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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地位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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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探究的范围包括从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系统一直到两个人之间互动的简单系统。这两个方面均提出了如何对待作为个体的人这一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某些方面异于任何人。即使在研究小型社会时，我们也会因个人的千差万别、每个人的私人癖好和似乎是反复无常的行为而弄得不知所措。问题在于，怎样把参与到一系列事件——事件绝不会丝毫不变地再现——中那些独特的人格的万花筒变成某种文化的有序而首尾一致的描述。他们的全体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的共性是什么？把个体行为归到行为的最小公分母的一种方法，就是参照指导行为或假定是指导行为的规范。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就从个体的殊异和风格转向社会期望的行为关系，即对特定情形中的人正常可期望什么。另一种避免混乱的方法是把我们研究的那些人当作各种“角色”或“社会行动者”而不是私密性的个体。这绝不是剥夺个体的唯一性，而是仅仅认识到任何人均有隐秘的一面和公开的一面。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智能足以把握公开的一面，而把整个个体的研究让给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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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个体都是某种“官员”，因为我们都身占某位，同时这位置也带来权利和责任。有医生与教师、富翁与穷人、男人和女人、老人与青年、母亲与女儿和一大堆社会承认的其他社会范畴。社会按照某种被认为是重要的标准，把人们当作对象，把他们彼此分开，甚至将他们的人格区分成有社会意义的隔间，以此来分类先赋。于是，一名妇女可以同时是一位母亲、女儿、姊妹、妻子、孙女、证券经纪人、三十多岁的人、白人、基督教长老会信徒、中产阶级如此等等。诀窍就在于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对正确的人，表现出这些身份。这听上去像是一种不大可能的戏谑，但我们确实日复一日地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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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在其著作《人的研究》（1936）中，首先把这种按职位和身份进行的划分变成系统的理论。林顿用“地位”一词来指在某个社会系统中的身份，与此相关的“角色”一词，用于指对占据某种地位的人所期望的行为。给现象的命名一般来说只是局部适用。角色一词因为带来了一场戏中台词和情节的涵义，故极为贴切，一个社会角色确实就像一出戏中的角色。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种意思：“整个世界乃为一舞台”，这句话把戏剧中的比喻推进了一步，提醒我们是在观众面前扮演我们的角色。然而，地位一词由于和等级与声望的普遍联系，成了纠葛不清的根源。林顿反其道而行之，在中性的意义上用地位来指生活中适宜的职务（niche），而与对地位或地位持有人的尊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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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与角色的概念都是相当简明的概念，但必须牢记对地位可作多种解释。例如，一名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大家公认的地位，尽管在许多社会里教育不过是长辈一般职责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专门职业；在那里不乏多种教育，但却没有教师。然而在我们这样的复杂社会里，教师因专门的教育需求而具备一个清晰界定的位置，获准占有这个地位，并有专门的岗位名册。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教师就是施教，别无他意。但是在教师地位上的人，一般总是被理解为在学校这样的机构中完成他（或她）的教学工作，在那里他按照课程表、教学大纲教学，通常负责向学生传授某种科目的学问。教师有一系列规定的职责和权利，这就形成了他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任务，当然是要保证学生学习并有效地与学生进行交流。但是，教师也必须维持秩序，该角色中还存在的规训方面有时使他疏远学生或严厉地对待学生。教师还被期望对学生一直保持公正的态度，既不允许偏袒，也不允许有其他考虑渗入师生关系中。就教学地位的各个方面而言，每一名教师总是略微有些不同地扮演他的角色，但所有的教师都趋于保持在惯例和法令所建立的限制之内。教师的行为若严重背离对他的期望，可能会导致否定性的惩处，包括官方的指责、解雇、课再也上不下去，或干脆就是对他毫不掩饰的嘲笑。无论怎样把自己幻想成一个个人主义者，教师或任何其他角色的扮演者都深知有一个限度，超越了限度，个人的风格就变成了荒诞怪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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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天生授予我们或至少生来就已预定好的地位，其余的是我们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获得或至少是无意中获得的。林顿把后者叫做“获致地位”（achieved statuses），而前者则称为“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es）。