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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一、生命通道两端的两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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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像一个时间通道,通道两端是两道门——“生门”和“死门”。你对你的生门毫无发言权,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的一生;你对你的死门想得很多很多,它却只是结束你的生命。生命就这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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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门——造物主经由父母身体创造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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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父母而来,却不是父母创造的。是宇宙意志赋予父母情欲和生育能力,父母才生育儿女,父母生育儿女的表象后面,是宇宙意志创造一代一代新生命。宇宙意志让处于“潜在生命状态”(“可能性状态”)的你借道你父母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家庭。你是这样,你的父母,你的父母的父母,也是这样,大家都是经父母身体而来的上帝造物。当然,在人类掌握节育技术后,迟生早生、少生多生,甚至生或不生,都是可以选择的,但只要有生育,其儿女就都是借道而来的。正因为是“借道而来”,所以儿女的很多东西,都不决定于父母,儿女聪慧或愚顽,丑陋或美丽,强大或懦弱,不决定于父母。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聪慧、俊美、强大,但儿女到底被生成一个什么人,由不得他们。在一对夫妇生育一群儿女的情况下,儿女之间会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聪明,有的愚昧,有的漂亮,有的丑陋,因为缔造每一个子女的精子和卵子都不同,而夫妻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精子和哪一个卵子结合成了某个子女。所以决定儿女造化的,不是父母的心意,而是天意。现在有些人把生孩子说成“造人”,一对男女,连鸡蛋、白菜、虫子都造不出,他们有什么能力把复杂无比的人造出来?(猪妈猪爸那么愚蠢,有什么智慧造出小猪来?)如果父母真能造人,为什么不认真一点,造出完美的人来?其实不是夫妻自己在造人,是造物主通过他们的生理机能在造人。造儿女的是造物主,导致儿女未来死亡的,也是造物主。每一代人都是在造物主的掌心翻筋斗。在可以计划生育的时代,是否决定生育儿女,表面上是一个自由选择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决定的过程,因为一切选择都是若干力作用下的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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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是妖他妈生的,人是人他妈生的。”可以对每一个处于“可能性状态”的生命这样说:你若被一个男妖和一个女妖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妖;你若被一只雄兽和一只雌兽交合而生,你就是一只兽;你若被一个男人和女人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人;你若被皇帝和皇后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皇子;你若被懦夫和愚妇交合而生,你就是一个贫儿。每一个生命都是被生、被造。每一个生命都挑选不了自己的种属(是妖、是兽、还是人),也挑选不了自己的具体“生命通道”。天意把你定为妖你就是妖,定为兽你就是兽,定为人你就是人,定为王子你就是王子,定为贫儿你就是贫儿。同样,你的“生命通道”也挑选不了你。你盼望有好父母,但不一定能有好父母;你盼望有好儿女,也不一定能有好儿女。一对伟大的夫妇生育儿女,其儿女就有伟大的父母;一对低下的夫妇生育儿女,其儿女就有低下的父母。你的父母不好时,你不能责怪你的“生命通道”,你的儿女不好时,你也不能责怪自己无能。儿女是借道父母来到世间的,所以父母要承担格外的责任,但儿女却不能像对待肇事者那样要求父母承担无限的责任。表面上他们是肇事者,实际上他们是被指使的肇事者,指使者就是宇宙意志,指令就是赋予在他们身上的情欲和生命基因。生育完美的儿女,父母并无特别的功劳;生育低下顽劣的儿女,父母也没有故意的过失。只有当低下儿女的生育起因于父母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过失时,父母才成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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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出生都是一场赌博。对父母是一场赌博,因为他们不知道将生出的是一个优秀的儿女还是一个低劣的儿女。对于出生当事人则是一场“被赌博”:如果所“投”父母较好并且自己被生为优秀者,则容易有顺畅通达的一生;如果所“投”父母很差并且自己被生为低下者,则难逃艰难困苦的一生。即使父母既定,儿女的出生仍然是一场赌博,因为一对男女在何时交合,交合时母体排出的是一个优秀的还是有问题的卵子,在父体排出的几亿个精子中,是一个优秀的还是平庸的或有问题的精子与卵子结合,都取决于天意。正是这种天意,使得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出差异很大的子女,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可能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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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哲理分析,这些话虽然冷冰冰,在哲理上却是真相。明白这些哲理也有好处,它可以让人们以超脱的眼光看待生命的传承,看待父母与儿女之间义务和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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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回到非哲理的情感世界,亲缘关系就会变得充满温暖。特别是父母对儿女,会产生无尽的疼爱:这是一个由我带到世上来的生命,我对他(她)负有最高责任,我要尽我所能,给他(她)创造最美好的一生。父母对儿女的爱,与其说是来自觉悟和理性,不如说是来自本能。父母爱儿女的本能,是天底下最强烈的本能。但即使是这种本能的爱,其实现程度也与儿女的造化有关,如果儿女本身是可爱的,父母之爱就会非常顺畅、非常圆满地实现;但如果儿女不甚可爱,甚至毛病一大堆,那么父母之爱就会在挫折中打折扣。