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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世界（第8版） [:170262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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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世界（第8版） 附录 关于“统计学中的争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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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议并没有大家一致认同的解决方法，我们的答案只包括应该纳入讨论的一些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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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是否应该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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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进行总统选举民意调查的人认为它会影响选民的行为。如果民意调查显示出一边倒的结果，选民可能就会决定留在家里，既然大局已定，为什么还要费神去投票呢？出口民调特别让人担忧，因为它是在选举结束之前就报告了实际的选举结果。美国电视台同意不在任何一个州提前公布他们的出口民调结果，直到该州投票结束。如果投票还没有结束，虽然电视台可能在当天下午就已经知道（或者认为自己知道）了当选者，但是他们只能在全国投票结束之后才能发布调查结果。即便这样，西部各州仍有可能在投票结束前知道（或者认为自己知道）结果。一些国家制定法律限制选举预测，法国规定在总统选举前一周，媒体不得发布民意调查结果，加拿大禁止在联邦选举前72小时发布民意调查结果。大约共有30个国家限制公布选举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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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行竞选前民意调查的理由很简单：民主体制不应禁止媒体刊登信息，选民也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毕竟一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即便不知道民意调查结果，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限制公布民意调查结果只会造成信息滥用。在法国，候选人仍在选举前的那一周进行一些不公开的民意调查（置信度较公开民意调查低）。他们会将结果透露给记者，希望能够影响新闻报道的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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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出口民调的看法是，它提供了检验选举结果的一种方法。如果出口民调和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就应该着手进行调查，这正是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的情况。是出口民调有误，还是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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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哈里斯在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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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在线调查使用随机抽样和概率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对象的回复进行评估，并通过招募的方式尝试建立一个小组（抽样框架）使其具有尽可能好的代表性。但是，该小组也包括了一些志愿者，因此会受到自愿回复样本的影响。此外，小组成员是互联网用户，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小组是否可以代表包括那些不使用互联网人群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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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鲁珀在其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的论文中指出的：“这与一个很大的由志愿者组成的小组被用于收集一系列大家关心话题的系统性信息的事实无关，就连这个方法的反对者也承认这个小组与其他基于随机抽样方法（特别是随机数字拨号）的数据收集方式相比，效果一样甚至会更好。这种说法认为这个小组不只是代表了互联网群体，它也代表了一般的美国公众群体。原因在于，加权方法在纠正由志愿者形成的抽样框架的缺陷方面是有效的。我们需要全面、开放、实证的评估方法，以保证它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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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珀的，这个评价已经超越了哈里斯在线调查能否提供有关清晰定义的总体——例如所有美国成年人——的准确信息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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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到底是不是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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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否应该要求保健品遵循与处方药同样的标准呢？这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因为自然物质无法申请专利保护。制药公司愿意花几百万美元做临床试验，因为他们可以为有疗效的药物申请专利。既然不能通过申请专利去保护一种草药，也就没人愿意付钱做临床试验。因此，在法规方面不必期待会有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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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声称银杏有助于（正如一家网站所说）“解决听力和视力问题，以及治疗阳痿、水肿、静脉曲张、小腿溃疡和中风等”。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包治百病的说法要提高警惕。从统计学角度讲，对于没有经过随机比较实验检验的说法要小心。许多未经临床试验的疗法无疑只是安慰剂，尽管它们可能对于很多人都有效——安慰效应很强。但要记住，这些方法的安全性也未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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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骨髓移植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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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疗法比标准疗法更有可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吗？我们并不确定，所以答案似乎是“不一定”。病人当然愿意尝试任何有可能延长自己寿命的方法，有些医生则愿意为病人提供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希望。病人不愿意参加有控制组的临床试验，因为他们可能会被随机分配到传统疗法组而非骨髓移植疗法组，由于招募实验对象不容易，要从这类临床试验得出结果需要耗费多年时间。在最先给出报告的5个临床试验当中，有4个结果并没有在骨髓移植疗法和传统疗法之间找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差异。另外一个结果虽然说骨髓移植疗法效果更佳，然而研究者很快就坦承自己“严重违反了科学的诚实和正直原则”。《纽约时报》更直言不讳地说：“他捏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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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情心的角度说，似乎大家都同意濒临死亡的病人可以尝试未经检验的疗法。但从理性的角度看，这样做会开启贩卖希望之门，而且会对真正有效疗法的发明造成阻碍。比如，对于患癌症的儿童，医生不同意对他们采取未经临床试验的疗法。结果在所有癌症患儿中，有60%的人参加了临床试验，这使得挽救癌症患儿生命的进展，比挽救成年癌症患者的进展要快得多。用骨髓移植疗法来治疗某种罕见的儿童癌症，很快就进行了临床试验，并被认定的有效的疗法。最早用骨髓移植疗法治疗乳腺癌的开路先锋之一，在看到更多证据之后承认：“我们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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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和大学一年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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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和用高中成绩预测大学成绩的效果差不多。把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和大学成绩放在一起看，效果会比只看其中之一要好。我们也看到，不论是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还是高中成绩，预测大学学业表现的结果都不算理想。高中成绩与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差不多的学生，大学学业的表现却常常大相径庭，因为读书的动力和习惯对大学成绩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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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把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当作是否录取学生的参考依据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他们不仅看重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还在意学生是否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就更好了，因为这种动机能让底子不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成功。关于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争论并不是对分数的争论，而是关于大学应该如何运用所有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录取学生，以及大学的招生目标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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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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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包含许多相互矛盾的数据，以及一些隐性因素。左翼人士想要减小贫富差距，而右翼人士认为有钱人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我必须指出，这牵涉重要的统计观点。图12-4和图12-5展示的是“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也就是每一年的所有家庭数据。如果追踪各个家庭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序列”（longitudinal data），可能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况。考虑一对已婚夫妇贾马尔和汤雅，他们先是半工半读，然后靠申请贷款攻读研究生。那时，他们属于收入最低的1/5群体。毕业之后他们的收入急剧增加，到40岁时已跻身收入最高的群体。因此，许多低收入家庭只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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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研究很费钱，因为必须追踪研究同一批家庭许多年。而且，因为有些家庭会中途退出，所以研究结果很容易有偏差。有一项关于所得税申报书的研究发现，在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10年之后只有14%的家庭仍然属于最低收入群体。不过，最穷的人根本不用申报所得税。另一项研究是以5岁以下的儿童为实验对象。分别从1971年与1981年开始的研究显示，出生于收入最低家庭的儿童有60%在10年后仍然属于最低收入群体。的确有许多人随着年龄增长而由穷变富，但也有很多人一直很穷。不幸的是，有许多儿童生在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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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枪支管制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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