先赋地位是人们难以避开的地位，如某人作为男人或女人的地位，或我们在生于其中的家庭和亲属圈中的地位，这些都不由选择。一个人可以通过易装癖（transvestism）或外科手术来改变性别地位，但这只是极为罕见的情形。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性别地位是先赋性的。同样，一个人生来就被置于某种亲属地位，这将限定了他与亲属们的一系列关系。一个人可以挑选朋友，但无力选择亲戚，据说某人能够避开亲属纽带的唯一方法是离家出走，许多人，有老人也有青年这样做过。同理，按定义人生来即为婴儿，要是不想成为少年、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唯一出路就是早赴黄泉。差不多任何情况下都有性别、亲属关系和年龄这三种地位，它们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中。要改变一个人的先赋地位几属不可能，代之以改变角色的尝试也难以令人满意。妇女运动也只是要求经济上的提高并得到妇女应有的个人尊严，灰豹党人（Gray Panthers）反对强制退休，为获得更完善的医疗和社会保险权利所进行的院外活动，目的也不是让老人返老还童。他们努力的偶尔成功，告诉我们先赋角色并非由生物因素死死固定——甚至性别角色也是如此——我们确实可以超越社会加诸我们的某些机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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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性别和亲属关系并非先赋地位的全部，但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的先赋地位也就此三种。肤色或种族，在美国社会是一个先赋地位，与之相随的是一类宽泛的角色行为。社会并不自动指定一个美国黑人也应该是穷人，但如果某人是黑人，那么他就比设若自己是白人更易沦为穷人。这种地位通常使黑人生活在美国城市的某些街区谋生，这使他们无力于寻求教育和工作，甚至使他们继承美国英语的一种特定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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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的先赋地位与某些生理特征相关联，但也存在着其他差不多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没有这些生理特征区分的地位。其中之一即为“种姓”（caste），一种众所周知的印度的等级集团，不过这种制度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曾发现过。在过去的印度，一个人生下来即被赋予父母的种姓，在种姓内结婚，至死都是种姓的成员。人们不可能改变他的种姓，假如一个人异常活跃且雄心勃勃，他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为改善整个种姓的等次而呼吁。最后，另一种先赋地位就是世袭等级或世袭职位。在英国，一个人依仗出身可以成为贵族，国王或女王通过直接的血统世袭，君主的长子继承王位，如果没有儿子，就由长女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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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些先赋地位，但数量有限且因社会而异。另一方面，获致地位的数量又可以根据人们所参与的每一项活动和每一种职业像洗衣清单一样列出来。例如，绝大多数工作都是获致地位，在我们这样的复杂社会中，存在着成千上万各不相同的职业，也存在着令人眩惑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地位、宗教地位和一整套闲暇的地位。林顿选用“获致”一词不太适宜，因为它意指奋斗和成功，而一种获致地位可能是人们掉入其中或恰巧碰上的，一个乞丐的获致地位恰如银行家的获致地位的性质。通过生活的机遇，人们兴许赢得了该位置，兴许被困在这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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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进步的尺度之一是获致地位数量的增加，在这种国家里获致地位可达到超过先赋地位的地步。而在最为简单的社会中，几乎全无获致地位。许多群体仅按性别、年龄和亲属关系的标准来组织。政治上的领导角色可能很少也极为微弱，直接来自世袭，甚至宗教职位通常也经由亲属关系的网络传递下去。初民社会中一般按亲属关系的标准组织社会群体，主要的劳动分工按性别和年龄的界线划分。有男人的工作、妇女的工作，有成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任务。生活之路几乎是唯一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受到社会极度简单性的制约。获致地位的分化和激增是技术及相关的社会制度不断进步的作用，因为获致地位反映了劳动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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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社会先赋地位的分类方法可能各相殊异。每一个社会都有亲属关系制度，但不同的社会中该制度给各个亲属派定的角色有所区别。同样，每一个人都有年龄，但不同社会在划定年龄群的方法上各有千秋。在最简单的社会中，“十几岁的女孩”并不是一个文化范畴，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年龄的女子已经结婚，并且被当成妇女了。为年龄设定的角色也大相迥异，在某些社会里，人们想要成为长者，因为这种地位带来尊敬和爱戴。然而在美国，人们惯于或是靠装饰或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尽力隐瞒［真实］年龄。如果旁人将此当作是一种愚蠢，那也无关宏旨，因为在我们的国度里年迈比愚蠢更属罪过。如前所述，性别角色并不完全由生物学指定，它们也因社会而异，甚至在同一社会中也有差异。