因为人的心归根到底只能爱他人之可爱,不能爱他人之不可爱,更不能爱他人之可恨。即使父母之于儿女,也不能违背爱的原则。如果父母不太爱自己的儿女,那要么是他们违背了爱儿女的本能,要么是儿女本身不可爱,使父母对他(她)欲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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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能决定儿女天赋的优劣,但在可以预期、可以控制的情况下,父母应该避免生养“预期不会幸福”的儿女,能避免而不避免,父母就成罪人了。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是美国司法神殿中的“奥林匹亚山神”,他对保护表达自由权、被告权利的阐述和追求,成为“二战”后“权利时代”的先声。在1927年的“巴克案”中,霍姆斯代表最高法院写下了全体一致的意见,支持州对智障女性实施强制绝育,并写下了这样的法律意见:“为了防止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无能力的人,社会可以禁止那些明显不适合延续后代的人的生育,禁止方法可以是切除输卵管。”这样英明法学家的英明决定,却被后人指责为错误。我不知道他错在哪里。我认为人类要尽量避免预期不会幸福的生命来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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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曾报道过一个案例,一对健康夫妇生的一个孩子,到几岁时就因一种怪病而瘫痪,而且医学预期二十多岁就会死亡。这对夫妇为了自己有一个健康儿女,又尝试着生第二个,第二个到几岁时又瘫痪了,他们又尝试生第三个,结果又一样。天啊,他们为了自己有个健康子女,竟然置儿女巨大的风险于不顾,把生孩子当实验。他们做实验很容易,但他们替“生命当事人”想过没有,从小瘫痪、二十多岁死亡意味着什么?这对夫妇值得同情,但作为父母,却是愚蠢的,甚至是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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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个高度残疾的新生婴儿被人遗弃在湖南某大医院门外,该女婴没有双脚,只有一个鱼一样的下肢(因此被称为“美人鱼”),没有肛门等排泄系统,心、肺、肝、肾功能也都异常残缺,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发现这种婴儿,当然应该施以人道主义救助,但医院不只是救助,而是对那个可怜的小身体做全面的大手术,又是下肢分离,又是再造肛门,又是对她的内脏进行全面修整。折腾了十多天,死了。我不知道天下有多少父母(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时)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做那么痛苦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手术?我想真正的爱应该是让毫无希望的生命平静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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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例很少,但另一种对儿女不负责任的父母却很多:他们在可以节育的情况下,还生育一堆子女,他们的说辞是“多个孩子不过在煮饭时多抓一把米”,他们根本不考虑一堆儿女未来的生存状况。看来,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培养人才上,还在培养出合格的、理智的未来父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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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门这里,生命当事人完全被动,只能由父母把关,父母在可以预期和控制的范围内,应该以优生为最高原则,把儿女的预期命运放在第一位,其次才能考虑自己的生命传承和精神寄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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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门——人在死门前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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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生命者也创造死亡,一切生物在获得生命的那一刻,死亡之路就已开通。生命的旅程,也是走向死亡的旅程,所谓“向死而生”。死亡问题如此重大,以致医学、哲学、文学、心理学等都以它为重大研究题材。死亡问题也会成为人们萦怀一生的问题,不过有时想得浅,有时想得深;有些人想得浅,有些人想得深。对于死亡问题的态度,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尽量把死亡看淡。既然死亡问题无解,就不要去想它,把它看得越淡越好。淡忘它的最好方式是找到一种终生寄托心思的事情,全心全意做这种事情,直至死亡把它打断。“终生寄托心思的事情”可以是某项崇高的社会事业,也可以是某种令人沉迷的艺术活动、写作活动、文体爱好等。第二种是从哲理上把它想透谈透,让它成为自己的老朋友,以便遇到它时不感到突兀。第三种是从宗教活动中寻求寄托。当然这几种方式并不冲突,你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组合。所有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死亡是需要做思想准备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谈到哲学要为死亡预做准备,以便让人能够坦然面对。不少哲学家认为,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非得靠宗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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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否认通过“死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死门”的麻烦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接受死亡的心理压力或精神痛苦感;二是过关时的肉体痛苦;三是过关时的精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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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研究情况看,死亡的这三个方面,最让人痛苦的是离死亡较近时接受死亡的心理压力。