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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一章 政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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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寄生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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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茨（M．J．S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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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权力相连接，不论是人们之间相互施加的权力，还是社会通过对人们的行为施加制度化约束从而掌握权力的方式——约束的范围包括从财产税到刑讯和种族灭绝。不过，政治也与预防违法和风险有关，也就是说，政治关乎法律和秩序、人权的落实、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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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社会，都能通过分析识别出政治，但这决不是说，人类学家研究过的所有社会都拥有与其他社会领域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国家社会中，似乎相当轻易地就能描绘出什么是政治，而什么不是。在这些社会中发展出来专门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涉及正式的政治制度：什么是合法集会、地方行政、选举模式和被社会认可为是政治的其他方面。在非工业社会，从社会生活奔腾不息的河流中，把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挑选出来可要困难多了。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我们把政治作为社会所具有的东西，一套专门化的制度。在没有中央集权政府的社会中，政治系统更多地被看成是被密切编织到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中的东西。非常常见，在无政府社会中，亲属制度和宗教实际上与政治是无法区分的。作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的那种制度上的差异在许多其他社会中是缺乏的（例子见Godelier 1975），这意味着期待找到可以确认的例如国会那样的政治机构往往是没有结果的。所以，政治人类学家不得不寻找政治决定的形成机制——他们必须找出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出的、谁受到这些决定的影响、什么规则和规范控制了政治行动、霸权如何受到挑战，以及社会的统治者会安排哪些可能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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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经典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仅仅只是无政府国家是如何被完全一体化的：它们为什么没有因为缺少一个核心权威而四分五裂，它们是如何想办法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的。今天，随着南半球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国家的出现，大多数政治人类学家却反过来研究国家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问题常常是这些社区的居民是如何抵制中央政府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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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下也会涉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章的内容将以无政府社会的政治作为其出发点，并且讨论首领和“大人物们”如何获得他们的权威地位，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司法设施的非集中性的居民和“群龙无首”的社会是如何解决冲突的，以及权力如何被看做是政治游戏中的奖赏。从现代国家的优势地位看过去，像努尔人、帕坦人和雅诺马马人那样的部落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似乎是极其单薄和脆弱的；事实却是，许多这样的群体已经被证明了具有非凡的结构稳定性，它们持续的时间比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欧洲政体还要长，尽管现在，它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国家政府和资本主义经济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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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人类学家强调不同社会如何被整合（系统的视角），另一些则强调个人如何为了他们的利益而采取各种策略（行动者的视角）。在这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两种视角都是有用处的，所讨论的实证材料将阐明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同时还有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政治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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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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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政治人类学，对权力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权力的概念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最古老的并且如今仍然最有影响的对权力的定义是马克斯·韦伯做出的，他写道，权力“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Weber 1978[1919]）；也就是，使别人做了他们本来不想做的事的能力。根据韦伯的看法，人们相互之间都有权力。关于权力的其他观念，包括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激发的概念，也包括结构的权力，就是那些嵌入劳动分工、立法系统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的权力关系。这时，在许多语境中谈论“系统的”或“结构的”权力似乎立即变得有意义了：对规范和含蓄的规则的遵从可以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结构化权力的形式——要说出是谁迫使我将叉放在我的左手边和将刀放在我的右手边可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将文化习俗所规定的任何行为都包括在我们的定义之中，权力的概念将有可能会被稀释并且变成习俗、规范甚至文化的同义词。所以，遵循韦伯对权力、权威（Herrschaft）和影响力的区别可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影响力是权力的默认前提的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权威，在韦伯看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无须理由的。而权力本身则是不断地遭到挑战而必须要加以防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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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别对应于以行动者定位和系统视角之间的差别。你可以说，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面临着的一个巨大挑战就在于试图充分地评判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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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所有言行举止都是处在某种形式的高压统治之下？