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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章 社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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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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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25节第29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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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性别和年龄一样，印度次大陆的种姓制度从表面上看是指天生的归属特征。从理论上说，改变一个人的种姓身份就和改变他或她的性别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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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的概念有所不同，并不仅仅因为阶级存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而种姓通常只与印度教和印度有关。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展示过，阶级社会中多数人都是接替了他们父母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你也极有可能仍然留在工人阶级中），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社会阶级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许多社会中，阶级身份主观上被认为是一种获得身份而不是归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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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两个概念都很难被正确地界定。让我们从种姓概念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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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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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既包含了“文化”方面也囊括了“社会”方面；也就是说，它既是与印度教有关的符号系统，也是一整套的规范和实践，用于调节社会组织、互动和印度社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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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可以被定义为用世袭身份将整个印度社会划分为几个同族群体的一套制度，同时，这些世袭身份相互间的区别和联系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有关婚姻和接触方面的分离；其次是劳动分工的区别，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每个群体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职业；以及，最后是等级制度，区分高级和低级种姓，将所有群体分为不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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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种姓制度根据归属身份将人分等级，它提供了各种规范调整不同种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劳动分工制造了种姓间的相互依赖，而劳动分工则意味着特定的任务只能由特定类别的种姓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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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种姓制度基于仪式化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而这被用来证明不同种姓之间的分离和劳动分工是正当的。仪式化洁净的变化程度意味着，如果高级种姓的成员吃了由低级种姓成员所准备的食物，那么这个高级种姓成员就被污染了，诸如此类。而且，只有婆罗门（Brahmin）的成员才有资格领导宗教仪式。每个种姓都有自己所提倡的言行举止的标准；例如，高级种姓倾向于成为禁酒者和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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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纳（VARNA）和迦提（JÃ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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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等级制度，将所有印度人口分成了四个主要的群体，不同的种姓（the varnas，梵文意思是“色彩”）：婆罗门（Brahmin，教士）等级最高，接下来是刹帝利（Kshatriyas，武士和统治者）、吠舍（Vaishyas，商人）和首陀罗（Shudras，艺术家和工人）。完全不在种姓系统之内、这个阶梯的最底部，是所谓的贱民（Untouchables），之所以用这样的英语单词称呼他们，因为高级种姓的成员在接触到这种污染的人之后，要不得不经受一套复杂的净化仪式才行。三种高级种姓的成员被认为是“出生两次的（twice-born）”，因为他们参加过一个使精神再生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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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姓制度进行这样的描述，尽管并非是不正确的，却过于简单化并最终可能引起误解。首先，必须注意到，也有一些非印度教信徒被包括在种姓制度之内：印度大约有1.3亿穆斯林有他们自己的种姓（通常是低级的），还有许多异教徒的群体有时被认为是“部落的”常常被归类为贱民。其中一些人，部分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已经转向基督教或佛教。并且，种姓制度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社会以外也存在——从佛教的斯里兰卡到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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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印度人口的这五重分割是高度抽象的，在日常生活只有相对较微弱的意义。印度的社会人类学家斯瑞尼瓦斯（M．N．