死亡(过关)本身反而没有太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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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真正麻烦在于接受死亡事实所面临的精神压力。那么这种精神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分两个过程来评估,一是平时的精神压力,二是死亡时的精神压力。平时想到死亡时,精神上也会感到一些压力和不快。但这种感觉是很轻微的,从来没有见过谁因为想到死亡而在精神上被压垮的。只有在参加葬礼、亲人去世等情况下,才会产生比较重的压抑感、痛苦感,但也不会持续太久。真正的压力出现在自己面临死亡的那段时间。有的学者这样总结人在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首先是不相信,幻想会出现转机,接着是抗拒,最后是在绝望中接受。压力最大的时期是抗拒时期,这个时期人要从抱有一线希望走向完全绝望,接受死神的宣判,这个过程的压力是最大的。一旦接受了死亡,心反而会平静下来。这时,世间的一切(权钱名色、爱恨情仇)都从心中退去,不再觉得它们有意义,唯一牵挂于心的是自己的亲人(特别是未成年子女或有困难的亲人)。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濒死经验文章”,一个30多岁的人得了一种疑难病,严重得眼看就不行了,一度昏迷不醒,自己感到完全绝望了,在心理上已经接受死亡,但最后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于是这个人有了心理上接受死亡的经历。他这样回顾当时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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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毫无办法,必须接受死亡事实时,就会“不得不地把它接受下来”。这时,人会感觉自己无比渺小、毫无力量,而压碎自己的对手是天地、是宇宙、是神灵,自己根本不能与之抗争,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接受。接受死亡的精神痛苦当然很大,但似乎没有寻常设想的那么大,更没有大到超乎想象的程度。主要的心理感受是“被彻底压碎了”、“只能接受了”。接受的过程,就是放下整个世界的过程。人世间的一切都云烟般消散、退去,唯有对亲人的挂念、担心不会退去,不但不会退去,还变得异常强烈,想尽一切可能对亲人进行最后的帮助、作最后的交代。生命终结本身已经不怕,但还是怕一个东西,就是怕跨越死亡门槛时的肉体痛苦,而且不是一点点怕,而是非常害怕。以致每天晚上睡觉时,心中都会想,要是今晚睡去,就不再醒来,生命和痛苦一同终结,那该多好啊!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感到非常懊丧,因为这意味着自己还要面对疾病的痛苦和可怕的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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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经历说明什么呢?不是说明人不害怕生命终结,而是说当生命终结的事实必须接受时,人就盼望没有肉体痛苦的最好是不知不觉的终结。不过应该指出,这个人承受的是中青年非正常死亡的心理压力,寿终正寝时的死亡心理压力应该比这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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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过死亡关的肉体痛苦有多大呢?不同的死亡形式、方式,其肉体痛苦差异存在天壤之别。刑事处决、自杀、他杀、事故死亡,其肉体痛苦肯定是最大的,有的是无穷大。在自然死亡中,则只有少数很麻烦的疾病才会让人走得很痛苦,例如少数癌症病人。多数人只会遭遇轻微的痛苦,这种轻微痛苦相比人们一生中遭遇的其他肉体痛苦而言,可能算不上什么。比如很多人都闹过严重的“肚子痛”、牙痛,其痛难当,以致身体扭曲,甚至在地上打滚。人们很少见到临终时的人因肉体痛苦而躯体扭曲的,多数情况下只是呼吸慢慢衰弱。这可以说明,很多自然死亡是在一种较轻微的肉体痛苦中离去的,比一次肚子痛的感觉还轻松得多。随着医学的发展,迟早有一天医学能让人像睡觉那样轻松地睡过去,如果再加上某些特别的药物,也许还能让人在某种奇妙而辉煌的感觉中睡过去。这样的目标未来很可能达到,一旦达到,那么死亡问题就只剩下精神压力方面的问题了。即使在现在,正常死亡时的肉体痛苦也不强烈。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短暂死去后又被救过来了)的人,在讲述死亡感受时,几乎都没有提到肉体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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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过死亡关的精神感受又如何?根据很多濒死体验者的述说,过死亡关时的精神感受不但不难受,甚至还感觉很辉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濒死体验者(经历过“临床死亡”后复生的人)的案例之后,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雷蒙德·穆迪博士说:“尽管濒死体验发生的情境,以及亲历该种体验的个人性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需要肯定的是,在这些濒死体验者的陈述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我把它们大体归纳为如下几条,它们是按照感受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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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到自己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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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亲耳听到医生或是在场的其他人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他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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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未体验过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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