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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学与语言学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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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人类标注天体位置的地图要比记录地球的地形图早很多,是最古老的地图。然而,我们使用地球的地形图却已长达数千年。这些记录地形的地图有许多优点,但最根本的一个优点,大概是它能帮助我们行走在不熟悉的地域中,而不会迷失方向。像这样,这些地图充当知识传送的通道,帮助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如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表达随处可见:无论是在我们的车里,还是在我们的电话中,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脑海中。但有时,这种表达会让我们陷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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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美国,但在5岁时,全家就搬到印度生活了几年。结果,我在印度度过了我早期的学校生活,而在九岁时我又回到了美国。当在美国重新上学时,我遇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所有进入或重新进入一个不同国家接受教育的人都能遇到的,无论是社会上的问题,还是学业上的问题,又或者是文化上的问题。可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些貌似不在这些范围内的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苦苦思考那些对我来说似乎毫无意义的事情。简单地说,为什么在美国,没人知道印度在地图上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我几乎度过了5年时光的国家里,它的地图被悬挂在墙上、出现在教科书上、印在教室的地球仪上,似乎这个世界正如我之前所看到的那样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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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极限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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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设想一下,如果你来自美国,你首次去欧洲或亚洲旅行,却发现那里的每个美国地图都没有画出佛罗里达州,或可能是得克萨斯州,又或者是缅因州,但那里的人几乎不会因此而感到困惑或困扰。而在我的情况中,美国的印度地图里,印度北部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却似乎没有被画出来。这在我看来是十分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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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终于明白产生这种认知的原因了。世界上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认为,印度所称的“查谟-克什米尔邦”包括很大一片区域,这片区域(克什米尔)是一个争议地区。而问题就产生于此。当然,每个印度人都知道克什米尔地区存在争议,关键是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认为克什米尔就是争议本身。之后,我意识到另一个卷入克什米尔争端的国家——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人们平日所看的地图也许又是另一个版本,和我在印度所看到的大相径庭。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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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并非特例,即使近年来,世界变得更加扁平化,各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增强,可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做出什么行动来改善这一问题。2010年,《华盛顿月刊》刊发了一篇题名为《不可知论的制图学》的文章,文章中简单介绍了作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地图应用之一,也就是谷歌地图,是如何决定世界的面貌应该是怎样的。其中,有一则故事讲到,由于技术上的问题,谷歌地图将中印的争议地区(藏南地区)划分给了中国,随着对这一事件的深入了解,作者揭露出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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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为中国用户单独订制了一个地图网站,网址是ditu.google.cn。这个网站即使在强大的中国防火墙下也能正常运行。这不单单只是中国做出的一次让步,实际上,谷歌的地图工具在一些特定区域保留了32种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适用于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并且每一种版本都经受住了对应国当地的法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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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谷歌于2005年首次启动地图应用程序时,它向世界宣称:“我们认为地图可以变得既实用,又好玩。”然而有时,结果往往是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当然,这一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地图本身。人们从制图学中了解的真相与人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的“真相”是一致的;人们总是无意识地或无明确意图地用一种自私自利、身份保护、文化复制的“有色眼镜”去审视那些实际上心怀善意的人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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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各方人员,从他们记事起,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只要他们任何人曾翻开过一本书、打开过电视、听过演讲或拿起一份报纸,他们各自再现现实的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甚至是互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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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语言的案例来说,古巴导弹危机由于经常在政策制定者、领导人和谈判者的课堂上被提及而被这些人铭记于心。重要的不仅仅在于为什么我们会记住这个危机,更在于我们是如何记住这个危机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将这场危机称为“古巴导弹危机”?为什么不用其他名称来称呼这场危机?如果将这场危机改成“加勒比危机”会怎么样呢?或者,打比方说,将其称为“十月危机”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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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古巴导弹危机”比另外两个名称更为生动——至少,这场争端与古巴的导弹有关。但是,也许这个故事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呢?我在上文提到的那两个名称既不是我随机选的替代名称,也不是我自己随便创造的名称。你觉得这些名称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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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名称均是其他国家用来称呼同一个危机的。在俄罗斯,同样的危机被称为“加勒比危机”并为人们所铭记;而在古巴,则变成了“10月危机”。这些不同的名称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同一危机的不同叙述手法。从苏联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古巴导弹本身,而在于古巴导弹只是冷战冲突大背景下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因素,比如美国在土耳其布置的导弹、越南的冲突升级、柏林的紧张局势等。实际上,在那一时期,苏联和美国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多重危机,而古巴导弹危机仅仅是发生在加勒比海的一场危机。与此同时,从古巴的角度来看,古巴与美国几乎每个月都会爆发一次危机;而这场危机是“10月危机”,它区别于其他发生在1月或2月,甚至是一年中其他月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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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判者不去试图理解谈判桌的另一方对于冲突的看法,谈判者就很难有效地处理这场冲突。