Srinivas）早在1950年代就写道：“种姓制度的真实单元不是四种种姓中的一种，而是迦提(*)，这是一种非常小的同族群体，从事传统的职业并享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仪式和司法自治。”（1952，p．24）在印度有好几千个迦提，它们分别都代表了一种世袭的职业或手艺（即使有些已经不再被从事），并且对同一地区的其他迦提和特定地方的仪式等级体系具有长时间的义务。大多数迦提相对都比较小，但是有一些很大，并且是内部分化的群体，在不同家系分支之间具有不对称的联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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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提（亚种姓）和瓦尔纳（种姓）之间的水平上，我们发现了全印度各种职业的种姓，例如铁匠的姓“Lohar”，就包含了全印度的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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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的实际功能主要是为了使当地迦提成员将自己与其他地方的迦提相联系成为可能；此外，它代表了一种固定而抽象的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可接触的贱民”（现在被叫做达利特[Dalit]，意思是“被压迫的人”）在种姓系统中完全没有位置，但他们却属于迦提。斯瑞尼瓦斯（M．N．Srinivas 1952，p．30）写道，低级迦提的成员，总想要提高他们的等级，“通过采纳禁酒主义和素食主义，以及使[他们的]仪式和万神殿尽可能使用梵文”；他补充道，这种种姓攀升的过程，在这个次大陆已经导致了一种显著统一化的价值体系。换句话说，关于区分高级种姓和低级种姓的价值观和标准，似乎已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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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吉摩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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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乡村，传统的以迦提为基础的劳动分工被称为贾吉摩尼（jajmani）制度。它由一整套惯例构成，规定了不同种姓成员之间的产品交换和服务。也就是说，每个种姓对其他种姓都具有特定的义务。从系统的角度看，幸亏有了不同种姓之间的相互依赖，整个村子才能被维持成一个社会系统；从行动者的角度看，你可以说，它创造了意义重大的对于个人机会的结构性约束。贾吉摩尼制度从意识形态上与宗教相关，并通过宗教正当化，因此有助于维护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维护种姓制度内的相对等级。清扫夫的种姓成员实际上从事清扫的事实被用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事实上是污染别人的；而同时，他们又不得不从事清扫，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污染别人的。这样，种姓制度的社会和符号方面相互连接，并通过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之间制造一致的对应物而得以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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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贾吉摩尼系统很少有金钱流通，大部分是通过商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换而构成。通常，这些回报馈赠（prestation）不会保留确定的账目，因为每个种姓对其他种姓都具有特定的义务。在现代印度，按照传统惯例使贾吉摩尼制度发挥作用会很困难。首先，货币经济使人们有可能从无贾吉摩尼关系的人那里购买所有种类的服务和商品——如今这已经得到普及。其次，印度社会的变化已经产生了大量新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却没有被贾吉摩尼制度合法化。第三，印度乡村与资本市场和国家官僚体系的合作减弱了迦提之间的纽带关联，都市化使贾吉摩尼制度变得不切实际。它确实用稳定的经济体系和劳动分工整合了乡村的社会系统，但它在像孟买这样经济变化快、人口高度流动、劳动分工十分复杂的大城市却无法适当发挥功能。这并不意味着迦提和职业之间的每一个联系都消失了，只是比起在传统的乡村，这种联系变得更加薄弱、模糊和易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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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与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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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与其他的社会等级标准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更加“传统的”环境中可能也会很复杂。贝利（F．G．Bailey）在比斯帕拉（Bisipara）的乡村对“种姓攀升”和政治冲突的经典研究（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Orissa]，参见Bailey 1968）揭示了这种复杂性某些方面。他的视角大部分以行动者为中心，而其他大多数的印度研究关注的是各种系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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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斯帕拉，贝利从事田野调查的1950年代，贾吉摩尼制度仍然或多或少是完整无缺的，但是某些影响因素已经从外部进入。这个村子已经被整合到现代印度国家，尤为显著地表现在重要的政治职业机会在当时已经可以提供给低级种姓的成员了。贝利描述了村子内部不同种类的政治冲突和竞争。我们将仔细观察以下两种：种姓攀升和种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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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三种可能的方式可以提高他们的地位。他或她可以试图改变种姓身份（这在一个小村子里是极其困难的），试图提高他或她自己的种姓相对等级，或者抛弃整个种姓制度并试图在外面获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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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比斯帕拉的制酒者（distiller）已经稳步地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但这并没有使其仪式化洁净度也获得提高。事实上，人们可以非常富裕但却是肮脏的，反之亦然，尽管在富裕程度和仪式化洁净程度之间易于产生一种交互作用。种姓的首领因而努力要将他们的经济资本转化成仪式化洁净度。首先他们必须通过被总称为梵语化（sanskritisation）的过程使自己的行为得到净化，他们还要停止举行低级种姓的典型仪式行为（例如动物献祭），同时，在其他方面要采取婆罗门教的规范，成为素食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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