例如男同性恋就被归结为一种男性的特征，但它的角色行为却被认为背离了男性规范。简言之，先赋地位可能是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但我们扮演角色的方式却可以把这种地位定义为确定的亚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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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赋地位和获致地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范畴，将先赋和获致交织在一起的方法是角色分析最富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在获致地位中更清晰地显示了先赋和获致的相互渗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总统的职位，该职位只有两个在宪法上颁布的限定：必须满35周岁；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除此之外，“美国梦”就是任何人都可能当总统。当然，事实上尚未有女总统、非白人总统、犹太人总统，仅有过一名信天主教的总统。很使人疑惑的是，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的总统选举中或许有众多的反天主教的投票，但这无法确定，因为人们不愿意对政治民意测验人泄露他们的偏见。近年来，这种偏颇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和，1984年民主党的一位妇女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紧接着杰西·杰克逊在1988年大选中的抢眼表现，已使女总统和黑人总统的想法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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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和亲属关系对获致地位的影响在美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都可发现。就美国社会在法律与经济方面对待人民而言，我们乐意用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术语把我们的社会叫做“普遍性”的社会，亦即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和机会，完全以能力为基础而被选到某个岗位上。然而，整个20世纪妇女们不得不为争取机会和报酬的平等而不懈斗争，可这种斗争几乎没有胜利过。美国黑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情形，自从《解放宣言》以来，在美国社会的任一地方，黑人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1863年之前，他们甚至不具备作为人的合法地位。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得不对某些工作或大学招生设置定额分配制，尽力增加黑人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定额却招致了某些人的攻讦，当这些人见到非正式的定额排斥黑人时却缄口不言，他们引用美国的普遍性传统来反对有利于黑人的定额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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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和大企业中，美国人并不指望依靠亲属关系谋职，虽然人们不满地将之称作“裙带关系”，但这种事却时有发生。许多人坚持认为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把企业传给儿子或女婿不属裙带关系，但当某人主要是依仗有影响的亲友的“提携”而进入大公司或政府机关，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裙带关系了。今天，如果强制使机会平等，可以想见许多隐藏的先赋性资格将会除去或逐渐消失。对黑人家庭来说，现在有可能在城郊区域购买一套房子，而从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黑人］家庭仍需要足够的钱作现金支付，财产上的差别加固了肤色的屏障，但这毕竟是离开先赋性的小小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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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地位混杂着获致地位和先赋地位。我们应牢记对某种获致地位的细微或显著的先赋性障碍。煤矿主是一个获致地位，但整个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女煤矿主。至于男人，获致也不是指自由的选择。当你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哈伦县时，不是下矿井就得远走他乡。先赋地位对地位系统的各个部分都有强烈影响，因为它们通常包括个人身份的全部意义，并且深深植根于异常顽固的文化价值中。人们难以评说作为一名教师或一名管子工的角色重要，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角色重要。人们首先想到他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是我们所有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培养出来的角色，它铭刻在我们的人格和存在的真正意义之中。所有其余的角色均以此为基础。现在一名妇女可以成为一名司法官员，但她将被自己的同事、公众以及自身认作是一名女警官。同样，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差别之一即是白人只在某些场合把自己看作白人，而黑人的意识中总是不断地翻腾着种族身份。