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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新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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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思潮复兴之时，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的进化以及个别文化的进化，这二者间的区别曾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课题，这一思潮兴起于20世纪，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鼎盛，到20世纪60年代走向式微。这一所谓新进化论的主要设计者是人类学家L．怀特和J．斯图尔德。他们理论的特点是突出经济因素，尤其是技术因素，因而二者都是唯物论学派发展中的重要人物，这一学派在过去的30年间成为人类学中举足轻重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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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怀特对易洛魁人感兴趣，因而他受到L．H．摩尔根著作的影响。他并没有在摩尔根的工作中发现错误的理论——怀特早期的工作曾使他认为是这样——而是发现了一位尚未成熟的潜在的理论家。怀特认为人们低毁并且不公正地忽视了摩尔根的工作。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来捍卫摩尔根，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了一种更多地具有他自己特点的进化理论。怀特假定并经常当作事实来论述，是技术效率的增长——以一个社会中人均耗能来衡量——导致、推动并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最古老的、最少进化的群体只使用人力，尽管某些技术发明如斧、弓箭等使他们能更有效地释放能量。箭只是受到人力的推动，但手臂肌肉拉拽弓弦则转化为箭的射击。这就是在文化进化中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其意义不如农业的发展、使用畜力、发明蒸汽机或利用原子能那么大。所有这些都代表社会支配外部能源的不同阶段，并开始挥霍这个行星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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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特赞颂摩尔根，但他却不是一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由确定不变阶段的单线进化论者。虽然他看到由最简单社会到最复杂社会进程中的普遍序列，但他认为这是整个人类史，而不是这个或那个文化史都要经由的序列。他认识到，要整理出各项技术发展的编目就得在各大陆之间和各社会之间来来回回地周游考察。欧洲与美国可能是先发现了原子能，但肯定不是他们发明了农业、风力、或车轮。在怀特的著作中，技术比人类进步的显著阶段更为重要，是进步的主要源泉。对应于马克思的区分，他也作了一种划分。怀特认为，每一种文化都由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基本设施、社会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组成。前者，即技术，在他关于后二者图景中是决定性的。这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怀特并未承认政治体制、宗教和哲学可能影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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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如此强调文化进化的普遍图景，从而使他的理论提升到如此的普遍化高度，以致难以将其用于个别的事例。所以他在强调技术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注意到技术在具体背景中的应用。由于不能处理个别事例，理论就无法解释自然条件所设定的特殊环境。他随同他那没有告诉我们工具是如何得到应用的技术决定论而离开了我们。J．斯图尔德在1948年提出了考虑到区域生态因素的另一种理论。他的进化论很自然地产生于他关于文化生态学的观念，这在第六章中已作了讨论。如我们所知，斯图尔德发现，在极其相似的社会结构中，它们的工具、资源、所开发的产品，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也是相似的。他假定，这种平行关系是由于在所有时期都起作用的相似的力量，历史将揭示这些社会经由某种平行的发展途径。他认为，前面提及在五个彼此隔离的地区平行发展的都实施灌溉农业的国家，这一事例就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上面这一点。固然，并不是所有的复杂社会都进行灌溉，国家可经由其他途径进化。然而，“灌溉国家”毕竟是社会进化的一条途径，而其他处于不同环境具有不同技术的群体可能会循着别的途径进化。斯图尔德称他的理论为“多线（几条线路）进化”，以强调这一历史的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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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理论被普遍化，以提供了对全人类文化进化的一种解释；而斯图尔德的理论则说明，在为数有限的具有相似经历的社会中如何有序地出现了社会体制。在另一个意义上，斯图尔德的理论可用于判断和确定文化变化的原因。通过比较方法，他以生态背景的共同点来解释跨文化相似性或社会体制的再现性；在以比较方法验证了他的假说之后，他又回到历史，以提出进一步的确证。他的结论是，各种活动所涉及的文化生态关系，是社会变化与进化的基本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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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德与怀特在进化理论的某一方面奠定了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从未被驳倒过，甚至博厄斯学派也驳不倒。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它在E．涂尔干和19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的著作中也表述过，即社会和文化进化的标志是，社会-政治单位在规模与范围上的增长，由简单的社会发展到复杂的社会机体，或者由同质到异质的过渡。将非洲布须曼人（Bushman）的小群猎人与现代民族国家对比，即可说明规模与范围的增长。由于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和现代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又周密的相互依赖，确定群体与地位的准则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明显地说明了复杂性的增长。斯图尔德将规模与范围的这些增长视为“社会文化的整合水平”，这是一个不那么直截明了的词，尽管描述是充分的。最简单的和最小的社会单位之例证是几乎完全自主的肖肖尼家庭，然后是由一群猎人或居住于村庄中的农人组成的较为稳定的地区性群体。在这一序列中，最复杂以及无所不包的社会单位是国家。