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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九章 性别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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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某一些比另一些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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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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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做到：它的所有成人在每一个决定面前都施加同样大小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社会分化和不平等是普遍现象。存在于18世纪和19世纪有关“最初的原始社会”的浪漫想法——所有人都是同样等级并且政治平等，在第一个民族志学者从田野返回以后就被彻底毁灭了。即使在很小的群体，甚至在只具有简单生存技术的人们中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和那些“扶手椅里的理论家”所想的不同，小型社会并不缺少内部分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假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19世纪中期，有着普遍的社会分化的标准，它们存在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后者会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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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社会分化都会导致不平等的等级和权力，因而我们可以区分出纵向和横向的分化。纵向的维度指权力或等级上的不平等，而横向的维度包含了无关不平等的等级的那些社会分化——例如，通过劳动分工所表达的那些差异。不过，社会分化的大多数形式都具有一种纵向的或分等级的方面，它常常来自被包含在这些形式中的人们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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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的形式上，存在着分析上的重大差别。在劳动分工有限的小型社会，比如狩猎采集制社会，社会分化是简单的，在一些情况下，只按照年龄和性别而界定。在许多园艺种植社会（horticultural）和农业社会，宗教领袖和首领具有公认的身份使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所有人，虽然这些身份未必是世袭的。在更加复杂的农业社会，出现了一些世袭的政治职位，往往是职业官僚和职业军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某些社会，归属身份（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在正式的社会分化上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获得身份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和地位的时候可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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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分化的这些标准，存在着很多的理论视角，例如性别、年龄、阶级和社会地位。人类学中最热烈的辩论之一事实上也涉及有关分化、权力和等级的论题。本章及其后面的章节谈到了一些分化中最普及的标准，当然还远未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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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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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性别差异，有两种从根本上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当然的生物学上的差异；各自的生殖器的外观和功能都不同。女人生育孩子，男人通常身材更为高大，等等。在这个层面上，通常使用“性”这个术语来代替“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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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实际上性别差异在文化和社会角度上被系统化和制度化了。人类学家关注的大部分也是这种差异，它使用术语“性别”区别于（生物学的）“性”。所有的人类社会对男女之间的差异都形成了概念，所有社会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是重要的。但是，在计算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因此很难形成有关性别的概念。性别最好是被当成一种关系来研究——男人通过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定义，反之亦然——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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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里，人类学研究中，性别被忽视。这似乎有点令人惊讶，因为性别身份很可能是个人身份中最为根本的基础。经常因为其民族志的细节描写而备受赞赏的马林诺夫斯基，如今被认为完全忽视了重要的女性制度并夸大了男性对特罗布里恩德社会的再生产的贡献（Weiner 1988）。在许多其他的经典研究中，也被指出社会行动者或多或少地等同于社会上的男性。这种视角可以被称为大男子主义。1970年代以后，情况似乎产生了变化，性别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部分研究关注于“原初的母权制”的想法：18世纪很普遍的一个常识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由女性统治的。从这个角度，有人认为，这种在许多人中间流传很广的观念，很可能是由男人创造出来的神话，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凌驾于女人之上的权力是正当的（Bamberger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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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相对无权和所谓的普遍被征服的地位也面临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它们同时形成了支持和反对西方的“歧视”和“权力”观念的辩论基础。有人认为，尽管女性在许多社会被剥夺了正式的政治权力，她们却能在家庭内部用间接的方式施加相当大的权力影响。也有人提议，人类学家涉及的歧视概念可能带有我族中心主义的成见。即使从欧洲人的视角去看，传统的中东社会的女性是被歧视和无权的，她们却很可能不这样看待自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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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近的有关女性的人类学研究并非首要地谈论“女性地位”的问题，而是更关心不同社会里男性-女性关系中的不同方面。一些人类学家发现，不仅女人，也包括男人，都是被性别所塑造的（例如，Herzfeld 1985; Herdt 1987; Gilmore 1989; Archett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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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无处不在，且清晰可见；也许这正是其一直受到人类学家忽视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像亲属制度和民族区别一样，性别不是天生和被上天所赐，而是社会形成的。