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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170262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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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承认矛盾，为分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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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看清了谈话中呈现的不同价值观，接下来，你就要说明这些价值观如何导致了分歧，并且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一步骤需要你表现出更多的情感和真实，不过，这里也是最有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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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关心的层次模型（图4）。在冲突当中，我们常常会把整体和部分视作两个相互对立的点，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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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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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视角把价值观视作个体需要和集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取舍、权衡或选择。在这一权衡的视角下，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么保护自己开车、饮食、赚钱的自由，要么牺牲这一自由，成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素食主义者，只从非营利机构获取有限的薪水。这一情景是不是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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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妥协”了，也就是选择折中的位置（见图6）。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你用过效果不如传统产品的“绿色清洁产品”来擦拭浴室瓷砖吗？你开过油门踩下去，车速却迟迟上不去的“清洁能源车”吗？这两样东西，我们两个人都买了！（我们的浴室不像从前那么闪闪发亮，我们的混合动力车的性能只能说将就，但是我们对自己做出的妥协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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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考虑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权衡，我们能想到的最佳方式就是 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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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承认，过去的解决方案只是在逼迫对方选择这些价值当中的一种，或者迫使他们在这些价值中间做出妥协。如果我们只能想出必须做出取舍的做法、产品或策略，我们的谈话就只能在彼此拉锯中陷入僵局。我很可能会告诉你，你的需要应该满足到什么程度，此外的部分就应当放弃，以此来靠近我的需求。这样一来，我就掉进了自以为是的陷阱。所有的人都如此行事，分歧就成为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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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歧负责意味着，首先，你要回顾发生分歧的过程，证实分歧里确实存在一种妥协或零和游戏的潜在想法，以及导致了这一想法的价值观。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了自身的矛盾之处。如果给我机会，我会愿意在我的生活和所有人的生活，或者在我们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之间选择其一吗？坦白地说，我都想选，而不是去争论我想要这一个，不想要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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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我们自身的矛盾可能并不容易，你甚至都很讨厌“矛盾”（ambivalence）这个词。这个词来自拉丁语“ambi”（意思是“两个”）和“valentia”（意思是“力量”）。有时候，我们对矛盾的某一边过于倾心，同时把另一边看成错误，以至于我们需要深刻的反省才能看穿分歧本身。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看到两种价值观的可取之处，甚至是闪光点，并且承认我们对分歧的产生负有责任，那么结果就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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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层次模型是用来帮你看清和拓展你的视角的。它虽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模型，但它显示了如果你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你会经历哪些紧张和冲突。你能看出，你的幸福是所有人的幸福当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两者似乎也是彼此矛盾的。同样，我的成功和我所在组织的成功也是既密切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一旦我们看清了这些关系，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认识到，我们真正想要的解决方案会冲破固有的取舍和权衡，转而服务于双方的价值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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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170262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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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发现自我有助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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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性的谈话，我们要考虑我们的政党和意识形态所基于的“道德基础”，以此来进一步丰富关心的层次模型。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表示，人类生来关注6种道德价值，它们分别是关心、自由、公平、忠诚、权威和神圣。尽管自由派、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这些价值的看法和理解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但是其中的每一条都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人。于是，在谈论重要话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他们觉得什么价值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什么价值是最重要的？他们想保护谁的自由？我们想保护谁的自由？我们想关心或公平对待哪些人？我们要对谁表达忠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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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件事发生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克利夫兰市街头。就在唐纳德·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坐在一家酒吧里的欧文·施罗耶（Owen Shroyer）看见范·琼斯（Van Jones） 走了过去。施罗耶来自“信息战”（Infowars），这是一家宣扬自由意志主义和宪法主义、代表政治极右派的新闻媒体。琼斯建立了多家社会和环境正义组织，同时也是奥巴马总统在环保事务方面的特别顾问。此外，他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交火》（Crossfire）节目里扮演自由主义时事评论员。他们的相遇正发生在警方和抗议者在全国范围内就刑事司法制度里的种族歧视问题爆发冲突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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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耶和他的摄像师丢下咖啡一跃而起，冲到琼斯身边要求采访。琼斯一边躲避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激烈质问，一边回答了几个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在这当中，他多次表达了自身的矛盾之处，他和施罗耶的关系也变得亲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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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很好。我没有躲你，也没有不跟你说话，因为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去拿枪，你也没有去拿枪。我没有骂你，你也没有骂我。我们能来回辩论……事情之所以能这样，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你为黑人死在警车里而哭泣，跟我为那些警察死在那个恐怖而顽固的狙击手枪下而哭泣一样。如果你在那些葬礼上哭泣，我也在那些葬礼上哭泣，我们一起哭泣，那么我们就能找到一种方式来为我们的警察和我们的孩子谋求更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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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位领导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哪一个党派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国家一切都好，共和党就会抛一些东西出来。他们说：“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谁来付账单？”共和党人就是该问这种问题。共和党人问：“政府有必要这么做吗？”共和党人就是该问这种问题。民主党人说：“你见过只干能让公司挣钱的事情的国家吗？其他事情怎么办？”我们就是该问这种问题。我们问：“那些有可能被大多数人超越的少数群体怎么办？”我们就是该问这种问题……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联合起来的时候，共和党人谈论自由（liberty）、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和小政府；民主党人谈论公正，谈论少数族群该怎么办，谈论关乎所有人的自由和公正。这才是美国，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谈论自由，我就说你是种族主义者。如果我说公正，你就说我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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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最后，施罗耶转向镜头说：“老实说，我过去非常讨厌范·琼斯，大概在互联网上是这样。我现在要着眼将来，转变对他的看法。”随后，他建议琼斯做客“信息战”，跟自由主义者之外的听众谈谈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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