怀特的一位学生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也描述了类似的进化序列，由相对稳定的一群人到部落到酋长国到国家，规模渐次增大，政治控制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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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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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社会不断变化的兴趣，人类学进而研究由于群体的接触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这在人类学中即称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美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目的在于对现存的印第安文化进行编目及描述，对文化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限于进化图式或特质的传播历史。到1920年代，人们逐步发现已了解不到更多关于“土著的”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知识，学者注意力日益转向现在特许居留地上的居住者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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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西方文化渗入到什么地区的简单社会——实际上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是，那儿初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群体几乎于顷刻之间毁于疾病，另一些则为欧洲的强大军事技术所毁。与白种人通婚对人口作了过滤，许多人迁移到城镇和交界处的殖民者居留地生活。现存的美国印第安人被迫迁往特许居留地，南非的人民在武力的胁迫下去白人殖民者的矿井与农场劳动，澳大利亚土著人不得不依靠牧场和传教救济站，而残存的巴西印第安人则被远远赶到南美的腹地。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到处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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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两个或多个社会发生直接而持续的接触时，也就开始了文化涵化过程。由于不是少数几个而是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这样的联系，因而这一点在社会变化中并不是某种特殊的情形，而可以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因素。文化涵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是，大范围的传播是由于政治上具有优势的群体的竞争、实用主义动机，以及某些时候是由于胁迫所造成的。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殖民王国迫使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种植园劳动，在托管制下强迫他们去矿井干活，同样，也将基督教强加给印第安人。在这一过程中，印第安人经常吸收他们的征服者的习俗。今天，许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印第安人“本乡本土”的服饰实际上是16世纪西班牙的服装式样。大量的调和也造成——人们今天仍然能发现——墨西哥南部高原的天主教与玛雅礼仪的混杂物。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文化“净流”（net flow）的方向总是由强者流向弱者，但也不完全是单向的运动。欧洲人引进了烟草，这对他们没有多大好处，但他们也引入了印第安人的土豆与玉米，这使欧洲人获益匪浅。相互接触的两个社会在此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化，尽管程度和方式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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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说过：社会及其文化形成系统，系统某部分的任何扰动都会影响其他部分。在新的项目引入之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钢制的斧子使某些南美印第安人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点缀和强化他们的仪式生活；西班牙马的引入，则改革了西部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文化。然而所发生的不只是传播及其影响，相互接触的群体形成一种彼此联系的结构，后者又修正并改变各个社会内部的关系。再者，群体的生态适应性可能会有很大的调整。文化的接触通常由作为各自社会代表的个人作为中介进行。政府官员和传教士在这一意义上扮演了作为“文化经纪人”的重要的“边界角色”，但往往是由商业和劳动建立起最普遍最强大的联系。如我们所指出的，非工业化世界的人民是西方产品热切的消费者。在过去时期是钢斧实用的诱惑力，在今天则是半导体收音机的魅力，后者较之前者毫不逊色。人类学家坎德拉里奥·萨恩斯（Candeclario Saenz）报告说，一个图阿雷格铁匠居然还拥有一架电视机，在撒哈拉沙漠腹地有可能通过卫星的转播接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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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东西都必须是买来的。文化涵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在社会与生态上的结果是什么。北美印第安人做毛皮交易，他们的亚马逊河畔的同族们则采集野生橡胶。太平洋上的岛民在椰子园里操劳，西非人则种植可可。他们以这种方式获得制成的商品，但他们也建立了对白人商人与雇主紧密的依赖关系，并且改变了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活动。对可供上市物品的需求引起极其微妙的生态关系的变化。加拿大阿尔衮琴人（Algonquian）、阿塔巴斯卡人（Athapascan）和印第安人为哈得逊湾公司猎取毛皮，他们扩展了布设陷阱路线地域的所有权。印第安人的生活与社区的核心终将转向以商业为中心，原始时期的小群组织相应地削弱了。在南美，许多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对商人已是负债累累，不得不努力去采集更多的橡胶，而因此又误了农时。生态的重新适应极大地改变了初民社会系统，个人经商最终具有瓦解公社式相互依赖、腐蚀合作群体功能的效应。说到底，文化涵化过程用不了多久就会使初民文化寿终正寝，世界上的所有人民将日益走向大工业社会的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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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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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涵化的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使注意力从初民社会移向复杂社会。