实际上,肯尼迪总统要想最终和赫鲁晓夫总理达成一致,他站在苏联的角度去看待这场危机是十分必要的,他需要明白苏联之所以在古巴布置导弹,与美国在土耳其布置导弹给苏联带来的威胁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在冲突的时刻,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必要去理解双方互相对立的想法。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铭记、记录和诉说过去发生的冲突,而对这些不同方式的理解,同样能帮助我们在冲突发生时能先发制人。当先发制人的战略实属不可能时,对对方想法的理解至少能够使发生龃龉的谈判双方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多一些谦虚谨慎和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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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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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穷其一生来追求真理时,他们开始相信那些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是无能的、无知的或者是不怀好意的。然而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对方只是被洗脑了,而我们也是如此。人类的身份认知和利益界定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这能解释不仅在国家之间会存在深刻的冲突,就连执政党与在野党、不同的宗教信仰、反对人工流产合法化和支持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双方、工会和管理层,甚至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实体之间都会出现敌对与分裂。在所有这些情境中,每一方都会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崇高的、道德的,而用怀疑和嘲笑的眼光去看待对方的立场。这种差异会一直存在,而且还会不断扩大,因为谈判的每一方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符合自身利益的是非标准来评判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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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既自然又正常的现象,然而不同民族间的冲突矛盾特征的界定往往蕴含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且这种冲突矛盾通常会持续数代。也许让任何一方排除或忽视来自家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无法向人们保证说自己可以不被这些影响所干扰。那些助长我们对其他人的恐惧和嘲笑的力量,同样能够激发起创造价值的活动。而文化自豪感和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所产生的舒适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价值创造的活动。目前我们可能做到的,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要能承认对方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去判断自己所在的立场,并且其背后的原因也和我们大同小异。承认这一点并非易事,但如果无法做到这点,就只会使双方的敌意不断升级,而距离合作共赢的目标却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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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都不试着去理解对方将各自的立场和行为变得合理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旷日持久的冲突将无法得到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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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神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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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时可能会遇到的障碍。为了能共同想出眼前众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双方领导人需要鼓起勇气和发挥创造力;同时,为了能有效推动和平进程,双方都要努力去接受对方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并且这些说法都是双方心中最珍视的部分。在以色列,被称为“独立日(Yom Ha’atzmaut)”的日子,在巴勒斯坦却被称为“浩劫日(Naqba)”。因为双方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历史事件,导致他们的说法会有所不同。此外,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持有相异的信念和想法:哪一国的人民在这一历史事件中遭受了更多痛苦,这片土地实际上应属于哪个国家,哪些权利是神明赐予的,还有哪些问题是应该谈判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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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总理要求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并且这是和平谈判的唯一前提。103 要想让一个人就他所认为最神圣的信仰或权利做出让步就已经很难了,况且还是在谈判还没开始时,就要求对方做出这种让步无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就算是日常生活中最寻常的谈判,举例来说,在商业纠纷或夫妻争吵中,即使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过错方,要求对方首先做出代价高昂并且无法挽回的让步是最无效的做法(比如,承认错误)。就算你计划在对方做出让步后,自己也做出代价高昂的让步,或者觉得只要对方做出了足够的让步,争执就能得到化解,其结果都会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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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好的结果是双方能顺利化解争执,而不用做出代价高昂的让步,但是想要得到这种结果却并非易事。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向对方提出这种让步的要求也不应操之过急。在武装冲突、商业纠纷和与家人发生的小争吵中,也许会有这样的时候,当一劳永逸地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变得不再渺茫,或者由于互相伤害的僵局持续了太长时间,谈判方将会对之前认为“无法予以考虑”的事情进行妥协,或者在之前被认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地方做出让步。但这通常都不是个好主意,而且如果你刚开始谈判时就要求对方做出这样的让步,还有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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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哪些是他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避免将其作为参与谈判的前提条件。他们或许愿意在一些曾经觉得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事情上与对方进行协商,但这也只有在他们看来有一个解决冲突的可行方法或能够实现重要目标时才会做出这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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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是先入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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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上众多旷日持久的争端,几乎每个民族和宗教派别都会要求对方承认他们的信仰合法公正。但他们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对合法性和公正性没有丝毫兴趣,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都被一一拒绝了。但我们不能只是因为对方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谈到对方的核心需求该如何被满足时,就质疑他们的品格或意图。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什么是罪大恶极或最崇高的道德使命,又或者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图书馆阅读的是哪本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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