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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170249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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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2009年底，一名服务于基地组织的23岁尼日利亚特工登上一架美国西北航空客机，企图在圣诞节炸毁飞机。不过他很快被反应迅速的乘客控制，飞机在底特律一着陆，他就立刻被移交给当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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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起事件激起了人们对“9·11”事件的沉痛记忆。但是对我而言，这是个可怕的信号，它让我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仍然在打着进步的旗号继续着非理性的信仰和人类牺牲。我们只是表达得更为隐晦了。我们不再像玛雅祭司那样在高高的金字塔顶上用婴儿献供，我们改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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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美国总统立即下令调查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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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将这起事件形容为“一个国家安全机构的系统性失败”。调查显示美国政府部门曾事先收到外国情报来源机构提供的信息，说一个尼日利亚人准备发起袭击。但机构之间沟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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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机场安全部门并没有得到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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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提出，发生的事件是一个系统性失败，这个评价是个充满希望的信号。政府似乎准备应对一个高度复杂、牵涉到多方面的难题。这个错综复杂的危险问题，集合了政府协议、仇视性犯罪、技术、外交、经济、通信技术、生物本能、宗教信仰、人权和公民权利诸多因素。一旦总统将这个问题定性为系统性的，我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都猜测政府紧接着将施行对系统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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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恰恰相反，奥巴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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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寻找个别的责任人来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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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报道，“他说他已经下令让政府机构提交一份初步报告，说明周四发生的事件经过并且会‘坚持逐级问责制’。”记者越是咄咄逼人地发问，总统越是坚定地表示，引起这种失败的相关责任人会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当他将解决问题的重点转移到个别人身上时，找出这次失败的文化、行政、技术和领土原因的困难工作就被搁置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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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人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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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媒体就开始琢磨谁会是下一个替罪羊。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很快成了头号候选人，因为几天前总统宣布新的安全措施失败了。不幸的是，纳波利塔诺之前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表示“系统奏效”。后来，纳波利塔诺又被迫放弃立场说，“我们的系统在这起事件中没有奏效”。但是在那之前，众议员丹·伯顿（Dan Burton）等人就开始呼吁她辞职，原因是她“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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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纳波利塔诺不是唯一被要求下台的人。媒体又轻率地将矛头指向国家安全总监丹尼斯·C·布莱尔（Dennis C.Blair）。之后，认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应为此负责的博客很快在网络上盛行。有人发现该恐怖分子的父亲曾告诉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他的儿子是个威胁。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将此事报告给了国务卿，但是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拒签该恐怖分子的旅行签证，这再次将希拉里置于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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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候选人：中情局新任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B·亚历山大（Keith B.Alexander）等等。然后迪克·切尼（Dick Cheney）联合共和党右派、纽约参议员彼得·金（Peter King）以及爱荷华州众议员史蒂文·金（Steven King）指责总统因自身原因导致国家安全的失误。奥巴马“对待恐怖主义的低调态度”成了袭击事件死灰复燃的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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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奥巴马最初将安全漏洞诊断为一个系统问题，但是这对于平息公众要追究全部责任人的呼声收效甚微。迫于受到惊吓的呼吁者们的压力，广播和晚间脱口秀节目也和信口开河的政客们站在了一起。大家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到底谁是责任人，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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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题真的是系统性的，那么揪住一两个人的错误不放，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谁能相信撤掉一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随便哪个部门——能让飞机旅行的安全系数增加？或者能让空中袭击事件的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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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性问题难道不能催生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出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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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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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西北航空袭击事件的反应并非反常。事实上，很多人会争辩说，在政治领域里将责任归结到一两个人身上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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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上考虑，他们是对的。“将责任推给别人”解释了这么多复杂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会世世代代沿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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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模式：每当人们解决不了复杂问题时，他们就将责任推到个人身上。事实上问题越大越危险，就越有可能让单独的个人来承担责任。我们的指责对象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有时候还会是宗教领袖。有时候上司、前妻、前夫、律师、邻居、牙医、父母或会计要对我们的麻烦负责。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会残酷无情地指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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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指责个人”，这也是一个超级文化基因。和其他超级文化基因一样，它是面对复杂性和认知门槛的自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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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个人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当领导人解决不了复杂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开始将克服这些威胁的责任推给个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们就不再集中精力、不惜人力物力地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是专注于对个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