与此相似，除非某人没有腿，否则是绝不会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走路的，假如真是缺腿少肢，那他会整日为此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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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性别、年龄和种族的先赋标准对身份提出了总的要求，并且包括个人方面的某种义务，这可能渗入并影响到他或她的所有其他角色中。有些获致地位几乎具备与先赋地位同样的力量。美国的阶级地位，很大程度上算是先赋地位，但也可以是获致的，既是职业、接受教育的总量和类型以及一般生活标准的原因，同时也是它们的结果。某些职业地位对身份有相似的影响。例如医生的地位，不仅可使人稳稳地在中产阶级上层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也为人们极度敬重，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位置。医生不是一种“工作”（job）而是一种“职业”（vocation），他的同事和病人都同样期望他在与顾客和一般公众的关系上保持某种庄重的举止和冷静的态度。与病人的客观性态度潜在地会影响到其他关系，如和亲属的亲密关系，而医生一般不能医治自己的家庭成员。作为医生整个人的范畴性，具有某种阻隔效应（isolating effect），这种效应在医生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疏远的背景。因此，绝大多数医生的社交圈只是医学界人士，恰如警察——另一种整体地位——总是与别的警察共度闲暇，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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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生与其家庭的关系问题，引出了重点在于论述地位和角色的一些文献。事实就是如此明了：我们均持有多重地位，因而被期望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单一的个体在其年幼和年迈时具有的地位最少，而中年时期最多。新生儿只有婴孩的年龄地位，是世界与他相关联而不是他与世界相关联。儿童还有性别地位，对小女孩，父母经常下意识地以某种有别于对待她们兄弟的方式去爱抚她们、对她们说话、与她们嬉玩。从很早阶段起，我们就开始培养孩子的性别角色。新生儿呱呱坠地即拥有一个亲属关系系统，因为这孩子是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至少有一个母亲或一个母亲的代替者。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孩子也会有一位父亲，有姑（姨）母和叔（舅）父等等，这就赋予他一个完整的地位网络。随着自身的成长，孩子逐渐接受了其他的地位和角色，其中大部分是获致的。他或她将成为一位朋友、一名学生、一名童子军或其他不管什么，地位系统的扩展也伴随着挣脱家庭圈子投入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天地中。完全成年的人可能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位丈夫，会有孩子、工作同事、宗教职务，也会占据政治位置，成为俱乐部成员和其他等等，这经常使中年的美国人感到自己陷入多重的、不免相互冲突的职责的海洋中。最后，退休、体弱多病、与自己那些正忙于负担家庭的子女相隔绝，从而造成一个剧烈的，通常是突如其来的地位消退。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企图高歌猛进延长人的寿限，却又忽略老年人，结果是老年人日趋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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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相互调整以形成各相关部分的有效组织是社会系统运行的方式，但每个人同样必须使他的所有地位相互关联以便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和人格的一体化。当孩子们早年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朋友期望自己扮演的角色与父母殷切盼望的大相径庭时，他们就发现了角色冲突的潜能。年复一年——或许包含着个人生涯的目标和对家庭的义务之间深刻内在的斗争——随着宗教伦理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悬殊或众多的其他冲突，这种潜能愈积愈强。在活生生的观众面前扮演各种相互关联的角色，这使每个人的协调其全部地位的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当在同一些观众面前表演多种角色时，必须努力使这些角色相互吻合。这样，就可以根据演员正在试图表现的整个自我形象保持这些角色的可信性和一致性。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通的解决方法是演员在不同的观众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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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领域由其社会地位来划分。某人可以有女儿的地位，这就规定了他对父母和其他亲戚的某种行为，但这可能与某人作为学生的地位毫不相干。固然，这两方面兴许会彼此严重抵触，例如母亲是一名教师，而女儿是她班上的学生。处在某种地位上的人与其他演员相关联的每一个范畴，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之为“角色丛”（role set），于是“女儿”地位的角色丛包括母亲、父亲和其他亲属，但“学生”的地位涉及与这位女孩有关的教师和同学。既然一方面对教师，另一方面对学生可以观察到不同的角色行为，则每一方面都可看作是“角色亚丛”（role subset）。社会生活的艺术之一是把角色丛分开，用社会学的术语叫做“角色丛分离”，这种方法同样也可有效地分离观众。于是，把学生安排在她母亲任教的班级中使这两类分离均不可能实现。