来。这时，世间的一切（权钱名色、爱恨情仇）都从心中退去，不再觉得它们有意义，唯一牵挂于心的是自己的亲人（特别是未成年子女或有困难的亲人）。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濒死经验文章”，一个30多岁的人得了一种疑难病，严重得眼看就不行了，一度昏迷不醒，自己感到完全绝望了，在心理上已经接受死亡，但最后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于是这个人有了心理上接受死亡的经历。他这样回顾当时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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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毫无办法，必须接受死亡事实时，就会“不得不地把它接受下来”。这时，人会感觉自己无比渺小、毫无力量，而压碎自己的对手是天地、是宇宙、是神灵，自己根本不能与之抗争，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接受。接受死亡的精神痛苦当然很大，但似乎没有寻常设想的那么大，更没有大到超乎想象的程度。主要的心理感受是“被彻底压碎了”、“只能接受了”。接受的过程，就是放下整个世界的过程。人世间的一切都云烟般消散、退去，唯有对亲人的挂念、担心不会退去，不但不会退去，还变得异常强烈，想尽一切可能对亲人进行最后的帮助、作最后的交代。生命终结本身已经不怕，但还是怕一个东西，就是怕跨越死亡门槛时的肉体痛苦，而且不是一点点怕，而是非常害怕。以致每天晚上睡觉时，心中都会想，要是今晚睡去，就不再醒来，生命和痛苦一同终结，那该多好啊！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感到非常懊丧，因为这意味着自己还要面对疾病的痛苦和可怕的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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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经历说明什么呢？不是说明人不害怕生命终结，而是说当生命终结的事实必须接受时，人就盼望没有肉体痛苦的最好是不知不觉的终结。不过应该指出，这个人承受的是中青年非正常死亡的心理压力，寿终正寝时的死亡心理压力应该比这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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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过死亡关的肉体痛苦有多大呢？不同的死亡形式、方式，其肉体痛苦差异存在天壤之别。刑事处决、自杀、他杀、事故死亡，其肉体痛苦肯定是最大的，有的是无穷大。在自然死亡中，则只有少数很麻烦的疾病才会让人走得很痛苦，例如少数癌症病人。多数人只会遭遇轻微的痛苦，这种轻微痛苦相比人们一生中遭遇的其他肉体痛苦而言，可能算不上什么。比如很多人都闹过严重的“肚子痛”、牙痛，其痛难当，以致身体扭曲，甚至在地上打滚。人们很少见到临终时的人因肉体痛苦而躯体扭曲的，多数情况下只是呼吸慢慢衰弱。这可以说明，很多自然死亡是在一种较轻微的肉体痛苦中离去的，比一次肚子痛的感觉还轻松得多。随着医学的发展，迟早有一天医学能让人像睡觉那样轻松地睡过去，如果再加上某些特别的药物，也许还能让人在某种奇妙而辉煌的感觉中睡过去。这样的目标未来很可能达到，一旦达到，那么死亡问题就只剩下精神压力方面的问题了。即使在现在，正常死亡时的肉体痛苦也不强烈。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短暂死去后又被救过来了）的人，在讲述死亡感受时，几乎都没有提到肉体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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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过死亡关的精神感受又如何？根据很多濒死体验者的述说，过死亡关时的精神感受不但不难受，甚至还感觉很辉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濒死体验者（经历过“临床死亡”后复生的人）的案例之后，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雷蒙德·穆迪博士说：“尽管濒死体验发生的情境，以及亲历该种体验的个人性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需要肯定的是，在这些濒死体验者的陈述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我把它们大体归纳为如下几条，它们是按照感受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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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到自己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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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亲耳听到医生或是在场的其他人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他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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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未体验过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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