还是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在某种意义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我们选择自己的行动，但是并不能选择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你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身无分文，你就不能选择去投资台湾人的电子工业；在政治职位世袭的地方，一些人不能轻易地选择废黜社会中的首领；而只要提夫的法规声明只有男人才拥有土地权利，提夫的女人就不能为她自己买到小块土地（参见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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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行动者在他们能够做到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买一家工厂可能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我能够选择将我的薪水存在银行还是花在买啤酒上。而且，对于萨罗伊妇女（第九章）来说，虽然不可能获得正式的政治地位，她们却可以通过非正式渠道发挥相当大的影响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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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味着实际上所有人都具有某些潜在的权力或影响力。但是，这种资源，就像所有其他资源一样，是被不平等地分配的。我们应该进一步意识到，对于可比较的探索而言，权力是一种有疑问的现象，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人可能缺少与我们的权力概念相对应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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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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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的另一面，无权，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不等同于权力的最小值，而应该是对缺乏发挥权力的能力的概念化。在这个意义上，“沉默的”群体（参见第九章）就是无权的群体。因为缺乏沟通渠道、缺乏组织或在资源上的类似贫乏，他们被阻止应用各种有效方式提升自己的利益。按照米歇尔·福柯的术语，无权群体被社会的主导话语所压服，日常语言的各种方式构造了世界并巩固了整套价值观（也可参见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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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Steven Lukes 1977）建议从三个层次研究权力。首先，它能够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也就是实际上决定被做出的地方，这是对权力最简单的视角，只关注事实的、可观察到的事件。其次，也可以通过观察无效决定来研究权力，也就是，所有那些在政治系统内部涉及的但却没有被采纳的政治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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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认为，通常被社会科学家所忽视的第三个层次，是包括“沉默的”或无权群体的，他们的利益甚至从未被提上议程。这些利益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声音，它们被边缘化了，变得无法看见。关于权力的这种视角在女性主义学者中很普遍，在有关本土人口的研究中也很常见。关于沉默的群体的研究也展示了，这些显然是无权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往往却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策略去提高他们对自己的存在的控制能力。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1985）就如此显示了，通过对当局的不合理要求进行系统破坏，贫穷的农民也可以维持相当高的自治水平。斯科特著作中有关东南亚农民的反抗的概念后来在对该现象的更大范围的人类学研究中变得流行起来。斯科特这样定义“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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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到那些相对无权群体的普通武器：步履蹒跚、装糊涂、逃跑、假装顺从、偷窃、假装无知、诽谤、纵火、阴谋破坏，等等……他们只需要很少配合或计划，或者不需要；他们利用含蓄的理解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Scott 1985，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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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奴隶的研究（例如，可参见Lewis 1983）揭示了类似的策略在那里也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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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和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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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通过纯粹的恐怖行动和暴力——令人遗憾，许多政体正是这么做的，任何社会的权力把持者都必须通过这种或那种的途径使他们的权力被证明为是正当的或被合法化的。在蒙都鲁库，男人对女人的权力的合法化是通过参阅神话而来，这些神话描述了他们如何获得了对神圣的喇叭的控制。在印度社会，婆罗门可以通过归属身份和宗教语境证明他们的权力是正当的。而在议会民主政治中，当他们要发布不受欢迎的政策时，立法集会可以提到这是选举结果中所体现的“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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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假定非常普遍：非工业社会中的权力矛盾是遵循传统和归属身份的，而在工业社会中，成就更加重要。这一观点已经遭到多个角度的批判。首先，用成就来解释工业社会中的每件事是不正确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关系也可能非常重要，就像在非工业社会中一样。其次，在这点上，被错误地归类地大量的非工业社会或曰“传统”社会的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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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的/获得的区别在政治的比较研究中却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假如我们没有从类别上将它与特定的社会类型相联系的话。更确切地说，这种二分法是每个政治体系的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会问，个人的属性在多样的政治体系中有多么重要，并且那些世袭的和遵循归属的方面有多么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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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民主中的所有个人都具有获得权力的同等机会的想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类似地，有关“为了大众利益”的观念也常常被看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从一个更加广泛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政治权威依靠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它必须被证明为是正当的。如果其理由被大众所接受，我们就可以跟随韦伯一起，谈论权威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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