母亲-教师将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免被责怪为偏袒，尽管这种公正与母亲的角色相冲突。女儿也同样处在窘境中，在班上她是否用“母亲”或“妈妈”这个称呼？当她的同学诋毁老师时，又该怎么办？扮演这样的角色真使人处境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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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离过程使个人具有了某种私密的领域，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赋予角色丛以秘密社会的性质，社会学家G．齐美尔75年前即指明了这一点。要我们按确定的方式在一群人面前表演的要求，同样可能制约着我们绝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在另一群人面前表演。一名医生在城外的集会上可与常人一样开怀畅饮而无需节制自己，但在病人面前必须小心翼翼，绝不如此行事。在都市和工业化社会中，分离轻而易举，因为其成员掩蔽于十足的数量中，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隐身不见。都市化如此分馏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个人只残存着这样的感觉：他或她的点点块块被撒入了这种景色中。小城镇将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即过分清晰性（over-visibility）这一问题。某个孩子可能衷心希望自己在学校的品行不为父母亲所知，但假如老师住得近在咫尺，这就非常困难了。某个杂货店老板，当他的朋友和亲戚也就是他的顾客时，孰为商务往来，孰为家庭事务就混杂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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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民社会中，角色丛分离问题与地位的性质纠葛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和角色趋向“功能专门化”，亦即角色是被相当狭窄地定义的，并且和极为专门的事务相关。地位有单一的、特定的涵义，它是唯一设定的。一个驾驶执照办理处的职员除了收费和在申请表上盖章外，对其顾客既无兴趣，也与其毫无关系。还是同一位职员，也许以父亲的身份同自己的孩子在远为多样的情形下相处。他教导孩子，检查他们的学业，与他们一起去野营，供养他们。这种父亲地位是多种设定、宽泛定义的，或者叫做“功能性弥散”，意指相关角色有大量的内容，可应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形，使关系更加深入也更加宽广。简单的初民社会具有小城镇那种角色清晰性以及绝大多数地位都是弥散多变的复杂因素。专门的地位易于区别和分离，因为它们在有限的背景下只具备有限的关联；一个人与执照批准人员也许一辈子只打一次交道，此后永不再见，但如果是亲属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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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地区的小型印第安人村落中，生活环境杜绝角色分离。不仅每个人的活动对所有人毫不隐瞒，而且每个人可以用许多方式与同一些人交往。一个男人可以是他亲属群体的政治领袖、该群体的祭司、许多成员的父亲和祖父以及联合经济活动的参加者等等。当他从一种地位转向另一种地位时，必须采取专门的步骤来保证角色各方面的分离。其中之一即是通过仪式和信仰，参加仪式者就获得了一种改变了的神圣的存在状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使用假面具和专门的宗教服饰，这同样将此人变成与之前不同之物并且与从前相分离。亚利桑那州的霍皮（Hopi）人，在入会仪式过程中有一个专事抽打年轻男孩的超自然的舞神（kachinas），实际是该村社的男人用面具遮掩自己的真正身份扮成的。同样，在圣诞节期间为不使孩子们知道圣诞老人原来就是他们的一位叔叔扮演的，就必须精心伪装。已故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认为，角色分离的非凡要求构成了许多初民社会中大量精致仪式的基础——这对于英国大学中的一名教授而言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在那所大学中教师至今身着长袍。通常于神圣的情形下进行的社会身份的变更，是使初民生活变得充满宗教价值的途径。因此，现代生活中地位与角色的功能专门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生长的世俗化的核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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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人格，部分地是此人社会地位的总和以及这些社会地位彼此调整方式的总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自我感觉很大程度上是他人对待和尊重我们的产物。既然这随之又受到社会角色的强烈影响，那么我们就是社会的产物。某些人类学家曾将人格比作一个洋葱，每一层就是一个社会角色。接近洋葱表面的是我们专有的、非本质表层的、较少承诺的角色，而接近中心处的角色，就其对我们的要求而言是弥散的、总体性的。当揭去一层层洋葱皮时，或许就日趋接近人的内心存在，接近真正的人。当然，当洋葱的最后一层也剥去时，就会发现一切都荡然无存了，这正好与极端文化决定论者的见解不谋而合：“你为故你在。”我曾经采纳过这种立场，然而，确实存在一种人类洋葱的内核，这是从人类体验的共同性中导出的。它是微小但又非常柔韧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我们某些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发生相互作用，这个内核的中心要素就是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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