有关性别的概念和习俗的重大差异揭示了这一点。很可能所有社会都会有认为特定的性别差异是“天然”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本身就是被文化所建构的而不是来自自然。因此，当代人类学关于性别的一种视角不是试图回答“什么是真正的性别”这样的问题，而是更加注重探讨“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建构之间的关系”（Strathern 1988，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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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中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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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只具有简单的劳动分工和很少职业分化的社会里，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还是有所区别。我们已经了解过雅诺马马人和富拉尼人的例子。在有些社会，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是最重要的，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仍然是狩猎-采集社会，或掠食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大部分现存的人类只由猎人和采集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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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可能注意到这个累赘的术语“狩猎-采集者”，而不是简单的“狩猎者”，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理解采集者的重要性。在这些民族中，一般男人打猎，女人搜寻粮食。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和其他局外人都以为打猎是这些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些社会的男人们不停地提到打猎，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打猎是唯一最重要的活动。在对这些群体进行的有关营养的详细研究中，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却揭示了营养的最重要来源是由女人收集到的块茎植物、昆虫、可食用的植物和小动物，而男人的狩猎活动是无规则、不确定的，无法形成可靠的维生基础。在理查德·李（Richard Lee 1968）所研究的桑人中，渐为人知的是，人们所吸收的三分之二的营养都来自采集者所带回的食物。但是，男人将他们的社会视为狩猎社会，而女人的常规工作却没有得到与打猎同样的象征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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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认为，就像一个假说，在女人的经济贡献非常重要的地方，女人的影响力最为重大。波思拉（Ester Boserup 1970）比较了许多农业社会关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她的主要结论在当时令许多人吃惊，她认为，在许多社会，尤其是非洲和其他不使用负重动物的社会，女人承担了大部分主要的农业工作，同时，她们在自己社会中的影响力普遍高于在那些女人只负责家务领域的社会中的女人在自己社会中的影响力。波思拉的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是：农业社会中女人的政治地位在引入新技术以后一般会衰落，因为这种技术常常是被男人所控制。此外，土地也常常由男人控制。波思拉认为，当女人的经济贡献消失以后，她们的地位就会减弱，这却是一个棘手的论题。因为，经济贡献是什么呢？正如所显示的那样，搜集粮草可能没有打猎那么壮观，也较少被仪式化和被谈论（就像工业社会中的家务劳动一样），但这无疑也是一种经济贡献。下面的例子可以描述性别、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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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都鲁库人（Mundurucú）居住在亚马孙盆地的东南部（Murphy and Murphy 1985），传统上与亚马孙森林的一些其他民族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村子的水平上被政治一体化，每一个村子都是政治独立的，各自大约有50到100个居民。他们是园艺种植者，种的是块茎植物、水果和蔬菜，此外也捕鱼和打猎。也就是说，男人外出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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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是以性别为基础的，男人负责清理地面，但是栽培、除草和收割都是女人的工作。女人还要采摘野生的水果和坚果，而捕鱼时需要男人和女人的合作。墨菲夫妇（The Murphys）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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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人认为自己主要是猎人，而不是菜农或渔民，宗教被定位在狩猎上，精神世界也是与这种游戏紧密相连。男人们感到光荣的是成为一个技艺娴熟的猎人，而不是土地上勤劳的农夫。（Murphy and Murphy 1985，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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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园艺种植活动比捕鱼和打猎更加重要，并且也需要更多的工作。但问题并不单纯地只与营养有关：权力和威望也事关重大。所以，如果认为射中一头羚羊比种出1000公斤芋头更有价值，这也未必能够改变对于群体的生存而言，芋头比羚羊更为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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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都鲁库人的社会在政治上由男人支配，像其他男性支配的社会一样，当“每件事都发生错误”的时候，他们也讲述了有关原初母权制的社会秩序的故事，后来一切都被一个虚构的文化英雄最终改变了。这种神话必须被看做是思维方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再加上对于狩猎是一种维生方式的错误强调，它们有助于使男性霸权合法化（或正当化）。不过，可以注意到，如果蒙都鲁库人认为女性的附属地位是“自然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就无须存在：这些故事是作为警告而被讲述——除非男人时刻警惕着，否则女性会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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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仍然要问，为什么在大多数已知社会里，男人具有政治和文化霸权，而男人并没有比女人对于群体的物质生存做出更多的贡献？让我们来思考一些试图对这种多多少少是普遍的权力差异所做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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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和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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