美国人类学家E．C．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和露丝·邦泽尔（Ruth Bunzel）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美洲印第安人中进行研究。后者尽管差不多仅能维持生计，但也生产少量剩余物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参加到由他们民族组成的政治系统中。对这种“农民”社会的研究使人类学面临现代社会的问题。如同初民社会，农民们也被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家的政治轨道之中，正在丧失其半自主的地位。农民在法国、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日渐消失，那儿农活越来越机械化，需要资本与贷款。随着农场规模增大，农场数量日少。现代的法国“农民”或许有一台拖拉机、驾驶卡车、观看电视、向农业发展咨询专家请教，同时又密切注意共同体市场的农业政策。他们的生活与不到半世纪之前的那种简单的耕夫生活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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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而生产专供销售的作物易于使农业趋于单一化。曾经几乎供给他自家全部食品的农夫已经成为现代的农民，他只种单一的作物，而在超级市场购得他的大部分其他食品。农场的专门化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就极其脆弱。在境况恶劣时，农民可依靠他自己的资源，但今天的豆农和甜菜农都依靠政府的价格支持，处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控制之下。农民已被他无法理解、难以支配的力量逐出半游离状态，永别了他那自给自足的生活，不管愿意与否，均成为国家经济和政治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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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称的现代化过程给农民带来的创伤几乎不亚于初民。人们曾经采取了种种措施试图缓和这一转折。援助非工业国的国际项目向那些地区派遣了以新的农作物和技术武装起来的农学家、饲养家畜的专家、医务人员与卫生专家、筑路工人甚至人类学家。后者，即“应用人类学家”通常负责提出建议，使人们容易承受所面临的转变。应用人类学家在促进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其他一些项目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总的效果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人们先不问他们是否应引进某项革新，但在之后却又要他们去研究引进了这些项目的后果，而纠正这些后果往往已是为时过晚。然而人类学家却为制订计划与政策者提供了极重要的信息：人类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系列对于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期望、计划或预料的后果。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既是历史的牺牲品，又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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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全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援助项目与应用人类学正淹没于这一浪潮之中。农夫的桃花源被新的道路与机场划得支离破碎，他们的视野开阔了，教育则使他们的被剥夺感更为强烈，由于大众传播，他们的文化也接近了全民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着手研究农业公社，就好像它们如初民社会——只有极少数完全与世隔绝——那样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社区生活的结构与社会变化的方向，部分地决定于城市和国家政府的行为和政策。于是，对农业社会的研究就成为对于社会变化本质的更普遍之研究的一个部分，成为理解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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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已扩展到乡村，而乡民也进入城市。在货币经济中受到付薪劳动的诱惑，不发达国家中农村的高出生率，以及农场的合并与机械化，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使农民离开不能再养育他们的土地而涌入城市。20世纪40年代后，人类学家也偶尔研究过城市，但在接触到城市中农村移民的苦难后，就开始了更为协调一致的研究。近年来，人类学家在那些定居于城市的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工作，这些居住区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族群和应有尽有的都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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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拥有大量人口、内部错综复杂的大型社会，就必须采用许多社会学方法，以保证资料的确切和典型性。在英国的人类学家中，方法论和理论同样服从于具体状况和研究的课题。功能主义一刀切的社会系统界限，并不适合于分析加丹加的铜矿或赞比亚城市中的工薪劳动者。曾经是严格的固定不变的方法论由此引起根本的松动，变得灵活、不拘泥。研究者的关注点由稳定的封闭的社会系统移向“社会场”或“社会域”（arenas），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更多地涉及人际关系网络，而不是清楚划界的团体。“网络分析”旨在通过理清各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使各种关系线路能涵盖所研究的全部人口，或至少对于解决某个问题所必要的那部分，由此来描述社会关系。正如所研究的群体没有确定的边界一样，方法论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封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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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类学的一项发现是，原来来自农村的人们常常在城市中聚集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保持他们原有的价值观、语言和习俗。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提出一个恰到好处的词汇“都市村民”，来描绘“城市街区”（city neighborhoods）内向与自我封闭的程度。任何纽约人、芝加哥人或波士顿人从自己的经验中早已知道这些。居住于陌生大城市的人们会在大众之中形成小小的“岛屿”，岛上的居民互相熟悉，懂得彼此的语言和价值，并且能形成小小的社区。于是他们就在熟人中找到了爱、友谊以及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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